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往年祝福不同，習在最後居然祝願大家「皆得所願」。要知道，經過了三年疫情等許許多多災難，中國人業已認識到中共才是禍害中國和中國人的罪魁，因此「共產黨下台」等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之前的「白紙革命」中就有民眾公開喊出了這一口號，並得到很多人的響應。此外，4億多人的「三退」凸顯了中共是何等的不得人心。

歷史上的教訓一再告訴世人，瘟疫出現一定是有原因的，而且感染上瘟疫之人也都是有安排的，與地位、權力、財富根本無關。即便是再小心謹慎，上了瘟神黑名單的人都難以逃脫，只是爭個早和晚。而且不管人是否相信，世間的一切都是由神安排的，包括災難、包括人的生死。古代信神的人認為，人間的瘟疫本質上都是由神根據人間善惡來安排的，有時瘟神和疫鬼的出現會讓人知曉，以加深人們對此的認知。

孫春蘭之語無疑是做馬後炮，因為如果中共當局真的是「人民至上」，就應該在全面放開前，提前做好預案，擴容醫療資源，準備好充足的藥物；如果中共當局真的為百姓著想，就應該早早放棄核酸檢測，放棄建大量方艙，而是將有限的資金用在各種醫療資源和藥物上，用在保障易感老人們的健康安全上。

在記者的一再追問下，盧沙野指「外部勢力」是「外部反華勢力」，因為「這些人在社交媒體上蠱惑煽動」。比方說「白紙遊行」，雖然是白色，但也是顏色革命。因為白色也是一種顏色。「外部勢力則是要毀掉中國。」有法媒記者問道，很難理解在中國這樣一個受到嚴密監控的國家，外部勢力如何能夠介入？盧沙野並未就此回答，而是稱「這些勢力將中國視為他們的敵人和主要戰略對手」，他們「有國家也有組織」，中國的「反對派」並沒有那麼強大，尤其是在國外。

現年38歲的加拉格爾目前為眾議院軍事及情報委員會成員，對中共一直持強硬立場。他在接受任命後的聲明中同樣提到「美國最大的威脅是中共」，「中共持續犯下種族滅絕行為、掩蓋新冠病毒大流行病的起源、竊取價值數千億美元的美國智慧財產權，並威脅台灣。中國事務專責委員會將在一切變得太遲以前，以跨黨派的方式予以反擊。」

在曾慶紅的建議下，江利用美國與南聯盟戰爭的機會，對美國的示警置若罔聞，以期將事態擴大。果然，美國轟炸中國使館後，中國民眾群情激憤，江系支持學生抗議。國內外媒體對法輪功的關注也由此被轉移。在降溫後，江又以此脅迫其他常委掀起了鎮壓法輪功的狂濤。然而，二十多年的殘酷鎮壓並沒有將法輪功打垮，反而江澤民與中共在死亡的路上狂奔。如今法輪功贏得了世界越來越多人的尊敬，而惡事做絕的江澤民則死了，但其死亡也不可能一了百了，其罪惡將被清算，其也將遺臭萬年。

歷史上沒有一個酷吏是有好下場的。最典型的是唐朝武則天時期的酷吏來俊臣，為了討得初上台的女皇的歡心，他幫助其以殘酷的方式鎮壓那些異見者，從而引起了朝廷上上下下的憎恨，最終被武氏諸王斬殺，屍骨也被人們分之，其家族亦被剪除。應運而生的來俊臣自然也應運而滅。

聰明的大陸人並不氣餒，紛紛在社媒轉發一篇帖文：「習仲勛：應當允許人民講話」，傳遞不滿信息。習仲勛是習近平的父親，所發內容均選自《習仲勛傳》。帖文稱，關於民主和人民發聲的問題，習仲勛曾經有過明確的態度，並且不止一次的在正式場合下表明。如「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不管是誰說的，不管是什麼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實際的，都不能照搬，做錯了，都要糾正。」「應當允許人民講話，鼓勵人民去關心國家大事。」「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中共三年疫情的所為，不僅讓經濟凋敝，民不聊生，而且社會亂象紛呈，各種慘劇層出不窮。打著「江山是人民，人民是江山」旗號卻罔顧人們生命財產安全，行殘害人民之事的中共政權，真的以為靠著欺騙和專政機器就能矇騙壓服中國人嗎？雖然很多人沒有被逼到像鄭州富士康員工那樣奮起反抗鎮壓，沒有像南方某地民眾推翻警車，不能像藝術家們搞行為藝術表達不滿，甚至不敢上街遊行抗議，但「接龍拒絕隔離」以凝聚力量，達到互助守望，焉知不是另一種對中共說「不」？

北方發聲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張伯禮。針對防控二十條，張伯禮在11月14日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主要是：新冠病毒趨於穩定、毒力趨弱的概率大；病毒傳播更隱匿，但重症和死亡比例很低；新冠病毒群體免疫屏障基本形成；優化調整防控措施不是躺平。南方發聲的是中國國家傳染病醫學中心主任、上海防疫專家張文宏。11月18日，他在海口的一個博覽會上發表演說稱，奧密克戎病毒致死率已經非常低，雖然病毒的變異帶來的是一個極快的傳播速度，但在自然界規律發展下，逐漸進入穩定期，對人類的損害也在逐漸降低。

還有一類人也不希望結束，就是通過疫情獲取巨額收益的人，比如核酸檢測公司，生產核酸試劑的廠家，疫苗公司等相關生產鏈，以及和他們勾結的官員。要知道，全民核酸、全民打疫苗讓上述公司躺著都在數錢。幾千億的利潤怎麼可能輕易放棄？就在中共當局放開防疫措施後，有網友披露，有核酸檢測公司自己僱人給12345打電話，說不做核酸不放心。這套路夠深的吧。

一個早已浮現的線索指向十九屆中紀委第七次全會缺席的兩名軍方將領。根據當時官方公告，有4人缺席會議，兩個出事的地方官是今年4月離世的天津市委副書記、市長廖國勛及6月被查的中共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前書記、局長張務鋒，還有兩人一個是中共前武警總部政工部主任汪利平，另一個是今年3月卸任駐香港部隊政委的蔡永中。兩人都是60年後，都是少將軍銜，缺席的原因很可能也是「出事了」。

憤怒的杜金將罪責暗中指向了普京。他引用了英國人類學家詹姆斯·弗雷澤撰寫的《金枝》中的一個故事，即一位國王因為在乾旱期間未能祈求來雨水而被臣民殺死。杜金表示，「我們賦予統治者絕對的權力，讓他在關鍵時刻拯救我們所有人，人民、國家、公民」，如果不是這樣，統治者就會遭受和那位國王相同的命運。其似乎在暗示普京必須為敗退承擔責任。杜金的帖文很快被刪除，但其所透露的憤怒已被西方媒體捕捉到。有媒體指出，這是發生在軍方人士和普京在俄烏戰爭中分歧越來越大之後。

造成這種慘況發生的原因筆者認為不僅僅是嚴苛的疫情封控，造成民不聊生，消費欲望降低，還有一個更為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共二十大的結果以及隨後的公私合營、供銷社和國營食堂的捲土重來，以及北京高調備戰，徹底擊碎了國內外企業家的信心，對中國市場前景看低，對中國未來不看好。

未來，何衛東是堅持執行習的攻台命令，還是故作姿態，不時做些動作，維持台海平衡以自保，筆者並不知曉，但何衛東連升三級在軍中引發的不滿，以及軍中反戰和支持改革開放人士，未必不會在某個節點伺機而動。習近平二十大貌似收穫滿滿，實則在黨政軍都為自己埋下了不滿的導火線，只待什麼時候點燃。

公共食堂顯然是計劃經濟的產物，與供銷社密不可分。公私合營、供銷社、國營食堂死灰復燃，意味著中共正在走回頭路，意圖仿效毛時代，控制民眾的基本生存，而一旦習當局計劃完成，民眾將不得不像幾十年前一樣，為了有口飯吃，為了生存，拋卻自由、尊嚴、人格等。這絕對是個災難。

公開資料顯示，2021年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全系統實現銷售總額6.26萬億元，同比增長18.9%。其中，全系統實現農產品銷售額27591億元、日用品銷售額14925億元。而從供銷社數量來看，2018年新發展基層社一萬多家，2019年總數已達到3.2萬家，基本實現城鄉全覆蓋。截至2020年末，全國供銷社系統的連鎖配送企業有6697家，擁有配送中心10802個，發展連鎖、配送網點83.2萬個。

不無諷刺的是，大陸媒體2011年曾報導，目前紅旗街的水費早已不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因為紅色旅遊收入年平均在1200萬左右，而水費最多也不過300多萬。顯然，沒有中共的洗腦教育，紅旗渠的收入註定一落千丈。而面對這樣一個短命的工程，習近平卻在參觀完後指出，紅旗渠「記載了林縣人不認命、不服輸、敢於戰天鬥地的英雄氣概」，「要用紅旗渠精神教育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社會主義是拼出來、干出來、拿命換來的，不僅過去如此，新時代也是如此」。

讓中共恐懼的是，不僅中共的火箭軍基地處於美國太空軍監控中，中共的衛星、通信網絡、海底電纜也同樣遭到美國太空軍監控。這意味著，如果北京決意武力攻打台灣，美國太空軍可以在中共發射彈道飛彈時提前預警，甚至有可能在必要時摧毀中共的北斗衛星系統，關閉中共所有通信網絡，切斷海底電纜，讓中共火箭軍戰力大幅喪失。是否會如此，北京不妨掂量掂量。

1991年蘇聯解體時，信奉機會主義的蘇聯絕大多數官員選擇了旁觀，並接受了蘇共垮台的現實。就如早前習近平所感慨的那樣：按照黨員比例，蘇共超過我們，但竟無一人是男兒，沒什麼人出來抗爭。或許習近平也將看到，中共解體時，那些每天喊著「忠誠」的官員也大概率不會有什麼人出來抗爭，因為這些信奉機會主義的各級官員，包括軍隊將領一樣，一定會隨風而倒，絕不會站出來去捍衛這個黨，捍衛習，去做什麼所謂的「男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