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五號，在中共殺人的淫威下，整個杭州城一片蕭殺之氣，行人也明顯減少。朋友們互相招呼著就上街遊行了。遊行隊伍從武林廣場出發，到杭州城站火車站結束。路上不斷有行人加入。一路上大家高喊「不要殺學生！向我開槍！」的口號，非常悲壯。這是杭州市六四鎮壓以後的最後一場遊行。
六四後遭整肅
問：開槍後一片白色恐怖，上街的都是被義憤激怒的青年，你們都有七九運動被鎮壓經驗，也不是初生牛犢的年輕人了，居然還敢上街，還敢要求政府不殺學生，居然還敢呼喊「向我開槍」！你說那是最後一次遊行。全國情況大致也是如此，最後一次遊行之後，全中國立即開始了追捕、通緝、審查，你們杭州支持八九民運的參與者，接下來有沒有類似的遭遇？
答：有的。方醒華和王東海當時都上了黑名單，六四以後遭抓捕，分別被判了兩年徒刑。王文彬先生因為捐了2000元，被判了兩年徒刑。張根生也受到了追查。（問：這都你認識的朋友？）是。杭州是省會城市——還有寧波、金華、溫州這些地方也有很多人參加到這場運動中。有一位浙江六四良心犯叫吳高興，十年前曾經寫文章統計過：1990年以後，（被判刑）一年以上的六四良心犯，被集中關押在浙江省第四監獄的就有45位之多。凡是被判勞教、拘役、管制，以及剩餘刑期在一年以下的，都不在四監。（問：都沒有統計在內是嗎？）嗯。可見浙江的鎮壓是非常慘烈的。
第二部分：浙杭民運特徵
身份特徵：資深民主人士
問：你自己也是杭州八九民運的參與者，當然這次你們不是運動的主體，而是支持者。據當時中國人民日報大記者劉賓雁先生後來回憶，北京八九六四時，全中國大約兩百個城市同時發生了民主運動，支持北京學生運動，我想知道，根據您的經驗和了解，杭州的八九民運的支持者們，跟其他各地的支持者有什麼不同？
答：杭州當然也有高校學生聲援北京學生，但杭州聲援活動不同的是，有一批老資格的民運人士，參加了八九民運。他們不是學生，是資歷深厚、踐行自由、追求民主的人士，這些人不僅支持學生，還參加了幕後的運作。
政治訴求：直指推翻專制
問：這些資深的民主人士，八九運動期間在政治訴求上，跟當時學生也提出的訴求有什麼不同嗎？
答：起點要比學生高得多。但是學生提出「反腐敗」「反官倒」「開放言論自由」。「要求結社自由」，這已是學生最高的訴求。但是我們都非常明白，我們的終極目標是推翻中共的一黨專制。但是在當時情況下，我們不便立即公開提出這個訴求，因為當時整個學生的覺悟還沒有到這麼高。支持他們不相對溫和的訴求是為了動員更多的學生和民眾參與到運動中來。所以我們討論時也考慮，什麼時候學生上街了，什麼時候學生絕食了，然後根據形勢的發展來推進罷市、罷工這樣一些行動。作為來自七九年的民運人士，我們經常討論的是這些問題。
問：你們的行為有點像東歐的反對黨運動，像波蘭啊，捷克啊，他們目標很清楚，但是手段相對溫和，能談判談判，必須妥協就妥協，但是他們並不認可政權的合法性。
答：對，你說的非常好。
認知能力：對中共殘暴性有體悟
問：是什麼原因你們的訴求就這樣徹底，起點就比學生的高呢？
答：七九民運人士中一部分是從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上走過來的。這批人基本上都經歷過文革，早在七六年天安門事件中就經受了考驗，如毛慶祥、葉航、聶敏之等，有比較豐富的經驗，在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中都被判過刑，其中聶敏之被判過死刑（未執行）。他們年齡也大些，他們也有比較豐富的經驗。尤其對共產黨的殘暴有比較清醒的深刻的認識。
這個政權是靠學生運動起家的，他們一定會分化瓦解學生運動，最後殘酷鎮壓學生運動。所以在運動初期，就和學生進行這方面溝通，希望他們儘量在法律框架內行事，保護好自己。
擁有法制意識講究鬥爭策略
問：您自己的在八十年代初，七十年代末就以公民辯護人的身份出庭為犯罪嫌疑人辯護，專業上很成功，等於是參與了中國法制建設的進程。整體來看，杭州參與八九年民主運動的人士，是不是跟您一樣，具有某種程度的法律意識？
答：大家經常會有這方面的討論，有這種法治意識，遊行示威的自由，結社自由啊，言論自由啊，儘量在憲法的框架內行事，這樣萬一今後遇到鎮壓，我們也能用法律這個武器來為自己辯護。因此要注意運動的策略，防止暴力行為等等，這在當時都是有考量的，跟學生代表也都談過的。所以在八九民運期間，杭州沒有發生攔截火車、燒毀汽車等事件。時隔幾年以後，有公安的朋友透露，在我們組織的最後一次遊行中，有許多公安的年輕幹警，佩戴浙江、杭州各個大學的校徽，身藏錄音機，混跡在遊行隊伍中。他們喊打倒共產黨，然後錄音，作為鎮壓學生運動的證據。遊行隊伍到了城站火車站，這些假冒學生的公安幹警鼓動大家去攔截火車、破壞鐵軌。我們的同道馬上意識到情況不對，非常果斷地宣布結束遊行、解散遊行隊伍。多年以後，朋友們談起此事，還是非常欣慰，在中共專制統治下，反抗運動是一種積累。在特定情況下，應該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效益。八九民運以中共的殘酷鎮壓而告終，我們的朋友付出了很多代價，但是我們也保護了很多人尤其是學生的安全。
艱難持守，前赴後繼
問：我們談談迄今為止到目前的情況。杭州，您剛才提到的這些名字，八九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打壓，八九民運過去29年了，他們現在起情況如何？
答：民主運動從一九七六年算起到現在已經有四十二年了，總體情況肯定是不好的，投身民運，導致不斷坐牢、逃亡，生活也拮据。這些人的年齡也都在六十歲以上了。比如朱虞夫先生，今年已經六十五歲，前後被判刑十六年，今年三月剛剛出獄，身體狀況非常不好。從七九年民主牆運動、八九年學生運動、一直到九八年的組黨活動，有一批批的朋友多次坐牢、不改初衷。但是這批人至今沒有退讓，一直在堅持和堅守著。有幾位朋友當年是大學生，現在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我特別欣慰的是，他們都出現在劉曉波「零八憲章」第一批簽署者的名單上。
八九年以後有很多年輕人成為這個團隊的新生力量，如祝正明、王培劍、陳開頻、來金彪、徐光、楊建明、金基明、呂耿松、陳樹慶、吳義龍、陳龍德、林輝。其中不少人被判刑坐過牢。2016年六月，杭州的民運人士呂耿松先生被判了十一年重刑，他的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他因為幫助訪民寫訴狀、在境外網站發表文章和組織召開中國民主黨秘密會議而受到指控。另一位民運人士陳樹慶先生被判十年半重刑，他的罪名也是顛覆國家政權，主要指控他在境外發表文章。陳樹慶說：坐牢也是我們的工作。真是驚天地泣鬼神啊！
2016年對杭州民運人士的再一次殘酷鎮壓，使得杭州的民運再次處於低潮。但是有一點我始終相信，經過四十二年血與火考驗的浙江杭州的民運朋友們絕對不會放棄的！如一位朋友所說，我們必定會在中國的歷史轉折關頭髮揮我們的作用。
英雄性與悲劇性
問：這些你的朋友後來都見過面嗎？
答：很多已經無緣再見。四十多年來，就我所知，也有十位朋友倒在了追求民主自由的路上，他們是充滿荊棘之路上永不凋謝的花。
問：故去的這十位年齡是多大呢？
答：走的時候有些四十多歲，不到五十歲的……
問：不應該走的。
答：不應該走。
問：實際上就是時代的政治壓迫，心情鬱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