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9月1日，我懷著好奇和自豪的心情走進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校門。在我就讀的那所平民小學，我和小惠同時考上了女附中，成為200多名應屆小學畢業生中能給學校增光添彩的孩子。我們的小學以每年能考進男四中和女附中的學生為榮，因為是鳳毛麟角，有的年份還會剃光頭。
女附中的校園很大，教室都是樓房，即便是平房，也都高大寬敞氣派。校園裡有許多樹，我能認出其中的鑽天楊、洋槐、棗樹、核桃樹和柿子樹，東樓後面還有一個果園，種的是桃樹。
開學第一天在大禮堂給我們訓話的教導主任劉秀瑩老師出口成章，聲音悅耳，像是電台的播音員。當我胸前戴上白色琺瑯質的校徽，摸著上面七個紅色毛體字「北京師大女附中」，心裡別提有多美啦！
沒想到我的自豪感很快就蕩然無存。全班45人個個都是拔尖人物，小學裡不是大隊長就是中隊長，和大家比我覺得自己處處不如人。初中一年級的代數應用題特別繞腦筋，儘是些狗追兔子、雞兔同籠，讀起來像微小說，做起來像迷魂陣。
一次數學競賽，應用題除了狗追兔子，還有人在水裡追漂遠的軍用水壺，我立馬蒙燈，只能留下空白。成績出來，最好的同學得了90多分，既教代數也兼班主任的張老師，老遠指著我說：「你，60！」那一刻的恥辱刻骨銘心，至今難忘。當然，還有比我更糟的，一位小學當過大隊長的同學，因為不及格一直趴在桌上哭，把臉都哭皺了。
升到初二，學習剛緩過氣來，學校開始加強階級鬥爭的教育。永遠要站穩立場，分清誰是我們的朋友，誰是我們的敵人。家庭出身突然顯示出重要性，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是最好的五種，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和右派是最壞的五種。介乎於兩者之間的，是可以教育和團結的對象。
我們這些懵懵懂懂的孩子，知道了黨的階級路線叫作「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重在表現」。什麼意思呢？第一，階級出身是重要的，不同的階級會打下不同的烙印。第二，出身不能選擇，道路可以選擇，只要表現好也可以加入革命隊伍。
班裡出身好的同學，一到15歲，就自然加入共青團。她們入團的會議是不公開的，但是她們的名字和入團的消息會出現在黑板上。
女附中一直是國家領導人、黨政軍高級幹部子女的首選學校，她們也都是憑考分進來的，個別落榜的，會在下個學期轉學進來，每個班都有這樣的插班生。
前幾年聽說一件事，高年級某班有個高幹子女人緣差，遲遲不能入團。卞仲耘校長找團支書談話，讓她們通過那個同學入團，結果，她們口頭答應，後來還是不同意，最終也沒有讓那個同學入團。都是高幹子弟，誰怕誰？
對於出身平民家庭的同學，入團就有了難度，刻苦讀書，學習雷鋒勤做好事，經常寫思想匯報，是少不了的。有的還把日記送給團支部委員看，有的會在星期日專程跑到團幹部家裡去匯報思想。而出身不好的，譬如資本家、右派、反動軍官家庭，你把思想匯報寫成書，入團也沒有指望。
偶爾聽說哪位出身不好的同學被光榮吸收入團，首先會表揚她和家庭劃清了界限，意味著不知交了多少份批判揭發父母罪行的思想匯報。我班出身不好的同學文革前沒有一個人入團，年紀小，考驗的時間不夠長也是原因。
新學年一開始，學校會單獨組織幹部子女開會，我們班幹部子女不算多，大概有十二三個。我的同桌葉維麗，父母都是三八式，在新華社供職。她曾在自己的一本口述實錄《動盪的青春》中寫道：「那次開全校幹部子弟會，班上大部分同學都默默地留在座位上，我搬動椅子時動作儘量輕，感覺有點兒不自在，平時都是挺要好的同學，怎麼就這樣把人劃分了？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同桌，平常我們經常在一起進進出出，她家庭出身不好，留在座位上沒動，我走時心裡有些歉意。」
葉維麗的父母都是知識分子幹部，家族中幾位長輩更是我國思想文化界、科學界著名的人物，這樣的家庭氛圍，使得她從少年起就具有了批判現實主義的意識。
加強階級教育，請舊社會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做憶苦思甜報告，也是一項重要活動。有時是全校性的，有時是班裡自己組織。聽憶苦思甜報告，有的同學會跟著主講人哭，也有的趴在桌子上把臉埋起來，好像哭得更厲害。我個子高，總是坐在最後一排，看得很清楚。
記得有一次憶苦思甜剛下課，一位同學就從前排座位衝到我面前，指著我鼻子嚴厲質問：「你為什麼不哭？」她對我的類似指責時有發生，我心裡特別怵她。文革初期她成了班裡的「核心小組」成員，立即創造條件組織了全班對我的批判、鬥爭和孤立。
那時，還出現了一個新詞，叫作「階級報復」。出身不好，如果膽敢冒犯上述「紅五類」，弄不好就給你一頂階級報復的帽子。在法院宣判罪犯的布告上，時常可以看到「階級報復」這項指控。出身不好，生就的賤民，只許老老實實，不許亂說亂動。血統論和等級觀念的根基已經坐實。
山雨欲來風滿樓。我在15歲到16歲之間，常常在報紙社論或批判文章中看到這幾個字，它讓不諳世事的我浮想聯翩。
說實話，我特別喜歡那些文章鏗鏘有力的節奏和犀利的文風。我對政論文的喜好大概是從「九評」（中共中央反擊蘇共領導人赫魯雪夫的9篇政治評論，第9篇最著名）開始，一直持續到中年以後才摒棄。
初三那個學年，我們的作文課學習的是議論文，議論文三要素是論點、論據、論斷。教我們班語文的老師叫柯萊，聽上去是個作家的名字，或許柯老師年輕時也做過作家夢吧？老師鬚髮灰白，不苟言笑，說話帶著膠東口音。寫敘述文成績平平的我，時來運轉了。我的議論文得到了柯萊老師的賞識，幾乎篇篇都是範文，每堂作文課一上來，老師就在全班學生面前帶著膠東腔朗讀我的作文。
後來，念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或許是對議論文的偏好，使我對「社論」特別關注，喜歡裡邊一環扣一環的邏輯，也關心暗示性很強的句式，譬如，山雨欲來風滿樓，隱隱帶來的是緊張、激動和不安，或許還有期待。
初中三年級留給我的記憶碎片，是看了不少被批判的電影，譬如謝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舞台姐妹》，全是宣揚小資情調和階級調和論的大毒草。《北國江南》《不夜城》《林家鋪子》《抓壯丁》《兵臨城下》《紅日》等等電影各有各的罪名，譬如投降主義、賣國主義、階級調和……等等，長資產階級威風，滅無產階級志氣。這些當年是大毒草的電影，如今均被視為經典之作。沒錯，那樣一群大師級的編、導、演，是不可能複製的。
我們就要初中畢業了，政治時局也越來越緊張。學習、討論報紙社論，加進了期末的課外活動當中，後來則是整堂課的學習和討論。先是通讀、學習姚文元的長篇大論《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也是歷史學家。他奉上之命寫於幾年前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被批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要害是罷官。誰被罷官了？彭德懷！敢為彭德懷鳴冤叫屈，這不是向党進攻嗎？
與此同時，批判的矛頭直指「三家村」，與吳晗有關的三家村反黨集團，另兩位成員是時任北京市委書記的鄧拓和時任北京市委統戰部長的廖沫沙，他們聯名寫的雜文《三家村札記》，我們一篇一篇地念，念完了就捕風捉影地分析，那句話影射了黨和領袖，然後就上綱上線地批判。那或許是中學生在文革大爆發前夕的演練吧？
接著，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彭真為首的北京市委也變成了反黨集團，被華北局進駐，改組。好傢夥！原來，階級敵人不光是地富反壞右，他們的代理人早就潛伏到黨裡面了。
我的學姐、1967屆高中生羅治保存了文革初期的筆記。在她的筆記里，記載了1966年5月12日校黨總支書記、副校長卞仲耘在全校做的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動員報告。卞校長指出，這場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關係著我國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是我們黨當前第一大事，每一個人都要積極、主動、自覺地參加這場革命，捍衛黨中央、毛主席。這場鬥爭是看每個人是不是突出政治的試金石。她還對運動的要求、方法和學習文件做了具體說明。卞校長絕想不到，85天之後，她會被自己動員起來積極參加文化大革命的學生毆打折磨致死！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通過了毛澤東主席主持起草的指導「文化大革命」的綱領性文件《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卞校長在女附中的提前動員，想必是上面的「內部」部署，先走一步。
那時，初中畢業要經過兩次考試，畢業大考和升學大考。畢業大考已經結束，所有的課程都進入了自己複習的階段，課代表會把問題集中起來，請科任老師集中解答。再過兩周，就要中考了。
6月1日上午，我們照例坐在教室里「自習」。最後一堂課時，教室里的擴音器破例響起來。學校用廣播的方式召開全校大會，傳達各種通知，我們習以為常。但是這次不同以往，開場白「重要通知」後，在鴉雀無聲中等來了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播音員是夏青，國家廣播電台的王牌。
現在依舊能夠體會當時的心情，我頭皮發緊，全身僵硬。第一次聽到牛鬼蛇神這個詞，莫名的激動、緊張和不知所措讓我和全班同學都緊緊地閉著嘴巴，生怕自己的心從裡面蹦出來。
那天，當我們忐忑不安地收拾書包走出學校大門時，自己並不知道，我們這輩子再也回不到中學課堂了。等待初中畢業的我們，在學校等了整整兩年。
2014年2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