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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李洪林:我的「理論工作者」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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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英很欣賞這篇調查報告,因為那上面寫的都是他也親自看到的。我們回到北京以後,田把調查材料交上去了。我很高興,能讓毛直接看到這些第一手材料。誰知我又錯了。毛澤東看了調查報告以後大怒。田家英把毛的責備獨自承擔了,從而使我躲過一劫。但我的思想卻開始彷徨了,說實話倒是「犯錯誤」,究竟怎樣才算政治正確呢?換句話說,黨的政治究竟是什麼?要怎樣才能跟得上,怎樣才能不犯錯誤呢?

正確的黨的電視台上露面嗎?難道中國的政局真要解凍嗎?

果然,對我的「電視訪談」最後泡湯了。結果電視播出的畫面只有別人在談《讀書無禁區》,而這篇文章的作者卻不能露面。那原因當然是一露面就會危害國家安全。這也算是我那本《理論風雲》中餘音縈繞最久的一則故事吧,前後經過了二十多年!

追記:餘音仍然未散

此段回憶寫罷,偶然上網搜索一下「讀書無禁區」,看看這個詞是否在人們的記憶中留下一點痕跡。結果「百度」搜出一萬三千條,「GOOGLE」搜出二萬七千條,第一條就是「水木清華」在二OOO年一月九日「讀書心得版·精華區」上貼出的《讀書無禁區》原文。轉貼者在原文前面寫道:「現在來讀這篇二十年前發表的宣言級文章,真是感慨良多。」又在原文末尾寫了一句讀後感:「我把琴蓋合上,此曲已成絕唱。」

在流行風尚轉瞬即逝的今天,我在上個世紀的一篇文章,至今仍有知音實在出乎意外。那位從未謀面的讀者「感慨良多」,我這個作者回想起自己坎坷的命運,尤其感慨良多。網上許多條目寫的都是「猶記《讀書無禁區》」,直到最近,仍然有人「猶記」。我不知道這篇文章還能被人「猶記」多久,但僅從我所能看到的這些點滴來說,已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對於一個作者來說,還有什麼能比被人「猶記」更加珍貴呢?

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

胡耀邦發起的思想解放運動擊潰了華國鋒的「兩個凡是」,給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從思想上掃清了道路。全會確定了改革開放的總方針,但中共重視的意識形態,全會沒有來得及深入討論,所以經葉劍英提議,另開一次理論工作務虛會來解決。「務虛」就是解決思想理論方面的問題。

全會決定胡耀邦兼任宣傳部長,以代替原來的張平化。所以組織理論工作務虛會的任務就由胡耀邦直接負責了。

一九七九年一月中旬務虛會開幕。胡耀邦有個非常精彩的開幕詞,他高度讚揚了在思想解放運動中衝鋒陷陣的理論工作者,號召大家「衝破一切禁區,打碎一切精神枷鎖」。鄧小平也指示會議「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所以這個會開得空前活躍,從「碰不得」的文化大革命到「偉大領袖」毛澤東和「英明領袖」華國鋒,都在批評之列。從「唯一能救中國」的社會主義到「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全都遭到質疑。而且北京的務虛會「簡報」和各省參加會議者的電話,天天直通全國,立即引起各省領導層和理論界的迴響。思想界這種盛況,可以說是建國以來絕無僅有。

會議臨近過年的時候就休會了。

誰也沒有想到,就在休會期間,事情突然起了根本變化。我就是這個變化的親歷者。

華與鄧,兩個閉幕詞

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規格很高,是中共中央召開的。開幕時是中共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胡耀邦講話,預定閉幕時是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講話。

我被指定為華國鋒起草講話稿。會議一開始,胡耀邦和胡喬木就把我找去面授機宜。胡耀邦講了一個大要,胡喬木向我面授了一個詳細的提綱,這是他的一貫作風,認真,細緻。他們面授的講話稿主題是繼續解放思想,促進改革開放。我記錄了他們兩人的談話,利用開會間隙抓緊寫出初稿。因為中央領導人的講話都要經過幾次修改才能定稿,所以我趕在休會前就把稿子列印出來交上去了(這個主席講話稿的排印校樣,現在我還保存著)。奇怪的是交上去以後就沒有下文了。這種事情我當然不能去催,只能等待。

等到最後,事情發生變化了:華國鋒不講了,改由鄧小平到務虛會去作總結講話。講話稿原來指定我一個人起草,現在成立一個起草小組,有中央黨校的吳江、宋振庭,有國務院研究室的滕文生,還有我。領導起草工作的當然還是胡喬木。

新的起草組組成之後,胡耀邦領著我們到鄧小平住處面聆指示,這時已是即將復會的前幾天了。

我在一九六二年隨田家英去湖南調查時見過毛澤東。他在武昌東湖賓館接見了我們。他態度和藹,談笑風生,使人很難想像他就是那個自比秦始皇的暴君。如今見到鄧小平,和毛對比,他倒是表里如一,真是「鋼鐵公司」,嚴肅沉著,不苟言笑。胡耀邦在他面前都必恭必敬。顯然這是個說一不二的人物。大概除了毛澤東能鎮住他,中國再沒有第二個人了。

整個接見,除了宋振庭口若懸河搶著說了一通之外,大家基本上沒有張嘴,就是聽鄧小平一個人說。他講的要旨,就是幾天之後要在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很嚴厲地指責社會上的「極端民主化」,也批評了理論工作的「軟弱」。這不但和胡耀邦與胡喬木向我面授的講話提綱完全是兩回事,而且也和鄧自己「不要設禁區,不要下禁令」的指示背道而馳。顯然,事情真的起變化了,而且變得這樣利害,這是怎麼回事呢?

歷史積案使務虛會遭殃

毛澤東二十七年的統治,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不光把國民經濟推到崩潰的邊緣,而且憑空製造了數不清的社會問題。在高壓之下,這些問題只是像彈簧一樣被壓下去了,然而積蓄的能量更大了。當「兩個凡是」被駁倒,特別是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的「天安門反革命事件」被平反,原來被誣陷為「反革命」,現在成為名正言順的革命運動,這就極大地鼓舞了歷次運動的受害者,於是多年被壓抑的社會問題一下子反彈起來了。所以三中全會之後,上訪的、請願的、鬧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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