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中共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輻射北京多個城區的屠城慘案。
瑞士外交官長期獲得中共高層的信任,因此他們更容易接觸到政治局層級情報。從上述史料可以得知,1989年的「政治局匯款潮」是有備而來的沉船逃資移民計劃,是中共高層長期活在你死我活、魚死網破血腥內鬥恐懼下的本能反應。這點也與瑞士大使諾德曼在1950年代的觀察高度吻合:「中共政治局的本能反應是為最壞情況準備逃生口。」中共官員越高層,是越不信共產黨——這無異於對中共的絕妙諷刺。
「六·四」事件,是我心中無法磨滅的烙印。童年時,我曾在電視裡看到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勸學生回去的鏡頭,卻從未被告知第二天的血腥鎮壓。直到多年後,我才逐漸知道真相,才明白那些青年人不是「鬧事分子」,而是時代最勇敢的先鋒。中共用坦克碾壓人民的那一刻,早已昭示了它的本質——它不會改變,它只會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