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真正值得反思的,不只是群眾暴力、政治迫害與文化摧毀,而是它如何完成了一次政治秩序的重新編碼:以馬列主義確立唯一道統,以革命法則凌駕憲法與黨章,再由最高領袖壟斷「正統」的解釋權。於是,道統、法統、黨權與領袖權威合而為一,政治忠誠代替法律程序,革命真理取代天理人心。毛澤東藉此獲得幾乎不可挑戰的神聖地位,而文革留下的最深遺產,也正在這裡:一旦某種意識形態被規定為唯一正道,個人又成為正道的最高解釋者,制度就會退居其次,法律也可能重新服從於政治。文革式的大劫難,也就獲得了生成並不斷擴大的制度條件。
賴清德總統在發表中華民國113年國慶演說之後,台灣人民與國際社會驚呼不已、讚頌有加。台灣人民甚至發覺台灣有了一個升級版的總統,我則把賴總統稱為台灣版的雷根總統,因為,賴總統呼籲兩岸在氣候變遷、傳染性疾病以及區域安全進行互惠性溝通與合作,一如當年美國總統雷根致力於結束美蘇冷戰的和解...
北京當局修憲刪除國家主席任期上限,很多人認為習近平會尋求終身制,但也有不同觀點。香港《南華早報》3月14日文章說,為了讓中共領導層支持修憲,習近平可能不得不做出放棄終身執政的保證。不過另有分析認為,中共在喪失了道統和法統合法性的同時,習近平不拋棄中共體...
按照當下最流行的說法,蔣介石不僅將中華民國的「政統」(「法統」)帶去了台灣,還帶走了「學統」和「道統」。如此,「殘山剩水」才有了「大江大海」的氣象萬千。至少正統觀極強的蔣介石沒有忘記的是,還有一種「教統」也得帶去台灣,說人話就是,宗教大師們也和蔣去了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