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曾經是那樣的接近、那樣的親密，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沈從文、丁玲再加上胡也頻，三個從內地來到都城的文學青年，同居一個屋檐下，共同打拼，以至於黃色小報描聲繪色，想像他們的曖昧關係。最終，胡也頻被國民黨當局殺害，丁玲與沈從文歧路分離，一個成為激進的左翼作家，另一個走向了自由派陣營。
讓我好奇的是，是一些什麼樣的因素，會讓兩個同生死、共命運的文學青年分道揚鑣？是各自的宿命，還是純屬偶然？
丁玲與沈從文都來自湘西，沈從文的故鄉鳳凰城與丁玲的老家常德相距數百里，一條河水將兩地連接在一起。但他們的認識，卻在1925年的北京。一個冬天的清晨，剛剛認識丁玲沒有幾天、就瘋狂愛上她的福建青年胡也頻，將丁玲帶到沈從文的小屋。
第一次的見面，沈從文後來有詳細的描述。靦腆的丁玲胖乎乎的圓臉上，老是在笑，沈從文心裡暗暗想：「你是一個胖子的神氣，卻姓丁，倒真好笑咧。」兩個湘西人一見如故，用家鄉話親熱地交談起來，將胡也頻晾在了一邊。沈從文一生都自稱為「鄉下人」，他本能地認定丁玲與他是同類，因為都來自湘西，「這地方直到如今，也仍然為都會中生長的人看不上眼的。假若一種近於野獸純厚的個性就是一種原始民族精力的儲蓄，我們永遠不大聰明，拙於打算，永遠缺少一個都市中人的興味同觀念，我們也正不必以生長到這個樸野邊僻地方而羞辱。」
沈從文
從內地來到京城的三位「北漂」，住在潮濕發霉的公寓，開始了自己的文學夢。文學界是他們的嚮往，又無形中隔著一條藩籬。他們的內心是敏感的，自卑而又野心勃勃。三位青年互相磨礪，給京城最有影響的《語絲》、《晨報副刊》、《現代評論》投稿，他們用的是同樣的狹行稿紙、硬硬的筆尖和藍色的墨水，筆跡也變得彼此接近，編輯還以為是同一個作者的不同化名。以至於丁玲給在上海的魯迅寫信求助，魯迅一看還以為是他討厭的「休芸芸」（沈從文）冒充女性來搗鬼而置之不理，從此播下了沈從文對魯迅和左翼的不滿種子。
沈從文獨特的才氣與風格，得到了文壇大佬郁達夫、徐志摩的賞識，他得以在《晨報副刊》發表文章，但每一次到晨報館去領稿費，都感覺受到了一次侮辱。先是在會計辦公室門口，「老實規矩的站在那黑暗一角等候」，待領到可憐的稿費之後，還要被可惡的門房敲詐一筆回扣。發表是如何的艱難，窮困潦倒的文學青年們對大刊物上各種時髦的名字又愛又恨，沈從文不無嫉恨地說：「我們對這個時代是無法攀援的。我們只能欣賞這類人的作品，卻無法把作品送到任何一個大刊物上去給人家注意的。」有一次胡也頻打通關係認識了周作人，幫助沈從文在《語絲》刊出了文章，沈從文抱著胡也頻的肩頭，竟然哭了。
胡也頻與丁玲
丁玲的文學起步比沈從文、胡也頻要晚一些，她不喜歡那座城市，討厭京城的上流紳士社會。在紳士階層面前，沈從文有自卑感，但壓抑自己的厭惡想擠進去，丁玲只想與京城一刀兩斷，她寫道：「我很恨北京！我恨死的北京！我恨北京的文人！詩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講話，或者只像一個熱情詩人的愛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極了！」全部用的是感嘆號，足見丁玲內心的憤怒之火。
沈從文是喜歡文學而寫文章，他的文字裡是湘西的雲與水，丁玲因為「精神的苦痛」而在小說中發泄，她說「我的小說就不得不充滿了對社會的卑視和個人的孤獨的靈魂的倔強。」奇怪的是，沈從文希望擠入都市，卻在小說中懷戀鄉村的自然與蠻荒；而痛恨京城的丁玲，卻道盡了都市遊子的苦悶與彷徨。她的成名作《莎菲女子的日記》之所以引起轟動，正是切中了瀰漫在都市青年中深刻的虛無主題。
大革命失敗之後，由於北方生存環境的惡化，各路文化精英紛紛南下上海，三位文學新星也先後來到上海，在一起寫小說、編副刊，甚至聯手辦了一家出版社。當年的上海，是比北平更加政治化的城市，三個年輕人看起來走得更近了，卻漸漸地拉開了心靈的距離。熱烈的胡也頻讀了許多紅色書籍，思想越來越激進，加入了左翼作家聯盟。
沈從文對政治一直抱著深刻的懷疑，他也不滿黑暗的社會，但覺得比較起衝動的情感，冷靜的理智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更為需要的。從籠罩著原始神魅氛圍的湘西走出的沈從文，對狂熱的信仰保持著一份警惕。他有一段話，表明了「獨立」與「信仰」的不容：
中國自從辛亥革命後，帝王與神同時解體，這兩樣東西原本平分了這個民族的宗教情緒，如此一來「信仰」無所適從，現狀既難以滿意，於是左傾成為一般人宗教情緒的尾閭，原是及其自然的結果。因此具有獨立思想的人，能夠不依靠某種政體的理想生存的，也自然而然成為所謂「無思想」的人了！
沈從文有著「鄉下人」般的獨特與倔強，他不喜歡狂熱的左傾，也不認同自由主義。他嚮往上層的紳士社會，但在思想上始終與後者保持一段距離，他有自己的眼睛和大腦，拒絕各種美麗的烏托邦與「政體理想」，他說：我只信仰「真實」。從社會底層走來的文學青年，原本是很容易為革命的烏托邦感召。但沈從文在少年的時候，看到了太多的殘暴與屠殺。在他10歲的時候，因為苗民起義的失敗，他的幾位叔叔也遭到殺戮，他曾經跟隨家人去縣城，在幾百顆懸掛的人頭中，尋找親屬的遺容，他還發現了掛在木棍上的一串人耳朵。「人頭如山，血流成河」—這情景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留下沉重的陰影，終身無法忘卻。他目睹官府的殘暴，也了解民間的報復也同樣血腥。沈從文嚮往一個文明的社會，他對秩序的破壞有天然的恐懼與反感。比較起對民眾懷有玫瑰色想像的胡也頻、丁玲，當過兵、見過殺人、有過底層社會經歷的沈從文，更了解一旦喚起自發的民眾，將有多麼可怕的蠻性被釋放出來！
沈從文很為狂熱而單純的朋友擔心：「注意那些使人痛苦卑賤的世界，骯髒的人物，粗暴的靈魂，同那些人們接近，自己沒有改造他們以前，就先為他們改造了自己」。革命的啟蒙者都以為自己能喚起和改造民眾，但潘多拉的魔盒一旦被打開，原本被教養與文明壓抑了的原始蠻性就再也無法收回，最終被改造的、受到傷害的，卻是啟蒙者自己。不過，沈從文依然理解胡也頻的選擇，他讚揚「這男性強悍處，卻正是這個時代所不能少的東西」。相形之下，他反省自己的性格裡面倒多了一些瑣碎，這瑣碎常常蠶食自己的生命，讓自己陷到平庸的泥沼裡面。
晚年的丁玲曾經尖刻地批評沈從文這種瑣碎、平庸的紳士夢：「那時我們三人的思想情況是不同的。沈從文因為一貫與『新月社』、『現代評論』派有些友誼，所以他始終羨慕紳士階級，既反對統治者，又希望自己也能在上流社會有些地位，他已經不甘於一個清苦的作家生活，也不太滿足於一個作家的地位，他很想當一個教授」。這究竟是誅心之論，還是有幾分真實？
沈從文出身於湘西顯赫的世家大族，家裡曾經寄希望於他，能夠像他的祖父那樣，當一個有權有勢、威震一方的將軍。他14歲便被送去當兵。然而，比較起出操、放槍，羸弱的沈從文更喜歡讀書。後來他認識了一位印刷工頭，閱讀了《新潮》、《改造》等大量新文化刊物。他痛恨那個「殺人者殺人、殺人者又被人殺」的殘暴社會，更不願成為殘暴社會的主宰，他嚮往一個斯文、光明的世界，他說：「知識同權力相比，我願意得到智慧，放下權力」。於是他告別家鄉，來到北京。他與自己的大姐夫有一段對話：
「你來北京，作甚麼的？」
「我來尋找理想，讀點書」。
「嗐，讀書？北京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死書，哪有你在鄉下作老總以後出息！」
「可我怎麼作下去？六年中眼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被殺的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麼都學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抬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被殺的臨死時的沉默，恰象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靈魂是個看不見的東西，可是它存在。」
為了拯救自己的靈魂，沒有學歷的沈從文幻想到北京考進一所好的大學，但不是看不懂考卷，就是交不起學費。雖然以自己出眾的才氣，他擠進了文學的殿堂，但內心總是更嚮往大學，嚮往都市中的上流紳士社會。在京城的文人雅聚中，他衣衫襤褸，不修邊幅，這位從邊城來的「鄉下人」為都市中的文人紳士所側目，但無地自容的自卑感更激發起擠入上層社會的強烈欲望。如果說丁玲對紳士階級是憤怒的話，那麼，沈從文則是嫉恨。憤怒者要從外部打倒它，而嫉恨者則要進入它的內部。
然而，以「鄉下人」的氣質，沈從文不僅與左翼無緣，其實與紳士在精神上也是格格不入的，終身皆是如此。他在給丁玲的一封信中，如此說：「紳士玩弄文學，也似乎看得起文學，志士重視文學，不消說更看得起文學了。我既不是紳士又不做志士，我只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作家。」沈從文對胡也頻這樣的志士是敬而遠之，對高高在上的紳士又可望不可即，在志士與紳士、左翼與自由派無盡的筆戰中，他只想守住文學中的自己，一顆獨立而倔強的靈魂，雖然身體最好安頓在紳士的安逸之中。
現在回過頭來說丁玲。文學青年進入都市，是否最後走上革命的道路，最早的起因與家庭出身不無關係。我發現，許多左翼文學青年都有共同的家庭背景：破落計程車大夫或地主官僚家庭。若是貧家子弟，他所嚮往的只是安安分分地往上流動，在都市裡找到一個穩定的職業，很少有叛逆的非分之想。若是大戶人家出身，但又不破落，家庭會為他安排好錦繡前程，這些官二代、富二代一直要到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之後，受亡國危機的刺激，才會投身革命。唯有那些風光過、又開始走下坡路的富家子弟們，從小感受到世態炎涼，敏感而憤恨，最容易為左翼思潮吸引。
丁玲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她原本姓蔣，蔣家在湖南常德安福縣是首屈一指的大戶人家，一片一片的大房子，都屬於蔣家。但丁玲的父親是個紈絝子弟，分家之後，坐吃山空，給丁玲留下的印象總是躺在床榻上抽鴉片。丁玲晚年回憶說：「總是講蔣家過去怎麼樣顯赫，有錢有勢，有派頭，可是我眼睛看見的，身臨其境的，都是破敗不堪，都是世態炎涼。」3歲的時候父親死了，在家族中從此受盡冷落、看夠白眼。回到母親的家，這個世代官宦之家，也給幼小的丁玲灰暗的記憶。她一直記得，臘月時分，舅舅打丫頭，把丫頭捆在床前的踏板上暴揍，打人的腦袋像敲木魚一樣。丁玲說：「正是這兩個家，在我心中燃起了一盆火，我走向革命，就是從這一盆火出發的」。
丁玲有一個新潮的母親，向警予是她的同學，母親從小給丁玲講秋瑾和羅蘭夫人的故事。丁玲在長沙求學期間受到陶斯詠、楊開慧這些新民學會的師生們影響，隨後與後來成為瞿秋白夫人的王劍虹結伴到上海，先是在平民女校，後來在上海大學求學，在那裡接觸到瞿秋白、施存統、茅盾、李達等最早一批知識分子共產黨員。但丁玲並沒有加入共產黨，她要自由，要飛翔，心裡在想：「共產黨是好的。但有一件東西，我不想要，就是黨組織的鐵的紀律。我好比孫悟空，幹嘛要找一個緊箍咒呀。」連欣賞她的瞿秋白也不贊成丁玲入黨：「你嘛，飛得越高越好，飛得越遠越好！」
當丁玲與胡也頻、沈從文相識的時候，她只是一個激進的文學青年，懷著與沈從文同樣的夢想：做一個出名的小說家。然而，丁玲與沈從文是完全不同類型的人。李輝如此比較說：「以性格而言，沈從文溫和，丁玲潑辣；沈從文以一種雖然帶著憤激、但總體是平和目光審視人生和社會；丁玲則以火一樣的熱情和嫉惡如仇的目光，對待一切使她不滿的生活和社會」。
仇恨，又找不到出路，於是丁玲早期的作品只有兩個主題：苦悶與虛無。她在平民女校的老師茅盾對丁玲的了解最為透徹，他說：「莎菲是心靈上負著時代苦悶的創作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絕叫者，是五四以後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情感的矛盾心理的代表者」。丁玲自己也說，莎菲女士「眼睛裡看到的儘是黑暗，她對舊社會實在不喜歡，連同生活在這個社會中的人，她也都不喜歡、不滿意。她想尋找光明，但她看不到一個真正理想的東西，一個真正理想的人」。
五四之後的中國年輕人當中，普遍瀰漫著深切的精神苦悶，他們痛恨現實，在社會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看不到出路與希望何在。於是虛無主義成為一種時代病。大凡虛無主義者最後總是要尋求皈依，尋找新宗教，成為有信仰之人。丁玲的虛無是暫時的精神狀態，她在等待一次命運的突變，一次終極性的精神皈依。
胡也頻與其他四位左聯作家的被捕，成為她命運的轉折點。產後二個月的丁玲發瘋似的，在冰冷的冬夜裡奔走，到處托人營救。腳上生滿了凍瘡。曾經是丁玲老師的李達夫婦雖然早就脫黨，但立即趕來，將丁玲母子接到自己家中。沈從文比任何人都著急，陪同剛做了母親的丁玲去龍華探監，還找了徐志摩、胡適、蔡元培和邵力子，想把人撈回來。雖然自由派知識分子和國民黨開明派對左翼作家的激進頗有異見，也頻受左翼的攻擊，但他們愛才，有同情心，也有基本的正義感。然而，蔣介石被黨國內外這麼多名人要員來說情而激怒，手令將左聯五作家即刻槍殺。
沈從文午夜12點急匆匆趕來，將噩耗告訴丁玲。丁玲異常冷靜，沈從文後來有一段非常細膩、充滿感情的記述：「作母親的這方面，顯出了人類美麗少見的風度，只是沉默地把熟睡的孩子，放到小小的藤製搖籃里去，小孩略微轉側了一下，她把手輕輕拍著那小孩子，輕輕的說：『小東西，你爸爸真完了，他的事情還不完，好好的吃喝，趕快長大了，捕手做爸爸還不做完的事情。」
李達憑自己豐富的人生閱歷，再三勸告已經出名的丁玲專心寫作，無論如何不能再參加政治活動。但丁玲不聽，胡也頻的死激怒了她，喚起了她內心的仇恨，她要為丈夫復仇，接過他未盡的事業。丁玲與沈從文不同，寫作固然是她的生命，但當作家不是她的唯一，從幼年激發起的正義感始終燃燒著她的生命，而寫作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從此以後，投身革命將是更重要的道路。早年的共產黨有道德的感召力，追求自由、平等和正義，對底層民眾充滿同情。像丁玲這樣來自破落士大夫家庭的文學青年，本來就是奔著個性自由來到城市，他們充溢著浪漫主義激情，對社會的黑暗又滿懷憤恨，自由、浪漫、憤恨和同情，這四大激情都是通向革命的心理路徑，丁玲統統具備了。只是之前她不喜歡組織，不想做一顆機器里的螺絲釘，她想自由自在，不願加入組織。但胡也頻的死，讓她改變了。
1938年3月8日，丁玲在西安召開的「三八」節紀念大會上講話
丁玲加入了左聯，擔任了紅色刊物《北斗》的主編。原先她最喜歡寫的小說題材是革命加戀愛，如今她在光華大學演講，面對慕名而來的粉絲們公開宣布：「革命與戀愛交錯的故事，我覺得是一個缺點，現在不適宜了」。1932年，她在黨旗下秘密宣誓加入了共產黨，丁玲說：「我過去不想入黨，只要革命就可以了；後來認為做一個左翼作家也夠了；現在我感到，只作黨的同路人是不行的。我願意作一顆螺絲釘，黨需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此刻的沈從文與丁玲，雖然還是好朋友，但胡也頻死後，讓他們原來就有距離的思想；愈加遙遠了。沈從文對朋友一往情深，護送丁玲母子還家鄉，模仿胡也頻筆跡給老人寫信，為丁玲的《北斗》在北京組稿，但兩個人開始分道揚鑣，彼此的心靈漸行漸遠。丁玲對沈從文回到北京與上層士紳階級糾纏不清頗為不屑，認為他「不啻與虎謀皮」。沈從文回信辯解說：「我既不是紳又不作志士，……紳士罵不紳士，不紳士嘲笑紳士，這算是數年來文學論戰者一種永不厭嫌的副題，我覺得真不必需！」
志士與紳士之間，沈從文選擇的是「鄉下人」的桀驁，他嚮往紳士的體面、文明和從容，但他的心靈永遠是獨立的、超脫的。他尊重志士，但懷疑浪漫的激情背後的幼稚與巨大的破壞力。而投身左翼陣容之後的丁玲，開始對老朋友漸生不滿，她覺得沈從文是用低級趣味看待人與生活，對革命者採取居高臨下的憐憫與嘲笑態度。晚年的丁玲讀了沈從文寫的《記丁玲》，當她讀到這一段：
一頁新的歷史，應當用青年人的血去寫成，我明白我懂。可是，假如這血是非流不可的，必需如何去流方有意義？……自己根本那麼脆弱，單憑靠一點點信心，作著勇敢的犧牲，犧牲過以後，對於整個理想能有多少幫助，是不是還有人作過一番考慮？
丁玲怒火中燒，拿起筆在此處批示：「我真討厭你談論革命。你懂得什麼，只是庸俗的市儈。」
丁玲與沈從文，志士與紳士，孰是孰非？千古奇案，一切又重新來過，讓今人選擇，令人糾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