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他說：「實在沒有別的選擇，我的個性沒法讓我放棄追究真相、說出真相，這是我的宿命，我認了。」真正的史家風範正是這樣：著書不為稻粱謀，只為實踐學術良知：還原歷史真相，哪怕撕破皇帝新衣。



中共黨史、毛澤東研究專家，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2011年12月26日在南京病逝，57歲

江南的冬天，陰沉沉地冷。北來的寒風傳來了噩耗：高華教授在12月26日的深夜，悄悄地走了。

消息是那樣的突兀，讓朋友們猝不及防。高華的病已經多年，每一次的病情加重，都被他的堅強與樂觀超越，以至於我們都相信奇蹟會一再出現，頑強的生命意志能讓他走得更遠。


病榻中的高華，總盼著再去一次台灣，說是去治病，但我猜，恐怕他想在來日無多的生命里，去台北會會老朋友，看自己所愛的寶島最後一眼。朋友們因此還為他募捐，祝福他在來年的開春一遂宿願。但是，春天尚未到來，高華卻倒在凜冽的冬寒之中。

高華兄，難道你真的走了嗎？

我已記不得第一次見到他的情景，真正深入的交往，也是從一個寒冷的冬天開始。十一年前，一幫在絕望中彷徨的學界朋友，決定參照《劍橋中國史》的模式，攜手重新書寫中國的近現代歷史，這就是後來出版的《中國現代化史》第一卷。二十餘位作者之中，來自南京大學歷史系的占據了四位，這都是高華熱情推薦的。從此寧滬之間，常來常往，有了密切的互動。

這個時候，他研究的雖然是國民黨的黨國體制，但真正的興趣卻是20世紀的中共革命。他的父親在1957年被劃成右派，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令他從孩童時代就蒙下了陰影，早早被打入另冊，考取外國語學校卻被拒之門外。「文革」之初他親眼目睹父親因躲避殺身之禍而離家逃亡，家門口貼滿了捉拿父親的通緝令。


家與國的命運如此殘酷地糾纏在一起，使得他從小就對政治充滿了好奇與敏感。當「文革」的陰霾終於散去，國家恢復高考之後，高華報考的第一志願便是南京大學歷史系。他要從詭秘的政治風雲之中捕捉孩提時代一直籠罩在心頭的疑問：20世紀中國的歷史悲劇，究竟淵源於何處？

高華成長於思想解放的1980年代，他的骨子裡也滲透著那個時代中國知識人獨有的精神氣質，即對中國歷史與現實大問題、大命運的刻骨銘心之關懷，這種關懷與生俱來，深深鑲嵌到血脈之中，是那代知識精英中安身立命之所在。作為歷史學者的高華，由此而自覺一種歷史的擔當：像太史公那樣，秉筆直書，為後人留下歷史的真相。

差不多從1980年代後期開始，他就默默地收集資料，為一個宏大的寫作計劃作艱苦的準備。稍微懂一些時務的歷史學者，大多會自覺或不自覺地迴避革命史的研究。因為按照標準尺度寫作，會違背學術的良知，而一旦說出歷史之真相，不僅發表困難，而且還可能有不測之禍。


當年的高華不是糊塗之人，也非莽撞之輩，他非常清醒地意識到，自己正從事的，是一個在世人看來屬於高風險、低收益的研究，很有可能一輩子躺在抽屜裡面，藏之名山，即使發表了，不僅於職稱晉身無補，還會帶來無窮麻煩——後來證明果然如此。

他曾經有過猶豫，也與我吐露過內心的天人交戰，最後他說：「實在沒有別的選擇，我的個性沒法讓我放棄追究真相、說出真相，這是我的宿命，我認了。」魚骨在喉，不吐不快；


不為稻粱而謀，超越一己之功利，漠視世俗之利害得失，只是為了實踐內心的學術良知：還原歷史的真相，哪怕撕破了皇帝的新衣。

歷史學從來不是一門純粹的技藝，缺乏生命和社會關懷的乾嘉考據只是史學的末流。高華在精神上所繼承的，是從司馬遷到司馬光的史家傳統，這種傳統是史學的，又超越了史學，自覺擔當起天下的重負，為民族的未來發展提供歷史的正當性。


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末，差不多十年寒暑，高華都沉浸於此，無法自拔。他從各種公開發表的檔案文獻、日記、回憶錄當中反覆爬梳，回味思考，逐漸整理出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一個巨大而複雜的權力網絡。他對人脈細節爛熟於心，猶如自己家族內部的典故。


1999年他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恰巧劉小楓、錢文忠和我都在那裡。每次聚在一起，大家最期待的節目，就是請高華為我們擺龍門陣。我們有無數的問題要問他，他似乎百問不倒，每次都用生動細緻的史料為大家一一解惑。那些歷史記憶就駐紮在他的心裡，信手拈來，皆成痛史；猶如老樹上的年輪，斑駁離奇，又歷歷在目。

雖然高華爛熟史料，但他並不認為個別的史實能夠代表整體的真實。我最敬佩高華的，是他的貫通能力，擅長將支離破碎的個別史實，編織成一個個令人信服的歷史圖景，從複雜詭異的權力表象，洞察背後的深層邏輯。


一個能夠將歷史讀通的史家，才是一個真正的大家，一個有智慧、有深度的知識人。我常常驚嘆他不曾有過從政的經歷，也非貴族後裔，何來如此老辣的內幕觀察。我以為，除了掌握大量史料之外，他的天才想像力和對人性幽暗的敏銳，亦是不可缺少的助力。

我與他關懷相近，亦常常有熱烈的爭論。相比而言，作為政治史家的他，注重的是英雄豪傑「王」的面相，而作為思想史家的我，更偏好「聖」的一面。聖與王、神與魔之間，既是一念之差，又同為一個角幣之兩面。


爭論的結果，我常常從高華的魔性分析中所得甚豐，他也承認豪傑有其聖的另一面。事實上，早在1980年代，他參與翻譯的墨子刻先生的《擺脫困境》一書，對此已有深邃的分析。不過，以其對家國歷史的沉痛反思，他擱不下歷史魔性對中國的摧殘，畢其一生與其奮戰，直至生命的最後一刻。

不要以為高華是一個無畏無懼的戰士，其實他像大部分中國書生一樣，有自己的畏懼，也有一己之顧慮。但在種種糾結之後，他選擇的依然是直行，是對良知和歷史的擔當。這擔當因為有畏懼和顧慮相伴顯得格外的沉重。我敬佩他的，並非英雄式的義無反顧，而是凡人意義上的自我超越。


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價，依然在掙扎中擔起重負。世人皆道無知者無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選擇了咬緊牙關前行，反而顯出中國知識人的書生本色。書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愛的迂腐，明知有苦頭要吃，仍然不像聰明人那樣識時務者為俊傑，而是傻傻地執著於內心的真與學術良知。

正當高華的研究進入佳境，癌細胞卻一步步地吞噬著他的軀體。他一次又一次地被病魔擊倒，卻一次又一次地站起來——不，即使他躺在病榻上，在精神上也從來沒有倒下過。


他的樂觀、堅強和生存意志感染了每一個去看望他的朋友。一個星期之前，見到他的朋友向大家報告的，依然是「精神狀態不錯」的好消息，以至於我們都錯以為還有下一次再見的機會。然而，就在2011年即將翻過的時候，他驟然而去，決然告別，將自己堅強的微笑留到了最後。

生命如櫻花一般短暫，人們總是在追求某種永恆，佛教徒超越輪迴，基督徒洗滌與生俱來的原罪，而儒家所追求的，乃是歷史中的不朽。


對中國知識人來說，有一段留得下來的文字，有一種讓後人嚮往的精神，有一縷超越時代空間的情懷，那便是不枉此行的人生了。高華兄，你做到了，你對得起你的一生，我們為與你同屬一個時代而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