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年間的江南，一畝官田要繳七八斗賦稅，而王府勛戚的千頃良田卻可以免稅。農民在稅存而產去的絕境中度日如年，權貴卻在有田而無稅的特權里花天酒地。這不是個別官吏的貪腐，而是一套被寫進章程、冠以合法名義的制度性安排。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斥：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句振聾發聵的...

當你看到三代人的持續榮景，先別高興，因為接下來碰到敗家子的機會是很高的。通常，敗家子的出現是因為前面三代人的努力，讓他一生下來就含著金湯匙，不需要吃苦，不需要翻身，也沒有重大挑戰在激發他的鬥志，他的經營能力顯然沒有受到真正的考驗，身邊的人都在拍馬逢迎，使得他很容易自我感覺良好，演變成自以為是，然後就出現重大誤判了。

在習近平治下，中國的治理邏輯已明顯從「發展型威權」轉向「防禦型極權」。維穩不再是手段，而成為目的本身；安全不再服務於社會運行，而凌駕於一切之上。政治權力進入一種高度緊張的狀態——對內恐懼社會，對外恐懼世界，對歷史、對人民、甚至對自身合法性都充滿不安。這種「草木皆兵」，恰恰是體制衰敗的前兆。

現代西方知識分子偏左，並非因為他們更善良或更愚蠢，而是因為他們所處的制度位置、職業結構、思想傳統和道德語境，共同把他們推向了左側。

歷史反覆證明一個殘酷的規律：真理總是走得很慢，謊言卻跑得很快。真理要求人們思考、承擔與改變；謊言則迎合恐懼與惰性，提供簡單答案，於是像詐騙一樣，在不同時代不斷得手。 然而，文明沒有因此崩潰，正是因為總有人拒絕沉默。從耶穌、蘇東坡，到索忍尼辛與黎智英，他們共同證明了一件事：說真話的人，也許會輸掉當下，但未必會輸掉歷史。

可以給出一個清晰、可防禦的結論性判斷：當一個政治組織通過控制國家機器，使反人類罪在「法律上不可被證實」，國際社會就必須在法理上承認：證據的缺失本身，已經成為證據的一部分。 建立外部證據認證機制，不是對主權的攻擊，而是對人類底線的最低制度性防禦。

對外摩擦，已經不只是外部博弈的結果，而是體制內在張力持續向外釋放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此次殲-15鎖定日機事件更像是一記「制度警報」，而不是孤立的軍事摩擦。它提醒外界，當前東亞安全風險的最大不確定性，並不取決於某一次行動是否「刻意為之」，而在於一個缺乏剎車系統的國家機器，正在被「必須強硬」的政治敘事不斷推向更高風險區間。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並不是一項激進主張，也不是對某個國家的敵對行為。它是國際社會對自身價值的一次檢驗。問題不在於世界是否有能力這樣做，而在於是否仍有意願承擔代價。 如果在證據已經如此清晰的情況下，反人類罪仍可以被擱置、被拖延、被相對化，那麼真正被宣判失敗的，將不是某一套制度，而是人類共同宣稱的文明底線。 制止它，不是選擇；不制止，才是選擇。

文明史給出了清晰的分野：凡是否認、遮蔽或僭越終極主權的國家,最終都無法真正尊重人的生命、財產與自由。不是因為制度設計不夠精巧，而是因為當國家竊取了原本屬於上帝的榮耀,人的尊嚴與權利，必然隨之被侵蝕。

2025年12月14日，香港民主黨宣布解散。在任何一個正常的政治體制中，反對派的存在，從來不是威脅。恰恰相反，它是一種證明——證明權力仍然承認自身有限，證明制度仍然相信辯論，證明統治仍然願意被質詢、被監督、被糾錯。而當一個政權不再允許反對派存在，它真正表達...

當地時間11月30日，瑞士在公投中以78%對22%的壓倒性多數否決了旨在對超級富豪徵收50%遺產稅的提案。這項由瑞士極左翼青年社會主義者黨發起的提案，原計劃對超過5000萬瑞士法郎（約合4.4億元人民幣）的遺產與贈與資產引入50%的聯邦稅，並將所得收入專項用於氣候相關支出（包括建...

大埔宏福苑於11月26日下午起火，隨後繼續迅速蔓延，最終升級至五級火警，七楝大廈熊熊燃燒。（吳銳略／大紀元）在YouTube見到柴靜訪問大埔火災的倖存者Lim，他們兩人全程都很冷靜，但我卻感到一種深重的悲戚。在宏福苑出生長大的Lim今年40歲，他的孩子也在宏福苑出生長大，他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