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現全球性經濟危機，喜歡糾纏「姓社姓資」的人們又有了新的靈感，勾畫出一幅頗有意境的圖畫──「1949年，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1979年，只有資本主義才能救中國；198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社會主義；2009年，只有中國才能救資本主義」。
挺有意思。它們不是對聯，對仗卻相當工整。
不過，稍微推敲一下就更有意思了。其一，從1949年到1979年，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看來終究是未能救得了中國。從「社會主義救中國」到「資本主義救中國」，即使間隔著30年，這樣完全倒轉過來的轉換，也夠大的了──也許，應該想想其中未列出的兩個年份，即1959年和1969年，那是「社會主義」兩次把中國帶到了很荒唐的境地，弄得終於有必要請出一度被中國共產黨踩在腳下的資本主義來救中國。
其二，1979年中國被資本主義救了一把，那麼1989年的中國怎麼來救「社會主義」，以及後來怎麼再來救資本主義，就大有文章了。
■求助於資本主義
不得不求助於資本主義，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自然是十分尷尬的事情，那麼，就要儘量迴避，絕口不提，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搪塞。
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發動「社會主義改造」而中斷了新民主主義，從而放棄了非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實踐。這一變化，致使「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社會主義只有經過民主主義才能達到」這一完整公式，從中間斷裂開來，這就使得「社會主義救中國」成了一句空話。
然而，中共當時贖買了資產階級，拒絕了資本主義，畢竟還是無法完全取消市場經濟，只得容忍它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繼續存在。倘若中共建立的以行政命令主導的中央計劃經濟能夠爭氣，能夠顯示其「優越性」，那倒也沒什麼，對付「資本主義尾巴」應該不成問題。可是，經濟的活力偏偏不在行政命令和計劃那裡，而在企業之中。企業產權不清不楚，企業家的位置上出現的是一群聽命於上級指示的幹部，「螺絲釘」精神取代了企業家精神，缺乏創新衝動，缺乏支撐創新的體制，這樣的企業，只是計劃支配下的一部機器，自然沒有活力。
行政命令型的中央計劃經濟因為其排斥企業家、壓抑自由創新而先天不足，要尋求出路，就只有向市場化發展，於是，計劃體制下的企業，傾向於「利潤掛帥」的動作持續不斷，就象農民爭取承包土地的努力持續不斷一樣。這表明，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而它自發地趨向於資本主義的本性也難以限制。毛澤東發動政治運動，特別是「文革」，以對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改革浪潮，堅持了十年也未能成功，終究以失敗而結束。「繼續革命」激情消退，中共不得不順應潮流，實行改革開放。共產黨人喜歡說「歷史規律不可抗拒」，他們自己在市場經濟面前，也只得低下頭來。
只是，非資本主義的「第三條道路」的歷史性機會早已錯過，因為中共本身早已在其執政位置上官僚化，暮氣日益深重，而開創一條新路，則非有一個生氣勃勃的左翼政黨不可，就象北歐諸國那樣。即使「文革」那樣大規模的折騰，毛澤東說是「吐故納新」，其實也只能是打倒一批舊官僚而換上一批新官僚，無濟於事。
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為導向，那麼，要說是「資本主義救中國」也可以，但實際上是大打了折扣的。中共之變，不僅在於它突破其意識形態教條的束縛，更在於它放棄了「節制資本」，對「節制權利」卻不肯放鬆，而資本主義在其發展中，卻是離不得權利的，首先便是物權，或財產權。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不足，表現在官權壓制民權──西方社會中民權逐漸與資本對立起來，而在中國，它們仍都是以「民權」而對著官權。
這樣來看，資本主義究竟是否救得了中國，其實還很難說，因為官權很頑固，不願意把它那壟斷資源、控制市場之手縮回去。特別是，依恃權力而成長壯大起來的權貴集團已經在相當程度上成了氣候，愈益桀驁不馴，而官權越是強勢，它們越能夠呼風喚雨，當然就要竭力以維護「社會主義」的名義維護國有體制的支配地位，還要把民眾也拉來綁在它們的戰車上，表現出一種重演當年「文革」之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架式。
但是，儘管中共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包裝權貴資本主義，然而它悍然動用武力鎮壓本國民眾，比當年蘇聯糾集其華約盟國鎮壓「布拉格之春」，更為鮮明地表現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則實際上加速了國際「社會主義」陣營的土崩瓦解。所謂中國「救社會主義」，只是一個神話，其實質，是中國成為共產黨一黨專政的最後堡壘之一。
那麼，中國「救資本主義」，是怎麼回事呢？
■特殊的資本主義形態
德國人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認為它的基本矛盾是社會化生產力與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而民眾在資本主義占有制度下的相對貧困，致使生產相對過剩，周期性地出現經濟危機。英國人凱恩斯的理論體系，則以解決就業問題為中心，而就業理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由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構成，而「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引起消費需求不足，資本邊際效率遞減和流動偏好作用下，則使得投資需求不足，這樣，消費需求不足和投資需求不足，造成大量的失業，形成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而解決失業和復興經濟的最好辦法，是政府干預經濟。這兩位學者的理論體系完全不同，對「有效需求不足」的看法也不同，但在「有效需求不足」引發經濟危機這一點上，則有其共同點。
資本主義對付「有效需求不足」，先是所謂「人民資本主義」。共產黨理論家面對資本主義的這一發展很是不以為然，不遺餘力地批判，卻難以否認它對於資本主義的重要作用。《財富》1999年10月發表Andy Serwer的文章，作者寫道，「無論是好是壞（或是富是窮），我們正在迅速地成為股票商人的國家。……我們在這裡看到的簡直就是一場革命。幾代人以來掌握在紐約城一個小島上幾千名白人男子手裡的權力，現在轉到了每一個男人和女人的手裡。事實上，這種從華爾街到普通人的權力轉移，是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社會－經濟趨勢之一。它不僅改變著我們的投資行為，還改變著我們的工作與生活，當然，對華爾街的震動也非常之大。」這個變化的關鍵，是中產階級的成長，而民眾手中積累起資產性財富，信用基礎擴大，金融業也受到刺激。這就造就了一種以消費拉動增長的模式，同時，市場經濟全球化意味著消費與投資以及要素流動的全球化。這樣，在一國範圍內，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大為緩解，它要在全球範圍內才能更為深刻地顯現，乃至激化。在這一過程中，政府主要是履行監管的職責，而全球化的效應，則往往削弱政府的調控功能。
政府干預經濟，適應著壟斷資本發展的需要，以制約資本的自由發展，同時也得到經濟理論的支持，它就成長起來，形成了它自身的運行邏輯。它的一大發展，是福利國家，這對於消費需求會有刺激，對投資需求卻有抑制。福利國家體制在歐洲較為發達，在美國則阻力較大，然而在美國卻有所謂讓中低收入的人「居者有其屋」的追求。但是，這與「人民資本主義」卻大不相同。在政府推動下，這一追求極度放大，結果，伴隨著金融創新的潮流，「有效需求不足」的現實深深地藏在政府那「看得見的手」與金融衍生品五光十色的表象之下，人們對於全球性嚴重危機的醞釀難以覺察，事到臨頭則大罵金融業唯利是圖，政府干預經濟反而進一步顯示其正當性。
於是，滄海橫流，中國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大師，這時似乎更顯其英雄本色。
其實，在中央計劃經濟時期，中國就已經形成了高投資低消費的局面，那是以特殊形式展現出市場經濟中「有效需求不足」的常態。到了改革開放之時，市場化是大勢所趨，而政府卻趁此機會，將其自身的職責也儘量地推了出去，從而造成了一種極其獨特的「有效需求不足」格局。
更有意思的是，美國「高消費」背後有政府在興風作浪，而中國「低消費」背後，也同樣有政府的身影。對比起來很有意思：卡特政府和柯林頓政府是強迫金融機構不能因借款人種族、膚色、年齡、性別、宗教信仰、原國籍和身份差異而有任何信貸歧視，大開高風險貸款之門，中共及其政府，則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名義支持權貴，壟斷土地、壟斷能源與金融等行業，同時也遏制股市，最大限度地阻斷了民眾取得資產性財富的可能。
「左派」們指責說，改革放棄了「社會主義方向」，成為資本主義改革，才造成了種種的惡果。實際恰恰相反，乃因為市場化改革迄今未能突破「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束縛，才走上了絕路。
這個過程中，中共及其政府的手腕可以說相當高明。
在東方社會，治水歷來是政府職責所在，而現代社會，政府提供的公共品集中體現為社會保障體系，而在教育、醫療衛生等領域，即使推行市場化改革，政府也不能完全放棄責任。「左派」們批評土地承包，一大罪狀是農田水利基本設施逐漸荒蕪，實際情況卻是，政府在土地承包之際無法再繼續指揮農民種田，就把治水等職責也一併放棄，致使承包土地的農戶難以抵禦天災。同樣，「左派」們怪罪教育、醫療的所謂「過度市場化」，對政府壟斷醫療衛生資源視而不見，而政府壟斷實際上造成了醫務市場和藥品市場畸形發展，嚴重扭曲了醫療衛生事業的機制。
社會保障體系是更大的問題。有分析指出，中共推行國有化，它對民眾的基本承諾就是提供社會保障，但是改革開放之際，中共卻背棄諾言。計劃體制下的福利大打折扣，適應於市場經濟的保障體系也因為缺乏財政支持而遲遲不能到位，而其財政力量仍主要集中於國有經濟的建設，要投資新項目以增大國有資產份額，要支撐國有企業以使其在競爭中處於特殊地位。這樣，造成了極其嚴重的社會問題，民眾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性急劇增大。
改革開放30年，中共及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鬆了對於經濟自由的控制與束縛，為經濟增長創造了條件。但是，經濟增長實際上體現著企業的活力，而中共及其政府卻毫不客氣，將經濟增長作為功勞全記在自己的帳上，而它對於提供公共品的失職則儘量加以掩飾。別人的功勞是它的，它的過失就怪罪於「市場化」。財政缺錢時是如此這般，財力雄厚時仍是這般如此，「再窮也不能窮教育，再苦也不能苦孩子」之類的漂亮口號，如今已成為中共及其政府之「假大空」的絕妙寫照。
林彪集團批判毛澤東專制，指責其造成了「國富民窮」，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其實就是「有效需求不足」，且類似於資本主義初期時的狀況。改革十多年後，這種「國富民窮」狀態即再度明顯起來。看得出來，市場化改革對它的否定相當短暫，而它能夠扭轉局勢，造成「否定之否定，則相當強勁。
不過，可以看到，「人民資本主義」其實已經在積蓄力量，對「國富民窮」狀態的意識也逐漸清晰起來，連極力庇護權貴集團的中共，也不得不在其正式文件中正面肯定人民群眾「財產性收入」的正當性。那麼，就是說，「資本主義救中國」走了30年，已經走成了一種趨勢，其中的關鍵是，中產階級正在出現──儘管還很模糊，然而它畢竟是在出現。
在這個大趨勢面前，中國共產黨要救它的「社會主義」，或者要「救」資本主義，表現得很強硬，對別人的批評甚至罵出「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的話，倒也不奇怪。「吃飽了找事干」，體現著全球性的大趨勢。中國人「吃飯問題」一再地被宣揚是「基本解決」，且一直保持在「基本解決」的狀態，於是國富而民窮，至少是未富。這樣的狀態要是長久地拖下去，當然難免中國人自己也要「找事干」，也要站起來「對我們的事情指手劃腳」，這不是挺可怕的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