早在2003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香港人比例就並不高，僅占29%。這一年，超過50萬港民上街遊行、反對第23條惡法。2012年，梁振英當選為香港特首，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的比例降至18.3%。2014年「雨傘運動」後，這一比例再次下跌，只有17.8%。直到今天，「11%」這個數字最終「創下香港主權回歸大陸22年以來最低」。

從這種形成了強大陣勢的決心來看，港府及其背後的中共難以指望著「暫緩」之後，還有東山再起的勝算。如果中共認為「強權暴力」也是一種勝利的希望，那麼香港於中共而言，就將成為一塊永遠都難以征服的地方。中共的失敗，從它使用暴力的那一刻起就已註定。

可悲的是，中國人為了看病，都要先被淪為騙子才行。想花自己繳納的保險費，卻要靠「騙」這種非法伎倆才能做到。中國人無法堂堂正正的花自己的血汗錢，歸根結底是因為欲將這些錢占為己有的中共利益集團，剝奪了他們享受國家保障以及民生福利的權利。沒有中共的貪，就沒有醫療機構的騙以及更多患者的被騙。

有數據顯示，「2017年收費公路通行費收入就高達5130.2億元」，但「每收入100元通行費，就得有145元用於還本付息、償還債務」。納稅人再次上繳的公路費不僅「完全不夠花，甚至不能還清債務」。對於不得不上高速的中國人來說，被收費的日子不僅「看不到盡頭」，還要再為ETC這種高科技支付方式買單。隨之而來的，或許就是高速費的上漲。

顯然，她所說的「我們與美國技術還差兩萬五千里」，其實不僅差在公司的創新能力、技術水平上；若往前追溯，就是差在學校的教育上。思考、創造、研發最離不開的，正是自由、寬鬆的環境。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大腦不被禁錮、思想不被壓制的自由。

一個「厲害的國」主辦「文明對話大會」，為何「應者寥寥」？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因為話不投機半句多、道不同不相為謀。掌握著由十幾億消費人口組成的龐大市場，中共卻宴請不來合作夥伴、交不到盟友，這種落差極大的結果只能說明，是中共的信譽和品性不行。

2015年，針對「如果你的國家被捲入戰爭，你是否會主動為國參戰」的問題，來自65個國家和地區的民調結果顯示，日本只有10%的國民表示「願意」，是民眾參戰意願最低的國家；而中國的這一比例卻高達71%。看來，對於戰爭所帶來的傷痛，中國人作為直接的受害者，所進行的反思倒還不如日本人了。

儘管這種永生永世的惡報慘狀不會讓活在地獄之外的一般人看到，但善惡有報的天理卻仍在我們的眼前以各種形式彰顯。人生在世，僅短短數載。這世報不完的，自然會留到下一世。人間報不完的，自然要留待天堂與地獄。更何況，「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才是智慧的萬全之策。

由於中共資本家們發起的「經濟掠奪」，中國人的「窮」似乎早已註定。但仍有不少人還未意識到，自己的窘迫也與陷入了透支生命健康、且盲目、低效的「窮忙」有關。更可悲的是，為了掩蓋中國經濟的虛假繁榮，維護自身利益，中共必將讓中國人繼續「窮忙」下去，決不會顧及老百姓的死活。

只要中共邪黨存在，中國人就將繼續為自己的沉默付出慘痛的代價，自覺不自覺地承受著因「助紂為虐」所招致的惡果。不制止中共的暴行，不解體中共這個邪靈，「活摘器官」不會停止。短短几年時間，「活摘」暴行已「深入尋常百姓家」，「活摘」罪惡已泛濫至全社會。當今的每一個普通中國人、每一個正常家庭都面臨被「活摘器官」的危險。

有陸媒公開承認，「今天的亞馬遜依舊是全球巨頭，體量相當於兩個阿里，今年年初，其市值就超越微軟，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因此，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為何稱霸世界的亞馬遜惟獨不能在中國的電商市場占領一席之地？亞馬遜選擇將中國的「第三方賣家」拒之門外，中共卻對「售假」這個關鍵原因隻字不提，可見其心虛、不老實。這也反映出，中共明知公然侵犯智慧財產權，將「假冒偽劣」產業化是一種無德、無良的行為，也要執意為之；即便全世界都對中國的假貨說「不」，中共也要將坑、蒙、拐、騙的行當繼續下去，將流氓當到底。

如今，中共連「自由」二字都不敢讓孩子看見，偷偷摸摸從字典里刪掉，只能表明中共對中國人渴望擺脫奴役、重獲自由的意願空前高漲而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中國人的覺醒已讓中共淪為了「鼠輩」，中共聞風喪膽，猶如驚弓之鳥，它離倒台的末日還遠嗎！

不難看出，非要將漢字簡化的決定似乎是臨時起意，且毫無原則，只是為了達到「簡化」的目的而已。然而，中華文字源遠流長，幾千年來都沒有哪個君王因嫌其繁瑣，而要去刻意改變漢字的結構與字形。

監管總局局長口口聲聲說，「學生和兒童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他們的健康是天大的事」，但為何孩子們每天在學校的吃食卻無法得到保障？且不論味道如何，就連「吃了不中毒」都做不到。既然領導們深知，對於學校的食品安全問題，「社會的容忍度為零」，那為何還要拿「萬分之二」的中毒發生率跟億萬父母、乃至整個社會叫板？

更令父輩們感到匪夷所思的是，這些90後們就算還不起，也還要借。儘管有人說，「90後的父母在替孩子還貸」，但官方數據顯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已從2010年的76.89億元持續攀升至2018年的880.98億元。這還不算深陷裸貸、套路貸之後無力還款的受害者。

在中共的高壓和洗腦教育下，中國人對自己內心的病態已渾然不覺，因此只能通過攻擊別人來獲取安全感。能鬥的根本無法自控，被鬥的時刻都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一旦受辱者內心產生了憤恨，也隨即會加入「鬥」的行列之中，成為「下一個發飆」的人。只要不活在新聞聯播、官方報告中，我們就會發現，國人內心的病態已積重難返。要想被治癒，惟有從精神上覺醒，即看清中共的嘴臉、掙脫被其打造的心牢。

萬變不離其宗，我們只需記住一點，用人民的土地來敲詐人民，將60%的稅費納入房價中的獨裁政府，是決不可能為老百姓著想的。那麼如今，政府「取消公攤」的真實用意又是什麼呢？若就地取材，從官媒分析的那幾條「取消公攤面積的意義」來看，幾位指名道姓的御用專家們的花言巧語、胡謅亂扯都不值一提，只有「此前業內」提到的「對未來房屋稅的出台進行一定的鋪墊」之說，不免讓人聞之色變、細思極恐。

2月10日，匈牙利總理公開宣布，「給予生育和撫養四個及以上子女的女性終生個人所得稅豁免；給予生育和撫養三個及以上子女的家庭250萬福林（約8825美元）財政補貼以購買一輛7座汽車，為40歲以下首次結婚的婦女提供1000萬福林（約35300美元）的低息貸款」。

中國人如今的生活水平，遠沒到能用紅包來衡量高低的程度，而只是停留在消費能否滿足人的基本需求上。在「基尼係數」高居世界前列的紅朝中國，人均700多元的新年消費也就意味著，有人能在除夕「下館子」，外出旅遊過年；而有人卻要勒緊褲腰帶、不敢多花一分錢。中國人的「平均消費」，就是將一小撮人的高消費與大多數人的低消費、甚至不斷降級的消費雜糅在一起、統計而來。

過年不講習俗，沒有年味兒，也就罷了。更讓人難以適應的是，僅有的「團圓」和「拜年」也越來越被「物質化」。連陸媒也發出了這樣的聲音：僅僅過個年，給孩子的壓歲錢、孝敬長輩的紅包、準備年貨等等就掏空了人們的錢包；不少人在期待著假期的同時，也開始擔憂；越來越多的人情往來，不僅增加開支負擔，更讓人們之間的交往多了一道形式，少了一絲真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