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河南南陽方城縣的英才學校發生火災，造成13名小學生遇難。這一事件讓人感到悲痛，但是人們很快就會忘記，因為很快就有了新的災難：雲南山體滑坡、江西新余火災的遇難人數都超過了30人。過年期間，山東莒縣又曝出了特大殺人案。
2024年1月20日，河南南陽方城縣的學校發生火災後，警方在站崗
沒有例外的，這幾起重大事件發生後，都極少看到媒體的報導，基本上都是「官方通報」或者是當地宣傳部門發出消息，其它媒體隨之依照「通報」的內容，寥寥數語簡要報導，鮮有對事故原因和受難者狀況的主動調查和追問。
官方通報取代媒體報導，這一現象並不是從今天開始，但如果回溯這一現象的發生脈絡，還是引人深思。它可能體現出當下中國輿論控制的新特點，那就是「官方通報」的模式已發展到了一定階段，並徹底喪失人性關懷。而這一模式本身，也面臨被吞噬的可能。
河南火災：官方通報的新樣本
1月19日晚上11時左右，河南方城縣獨樹鎮英才學校發生火災，第二天上午9點，人們才從網上得到消息。最初中國新聞周刊、澎湃新聞等轉發的消息，都來自央視的官方通報。
1月20日、21日全天，河南的主要媒體大河報、河南日報、河南衛視等，在官方微博上都沒有發布任何關於火災的消息，甚至連消防部門的通稿都沒有轉發。這無疑是引人注目的「失聲」。這一天三家機構的社交媒體動態，關注的內容包括天氣、河南文旅的宣傳等。
「河南媒體失語」成為廣大自媒體關注的現象，並遭到網民的不滿和譏諷。到1月23日早上9點，新京報、廣州日報等才轉發了「方城縣英才學校火災事故處置指揮部」發布的「通報」。火災發生後，河南省相關部門一直沒有召開發布會，這份「通報」，也只是一份官方文字通稿。
這份通報的用詞，應該寫入中國傳播史。
整篇通報中，除了第一句「事故造成13人遇難」外，沒有任何一處提到遇難孩子的情況；沒有使用人稱代詞，也沒有提及任何官員的名字。
過去的官方通報，在淡化悲劇和事實的同時，還往往會提到「領導高度重視」之類的措辭，儘管會被批評為「喪事喜辦」，人們仍然能從通報中看到是哪些人在負責善後處理和調查。這次火災通報，唯一出現在文中的機構是「事故處理轉班」這個臨時機構，所有人都成功「逃脫」了。
在語言學上，選擇「第一人稱」通常意味著責任和承諾。如何使用「主語」是一項學問，這次通報不但沒有任何第一人稱，也儘量不使用主語，一律用「該」來表述，比如「該學校系寄宿制民辦學校；該學校自行決定每兩周休息一次……」「該宿舍共有兩個門，其中一個門供學生正常出入，此門夜間從不落鎖。」
河南發生火災的學校，火災現場的窗戶被打破（ AFP/ GREG BAKER）
這個通報的文風，讓人想起喬治·奧威爾在《1984》中所使用的「新話」這一概念。官方通報是一種特別的語言，通過「冷靜」的措辭，重新書寫事實。過去的通報，往往還有表面的痛心、看上去真誠的道歉以及對追責的許諾，這一切在河南的通報中都消失了。
通報為何如此冷漠無情又如此大膽？這是因為「官方通報」本就是權力的產物，它有一套自運行的邏輯。它自誕生以來，就缺乏必要的質疑和監督，終究有一天，權力會發現沒必要再扮演一個「親民」或者負責的形象。
官方通報是如何逐漸取代媒體的？
就在河南火災發生的前兩天，山東電視台台長呂芃有一段「赤裸裸」的發言，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在和各地電視台負責人的交流中，呂芃闡述了山東台的經驗：絕不搞異地監督，不去報導兄弟省份的負面新聞。
這話在社交媒體上受到廣大網友的嘲笑。但是呂的潛台詞，很多人卻並沒有注意：所謂「異地監督」，其實是中國市場化媒體在過去很多年的一個常態，那就是作為本地媒體，很難報導「本地負面新聞」，但去「異地」報導「負面新聞」，可能還有一定的空間。
1990年代以來中國市場化媒體崛起，一個標誌就是媒體的「本地化」。每一個大城市都有兩三家都市媒體，報導本地發生的新聞，對這一「新事物」，中共地方當局尚缺乏認識，有些地方媒體在組織管理上，又「掛靠」中央部位或者關聯單位，這些都造成一種「管理滯後」，在一段時期內，讓都市媒體獲得一定的發展空間。
報紙時代也缺乏及時的監控手段（通常要到報紙印刷出來才能發現），媒體對本省、本市「負面新聞」的監督性報導，贏得大量讀者，而這些監督報導，也向市民傳遞出一種基於權利的現代觀念。最典型的，就是南方都市報報導的一名大學生死於看守所的「孫志剛事件」。南方都市報以及全國媒體的持續報導，在國家層面推動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讓社會進了一小步，但是卻也讓廣東當局十分難堪。最終，南方都市報遭到了嚴厲的整肅。
2010年前後，各省對「本地媒體」的掌控日趨成熟，各地報業集團、傳媒集團的組建，看上去是經濟上的成功，卻又是政治控制的深化。通過對報業集團領導的任命，本地宣傳部獲得對媒體的絕對管理權，首先取締的就是「本地負面新聞」。
在這種情況下，媒體很難再繼續做本地的調查性報導。為了繼續獲得讀者關注，只能強化以往能做的「異地監督」。加之這一段時間，媒體所處的外部環境比較寬鬆，網際網路的成熟也打破了「地方新聞」與「全國新聞」之間的邊界，深度的重大報導，很容易風行一時，引起全國關注，並擴大媒體的影響力。也正因此，在此前後，中國地方媒體的「深度報導」興起，不少地方的強勢媒體設立了「深度報導部」，派出記者到外地調查。調查報導的資金和時間投入很大，但記者最終寫出的報導也更加深入。
時移世易，如今山東電視台台長呂芃的這番表態，其實意味著如今的「異地監督」已奄奄一息。這一次河南的火災，從一開始的報導來看，有幾家媒體都試圖調查，但信息大多都依賴於官方的披露。雲南山體滑坡，最初網友指證可能和煤礦開採有關，但是也沒有媒體能夠深入採訪和證實。
回過頭來看，近幾年，地方當局對媒體的控制，除了直接禁止地方媒體報導「本地負面」，同時也主動出擊，積極作為。其中一個表徵就是地方當局建立官辦的信息發布系統，來逐漸取代過去有採訪權限的機構媒體。肉眼可見的是，這幾年，在微博上以及微信公眾號上，「上海發布」「成都發布」這樣的地方政務號開始迅速興起。
這一類的政務新媒體，最初經費都來自各地黨委宣傳部，甚至最初的人員都來自宣傳部的「新聞處」或政府的「新聞辦「。比如，上海發布，其公眾號認證單位是「上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它是一個新成立的有獨立編制的機構，而「成都發布」則屬於「中共成都市委宣傳部」。
和1990年代以來興起的地方媒體不同，「xx發布」從一開始就是宣傳部直接或參與註冊的，也是宣傳部或地方政府直接出錢「豢養」的。它是「宣傳」的一部分，從一開始就不具備新聞報導的屬性。在實際運作中，宣傳部門甚至會嘗試對其進行外包，比如「成都發布」實際上是由紅星新聞的一個部門來負責營運，但是它仍然屬於「政務」的一部分。
「Xx發布」最初推出的時候，有一個功能是幫助政府組織新聞發布會。在輿論比較寬鬆的過去，各地政府曾經一度效仿中央政府，定期舉辦新聞發布會。很快，除了新聞發布會外，「xx宣布」開始承擔起突發新聞發生後的「通報功能」。在剷除「本地負面報導」、聯手消滅「異地監督」的同時，「xx發布」開始取代媒體，成為城市權威信息的主要發布者。
這樣的變化，對媒體從業者來說，其實意味著工作更加困難。在中國，突發事件發生後，向政府採訪求證總是非常困難，這也常常被輿論詬病。如今，政府表現出「高姿態」，通過這樣的渠道主動「公開」，看起來媒體在報導的時候可以直接採用，但可悲的是，這些「公開」，往往只是官話和套話，而且，政府或相關工作人員，以「已有官方發布」為由，更不會接受採訪。媒體發布的消息，無奈也只能「以xx發布為準」。
三年「防疫」也是信息大掃蕩
【圖略】北京的一個報攤在展示《環球時報》關於解放軍在台灣附近舉行軍事演習的報導（ REUTERS/ Tingshu Wang）
2020年1月31日，李文亮發布了一條微博，稱自己被警方訓誡，也向公眾交代了自己的病情。他成為新冠疫情中的一個符號人物。紐約中央公園的紀念長椅上，刻有他留給世界最重要的一句話，「一個健康社會，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這句話充滿力量，因為中國的現實正是相反的。政府只允許一個聲音，很多人因為要發出「不一樣的聲音」，正在受到懲罰。疫情三年，同時也是全面加緊信息控制的三年。防疫是在和Covid-19作鬥爭，但是當局成功地把公共衛生學演變成一種社會控制。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工具，就是以「xx發布」為手段的「信息掃蕩」。一方面，三年中，每個城市都開了幾百場「疫情防控通報會」，通過「xx發布」來公布消息，而另一方面，疫情中人們對信息的渴求異常強烈，不得不翹首以盼防疫政策的更新，有關城市封鎖的最新消息甚至食品供應等，「xx發布」同時還連結一些政府公共服務平台。
這為「xx發布」帶來了大量的用戶，事實上也從根本上重塑了中國媒體形態。上海人更多地是看「上海發布」，而不是面向全國訂閱的「澎湃新聞」。在成都，更受本地用戶青睞的是「成都發布」，而不是「紅星新聞」。對比過年期間各家的微信公眾號頭條閱讀量，上海發布和澎湃新聞相當，而成都發布的頭條閱讀量則普遍高於紅星新聞。
由於用戶粘性很高，廣大市民開始賦予「xx發布」以情感，這些平台的「讀者評論」中，用戶會親切地稱之為「小布」，這種「擬人化」，某種意義上也說明它已相當深入人心。
地方政府最初開辦「xx發布」的時候，並不見得有清晰的戰略。它最初可能只是一種自己用著順手、完全可控的信息發布手段，但是經過三年疫情的「社會互動」，政府的「權威發布系統」已經在事實上成為一種思想和社會控制的手段。在資訊流通流域，黨國同樣完成了一種「防護」，過去以報導新聞為己任的都市媒體，近乎被清除出輿論市場。
從疫情中恢復過來的人們，痛恨「健康碼」「核酸」，但很少有人注意到，「xx發布」已經成為思想和信息的一道「防護線」，在大事件發生時，新聞媒體的身影更加稀少，政府的權威發布往往成為他們獲取信息的唯一通道。
「權威」作為一種思維方式
2022年3月低，上海封城之前的一次發布會，女主持人呼籲在場的記者，要把市民關心的問題反映出來——她可能注意到，發布會上記者已經懶得提問了。
這只是「權威發布」時代的一個縮影。因為局面徹底可控，地方政府不再擔心有記者會提刁鑽問題，在進行通報的時候，只需要把通稿發給記者。事實上，各地的「xx發布」也會發布造就準備好的通稿，記者去不去發布會現場，也無關緊要。
2012年，溫家寶在總理生涯告別會上「悲情」呼籲：如果沒有政治改革，經濟改革的成果也保不住。事實證明，這也是「總理記者會」的絕唱。胡溫時期，曾經在全國兩會上營造出媒體和官員互動的場景，向世界展示某種開放的形象，這一進程如今已終結了。
胡溫時期的言論控制，是「刪帖」和發布報導禁令，人們用胡錦濤「和諧社會」理念的前兩個字諧音，也即「河蟹」，來代指網上的「刪帖」。這時的言論控制，可以理解成是一種「防範型」；而在「新時代」，伴隨著「xx發布」這一系統的確立和滲透，中國的言論控制，進入「建構時代」：主動塑造，並且獲得壟斷地位。
典型的故事，是發生在江蘇徐州的「鐵鏈女事件」。2022年初，有網友曝光豐縣一位婦女被鐵鏈鎖住，懷疑有買賣婦女、虐待和強姦等犯罪行為，引發全國網友關注。這一事件，鮮見媒體報導，而先後由「平安豐縣」（豐縣警局政務號）、「徐州發布」、「江蘇發布」三個層級的「權威發布」帳號，多次向社會通報案情調查進展，但是每一次都引發網友更多質疑。
這既意味著「xx發布」的壟斷地位已經建立，機構媒體失去了「監督」的能力，同時也意味著「xx發布」本身，面臨著巨大的危機，它在整體上面臨著失信的可能。就如鐵鏈女事件，「江蘇發布」在發出最後一個版本的「通報」時，邀請到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的記者，偽裝成一個「權威訪談」的形式，假裝回答社會疑問。
這個形式其實是意味深長的：權威發布，通常都是「單向度的傳播」，只負責給出信息和答案，在網絡上不和網友進行互動。「徐州發布」每次通報會，馬上放出「水軍」的評論，但是因為過於整齊劃一，反而成為失信的證明。最終，地方當局認識到，哪怕是事先安排好的記者來假裝採訪，這一「互動」形式，可能也比「權威發布」更有效。
這其實也表明傳播學自身的規律。當權力完全壟斷信息發布渠道的時候，也就是它在整體上失去信用的時刻。過年前，中國數萬股民到美國大使館的官方微博上留言「控訴」股災，也是這種失信的明證。
「權威通報」作為思想控制的手段，當然是有效的，但是它不會永遠有效——除非人們可以相信，這片土地會永遠處於黑暗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