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驚悉先生的知青朋友，幾十年的死黨L確診為肝癌晚期，先生一下子難過得吃不下睡不著，我們知道，L的時間不多了。
肝癌晚期是個什麼東東，怎似這般般談虎色變，先生的沉重我感同深受，雖然幾十年過去了，居然仍然沒有攻克，「晚期肝癌」就是死刑判決書。當年留下的痛心疾首不由自主的浮上心頭。
1971年初，我父親從他的流放地重慶南山公社調到樂山的亞西機器廠廠醫院任中醫師。
五月初，我從我的流放地西昌去樂山牛華鎮探親。
那時成昆鐵路剛通車不久，一路上一座橋接著一個洞，一個洞又連著一個洞，黑黢麻恐叮嚀哐當令人昏昏欲睡，夾江站下車，又坐公共汽車，搖搖晃晃到了樂山，看見了青衣江和岷江不由眼前一亮，山青水秀樂山樂水，樂山真是個好地方！
連路邊的行人看著都是那麼的清爽，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明亮了起來。
醫院對父親很器重完全沒有歧視，把他的宿舍安排在廠醫院住院部二樓最檔頭一間三面都是玻璃的大屋子裡。
住院部是在離廠區約兩三里路的一個小山坡上，有一排小平房，還有一幢小洋樓，環境優雅，周圍都是橘子樹，爸爸給他這間陋室取名「望橘軒」。清晨在住院部廚房和唯一的廚師宋老頭吃了饅頭稀飯漫步去廠區的醫務室坐班，中餐晚餐都是在廠里大食堂吃，晚餐後又漫步回到他的「望橘軒」讀書寫字。
我旋吊了幾個月的心，一下安穩了，看來爸爸是掉進福窩裡了（相對那個年代的牛鬼蛇神們而言）。沒想到還有些驚喜後來又一個接著一個，錢棟叔叔便是其中之一。
我到的第二天是個星期天，爸爸說：「今天帶你去五通橋游小西湖」。
早上宋師傅說歡迎我，給我們做的彩色饅頭（用波菜汁、紅羅卜汁揉的面），正吃間，來了一座黑鐵塔，高高胖胖，爸爸說：「這是錢叔叔，今天我們倆陪你玩。」
錢棟叔叔在廠技術科上班，因為有「歷史問題」儘管能解決很多關鍵的技術問題，也還只是一個普通科員，連晉升基本工程師的資格都沒有，操著一口上海普通話，四十歲左右，也是一個人在這邊，住在廠區宿舍里。他的老婆和一對兒女沒有跟著他過來，在重慶跟著他的大舅子生活。
也許是同樣的孤獨，相似的經歷（都被打入過另冊）和共同的愛好（好吃好玩）讓這兩個被放逐的人成了好朋友。
我們三人沿著河邊的公路順江而下，路邊有人賣炒花生，兩個大籃子，一個是飽滿米子正常大，帶殼的花生，八分錢一斤；一個是癟米子，樂山話叫死克郎，帶殼的小花生，五分錢一斤。錢叔叔買了五斤癟米子，用一個布包裝了一大包。他告訴我，這不是小氣哈，癟米子更好吃喲！
真的好吃吔！從那以後，吃炒花生我真的只吃「死克朗」了。我不得不感嘆，真是個精明的上海人。
我們三人一邊吃著瘦花生一邊聊天一邊散步式的向五通橋行進。
這時還是文革的中期，運動的衝擊居然對這個以生產為重的較為邊遠的小鎮上的工廠影響不大，這樣兩個有「歷史問題」的人，能夠自由交朋友，自由出入，沒感到壓抑恐懼，還真的是少見，亞西廠這純樸的風氣真讓我欣慰。
這天玩得真的很開心，雖然我們都聊的是吃喝玩樂，不談國是，能悠閒的在茫溪湖上的浮橋上漫步；在湖畔的大榕樹下喝茶吃花生，中午飯在歺館吃箸名的「西垻豆腐」，晚上回來又是廠里的重慶老鄉在他們家請我們吃他們自己網的河裡的魚，輕鬆愉快地過了一天，也真是我正式成年後少有的舒暢了。
我更高興的是爸爸在這邊工作生活都是這麼愉快，而且短短的幾個月就交上這麼多朋友，這下我真的放心了！
由於時間太短，交流不深，兩天後我懷著對錢棟叔叔的喜愛和對他的好奇就離開了。
1976年底，我結束了我的盲流身份調入亞西廠成了正式員工，和錢棟叔叔有了更多的交流，才知道了他不幸的經歷。
錢棟叔叔出生在上海小康人家，剛解放那會兒，大學才畢業，懷著建設新中國的滿腔熱情參加了工作，開始還蠻得重用，成了廠里技術科的骨幹。五十年代末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中，以「特嫌」（有特務嫌疑）身份被驅除出上海，來到這個鄉下（上海人的概念里除了上海都是鄉下）。
而當年，這裡也的確確就是鄉下。錢叔叔的妻子是上海資本家家小姐，從小嬌生慣養，送錢叔叔報到來過一次後，就再也不願來了，上海又不讓待了，於是帶著兩個孩子到重慶投靠了她的哥哥，就這樣，一個家庭分崩離析，錢叔叔一人在牛華艱難度日。
文革初期，運動激烈，「特嫌」身份的他免不了被批鬥被遊街，還被下放到翻沙車間抬鐵渣，直到「抓革命，促生產」才調回技術科畫圖。
錢叔叔一直以為他之所以得到這樣的遭遇是因為在大學時期曾隨全班同學一起填過一張申請加入三青團的表格，其實什麼活動也沒參加過。他甚致後悔：如果在「交心運動」中不提這茬兒，命運會不會有所不同？
然而世界上哪來什麼「如果」，當年剛畢業的大學生怎知世道險惡。他們這批人簡單純潔，對新時代充滿熱情，對新政府滿懷信任，哪有不徹底交心的呢。
我曾聽媽媽講過，「交心運動」中，每個人都得交待自己解放前的經歷，甚至精確到年、月、日，還得有兩個以上證人，你不說，焉知其他人會不會說，那時的口號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自己不說，被組織上查出來後果會不會更糟呢？
文革後全國大平反，1979年的某天，（我已調離亞西廠不知確切日期）廠里來了兩個上海市警局的外調人員，會同廠人事科科長，找到錢棟叔叔，向他宣讀了一份「平反通知書」，宣布解除他的「特嫌」身份。原來是上海有一個同名同姓的人，年齡相近，確實參加過特務組織，在這次大平反清查中查清楚了事實，找到了當事人，才得知當年這位錢棟叔叔案純系「張冠李戴」的冤案錯案，雖然此錢棟非彼錢棟。
偶滴個天！這可真是捕風捉影的辦案方式，不經過調查，不與本人核實，不向當事人宣布，將案卷往檔案里一裝，就將一家人打入另冊，連申辯機會也不給，純屬被黑辦了還不知道到哪裡說理去。而此時的錢棟叔叔真的是欲哭無淚。二十幾年的骨肉分離，二十幾年的獨孤屈辱，二十幾年的鬱鬱寡歡結果竟源自一場「誤會」？這真的是，「時代的一粒塵埃，壓到個人頭上，便成了一座大山」。
當年過年前的一天，錢棟叔叔忽然昏倒在辦公室里，廠醫院派車，並派了一個醫生（我爸）一個護士（陳姐）護送他去重慶西南醫院檢查，確診為肝癌晚期。當即入院治療，而且再也沒走出醫院。不到半年，便去世了。其時才剛五十出頭，正應該是工程師大展身手的最好年華。
中醫理論認為：肝主情至，如憤怒、自責、生悶氣、抑鬱等情緒長期存在，是誘發肝癌的內因。
錢棟叔叔身材魁梧食量很大，我和他接觸，看到的也是他開朗的一面，連他和我講述運動初期關牛棚時，與其他幾個牛鬼蛇神送病死在牛棚中的同仁上山埋葬的故事，都並未沉浸於兔死狐悲傷悲悽涼的情緒中，而是將重心放在了下山後，他一口氣吃了12碗干臊面的炫耀上。一直以來我們都以為他會健康長壽。長期以來的壓抑和真相大白、憤怒不甘終於壓垮了他。
我的外公出獄一年後病逝，我媽媽的恩師劉雪庵先生也是平反後不到一年病逝……我的視野太窄無法統計到底有多少這樣的個例，但我知道，這些冤案造成的悲劇真實的存在過。
我們在懷念這些先輩的時候，是否應該反省這些悲劇發生的歷史淵源，又是否應該思考怎樣才能保證這樣的悲劇不要再發生呢？
2024年春於楊柳湖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