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評論認為，中共宣傳部門同時勝任傳達權威信息和動員大眾功能的要訣，在於賦予不同重要等級的官媒、以及紙媒和網際網路新媒體渠道以不同的職責、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多角度、多層次地影響群眾。
總部位於新加坡的「端傳媒」發表文章《中共如何破解威權宣傳的兩難困境：新媒體時期的官媒策略與大眾動員技巧分析》，作者肖克艾認為，中共宣傳部門同時勝任傳達權威信息和動員大眾功能的要訣，在於賦予不同重要等級的官媒、以及紙媒和網際網路新媒體渠道以不同的職責、不同的管理模式，多渠道、多角度、多層次地影響群眾，尤其是新媒體的宣傳工作，不僅維繫了官媒在網際網路發展初期岌岌可危的存在感，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常識」。
文章說，紙質官媒和網絡官媒是共用一個品牌的兩個獨立系統，兩者界限分明，即便頂著同一塊牌子也很少合作。
作者指出，這種宣傳模式也並非沒有自己的隱憂。在很多場合，政府高層表現出了一種道德主義的衝動，頻頻出台禁令，試圖遏制網際網路上的流行話語；而對這些流行趨勢的迎合和利用，卻恰恰是新媒體官媒得以成功的關鍵。
況且，在新媒體靈活工作的另一面，還有著宣傳系統對於「翻車」事故的高度警惕。每當出現重大「翻車」事故，引起「輿情事件」（這些事件往往是由比官媒更加民族主義的網民發起，試圖聲討在他們看來官媒的「歪屁股」行為，比如邀請曾發表過親美言論的明星出席節目），宣傳系統的上級往往會做出嚴厲處罰，並收緊監管。
即使新形式的宣傳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正統」與「流行」之間的矛盾，「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矛盾，仍然內在於意識形態工作之中，也必將一直存在。
中國憤怒，說明拜登做對了？
《紐約時報》發表文章《拜登的強硬立場令中國憤怒，這說明他做對了》，作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時報的專欄作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認為，即便川普發表了後來逐漸演變成種族主義的仇外言論——例如，試圖將新冠病毒重新貼上「中國病毒」的標籤——並徵收了聲勢浩大但不起作用的關稅，他也從未有過一個一以貫之的策略來對抗我們最大的對手。另一方面，拜登在貿易問題上不動聲色地採取了非常強硬的立場，尤其是在中國的貿易方面。拜登複雜成熟的經濟民族主義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比川普的保護主義猛烈打擊要重要得多。
拜登做對了？
文章說，拜登政府對對華技術出口實施了嚴格限制，其明確目標是遏制中國在先進半導體和計算領域的技術進步。「所有這一切似乎讓中共領導人感到憤怒，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沒關係。這表明拜登的做法正在起作用」。作者認為，川普大張旗鼓地展示了與中國的對抗，但他在任期間並未帶來實際效果，而且在事關捐款時，他在TikTok這件事上似乎已經棄牌。拜登說話比較溫和，但揮舞著一根大棒。或者換句話說，川普對中國其實並不是一個強硬的人，他只是在電視上表演強硬。拜登是來真的。
「見山不在了，山還在」
台灣「上報」發表文章《香港見山書店停業，中共焚書坑儒統治術來了》，作者顏純鉤說，支撐香港文化脊樑的，除了從前數份有社會良知的大報，幾家有文化理想的出版社之外，就是「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很多社科小書店。他們的市場定位很窄，但讀者韌性很強，他們默默耕耘，不求聞達，但求知音。今日的香港政府，已經把中共那一套焚書坑儒的統治術學到手，圖書館把很多好書下架，書展拒絕獨立出版社參展，學校推廣中共洗腦教育，大學也增加政治思想灌輸。大概不久後，香港中學也要開設政治課，學習習近平著作，發揚爭做共產主義接班人的紅色學風了。
作者認為，香港見山書店停業不是孤立事件，它反映了李家超政府治下，香港文化榮景正在枯萎，正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正在變成廢墟一樣，香港的亞洲文化中心也正在變成廢墟。面對一個武裝到牙齒的專制政府，文化人顯得相當無力，但每個人心底的文化執念，一旦集合起來，卻可以形成巨大精神力量。世上最頑強的，不是權力，不是武器，而是文化，一個民族輝煌的文化積累，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不管遭遇多殘酷的命運，文化最終都會從岩石底下迸出來，春風化雨，改變沙化了的土地。「見山不在了，山還在，書不在了，人還在，人走散了，心還在。心在，什麼都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