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粟、徐悲鴻為何「交惡」＊阿波羅新聞網

劉海粟與徐悲鴻在中國畫壇均享有極高聲譽，他們在求學經歷、教育主張、性格特徵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處，二人為何「交惡」？

「中德展」與「中法展」

從1931年9月18日劉海粟歐遊返國，到1935年7月劉海粟赴歐巡展歸國的三四年間，徐劉二人糾纏、較勁於赴歐巡展一事。

歐洲考察時的劉海粟

這兩個巡展無論籌備經過、巡展時間、巡展地還是參展畫家等，較多重迭，較為混亂。徐悲鴻於1933年1月28日離滬赴法舉辦歐洲巡展，1934年8月17日返抵上海，歷時一年半余；劉海粟於1933年11月13日離滬赴德舉辦歐洲巡展，1935年7月初返滬，歷時約一年八個月。

除了時間相錯約一年之外，二人赴歐時長差不多，赴歐目的相同，展覽規模類似，各地媒體關注度和評價相近，巡展地有部分重迭。因劉海粟巡展的首展和重頭戲在柏林，故可簡稱「中德展」，同理，徐悲鴻的巡展可簡稱「中法展」。

劉海粟動議和籌備早於徐悲鴻

雖然劉海粟赴歐晚於徐悲鴻，但其動議和籌備工作均早於徐悲鴻。1929年，劉海粟受教育部派遣，以政府考察員身份考察歐洲美術教育和推動中西藝術交流。他於該年3月16日抵達巴黎，除了被巴黎藝壇的自由氛圍所吸引，還對歐洲藝壇看待東方藝術「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國」的認知深有感觸。

徐悲鴻在歐洲籌備巡展

1931年3月，劉海粟受邀赴德國法蘭克福中國學院講演和舉辦個展，德方反響熱烈——德國政府恰於該年1月在柏林國立美術院舉辦了大規模日本現代繪畫展，對東方文化熱情高漲，擬再舉辦中國畫展，並願意與中國政府各負擔一半的經費，於是很快組成了中德雙方政府級別的組委會。但劉海粟歸國之日恰遇「九一八事變」，政府一時無暇顧及藝術之事。直到1932年8月6日，中方籌委會在上海開第一次會議，推蔡元培、葉恭綽、陳樹人、徐悲鴻和劉海粟為常務委員，以蔡元培為主席，開始籌備一切。

劉海粟在歐洲巡展期間創作的油畫《朝》

但與德方按計劃行事的作風不同，中方的工作始終在敷衍和消磨中低效推進，且在所聘委員形同虛設、秘密包辦式遴選作品以及草率的工作作風等方面一直受到輿論的質疑甚至抗議。好在1934年1月20日該展在柏林普魯士美術院開幕時，包括各國大使在內的四五千人到會，堪稱盛觀，總算為國家掙足了面子。展覽不僅獲全德各報的一致稱揚，且引來德國其他地區和歐洲各國的注意，巡迴展覽前後共13次。

劉海粟此行以1935年6月30日抵滬而結束，並得到政府「對於歐洲學術界影響之大，震撼之深，前所未有，賢勞卓著，載譽東歸」的評語而畫上完滿的句號。

「啟事大戰」

徐悲鴻在「中德展」籌備之初是有所參與的，而且此前似也未有赴歐巡展的切實準備。很可能是「中德展」國家撥款的扯皮拉鋸和進展遲緩的籌備工作，令其失望，從而加快步伐，力爭趕超「中德展」，搶占中國現代繪畫的國外首展之功。

1933年，徐悲鴻和留法學生合影

當然，另一個觸發徐悲鴻分離出去的原因顯然是徐劉的「啟事大戰」：1932年10月15日，上海市政府主辦「劉海粟歐遊畫展」開幕，此為政府出面為個人辦展之首例，上海市市長吳鐵城撰序，並於10月26日展覽結束後出面大宴賓客以慶祝，極盡高調，本就容易招致同行反感，恰在此時，《新時代》1932年第三卷第三期刊登曾今可撰文《劉海粟先生歐遊作品展覽會序》，中有「國內名畫家如徐悲鴻、林風眠……都是他底學生」之語。這成為導火線，引起徐悲鴻強烈反應，於11月3日在《申報》刊登《徐悲鴻啟事》，申明自己不是劉海粟學生，並譏上海美專為「野雞」學校。11月5日《申報》刊登《劉海粟啟事》以回應、《曾今可啟事》以辯解。11月9日《申報》再登《徐悲鴻啟事》再次重申和回擊——這一波「啟事大戰」引來無數圍觀和議論，成為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著名口角之一，更是徐劉徹底決裂的關鍵點。

徐悲鴻赴歐巡展的「底氣」

1926年冬，徐悲鴻曾帶部分作品赴里昂，中法大學特辟一室陳列，意外獲得里昂人的讚賞；1930年夏，好友謝壽康往任駐比利時使館代辦，曾攜徐悲鴻作品40餘件在布魯塞爾展覽，不僅大賣，而且引來比利時王后前來參觀。這兩次「試水」經驗使得徐悲鴻深感文化宣傳的吸引力，並成為他赴歐巡展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