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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可能和平轉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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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雅門:在他們看來,戈巴契夫是因為通過開放政治體制以及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而使蘇聯共產黨陷入滅頂之災。我認為他們(習近平和中共領導人們)正在從中汲取錯誤的教訓,並且過度地努力強化壓制,擴大和加深在習近平一人統治之下的個人化的控制,以避免步上戈巴契夫的後塵,但他們這樣做,反而正落入戈巴契夫的命運,而且等待的時間越長,改革和開放就越困難,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結局也就會是更加災難性的。

據《彭博社》4月12日報導,中國3月份出口下降7.5%,降幅遠超預期,為中共官方5%的經濟成長目標蒙上陰霾。而習近平當局目前面臨的經濟危機會不會成為中國民主轉型的一個契機?最近也成為許多國際媒體與學者關注的課題。致力於研究世界各國民主發展與民主轉型40多年、國際學界知名的民主理論學者--戴雅門教授(Larry Diamond),目前是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資深研究員、也是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高級顧問,並共同創辦了極具影響力的學術期刊《民主季刊》(Journal of Democracy)。戴雅門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縱深視角》專訪時,針對中共陷入漫長的經濟危機是否可能醞釀一場政治危機以及中國未來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提出了他的權威見解,他認為習近平和中共的領導階層雖然極力想要避免步上前蘇聯的後塵,但習近平一系列的做法在他看來,卻反而是重蹈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的覆轍。

習近平學錯歷史教訓正步蘇聯後塵

戴雅門告訴美國之音:「世界歷史上的政治領導人經常從歷史中得出錯誤的教訓,習近平以及和他共事的中共領導人們,比任何人都還要更強烈地感受到、並且更堅定地認為,他們必須避免戈巴契夫的命運。在他們看來,戈巴契夫是因為通過開放政治體制以及推動經濟改革(Perestroika),而使蘇聯共產黨陷入滅頂之災。我認為他們(習近平和中共領導人們)正在從中汲取錯誤的教訓,並且過度地努力強化壓制,擴大和加深在習近平一人統治之下的個人化的控制,以避免步上戈巴契夫的後塵,但他們這樣做,反而正落入戈巴契夫的命運,而且等待的時間越長,改革和開放就越困難,中國共產黨的最終結局也就會是更加災難性的。」

戴雅門指出,嚴峻的經濟問題有可能在中國引爆一場政治危機。他說:「中國正陷入一場漫長的經濟危機,中國今天實際的經濟增長率可能接近於零,中國之外的任何一個認真的經濟學家,都不會相信中共官方宣布的那些虛幻的數據,許多中國的主要企業家對中共失去了信心;習近平在私下被公開譏諷為一個拙劣無能的權力渴望者,正把中國拖進深淵。我認為現在的中國正醞釀著一場政治危機,雖然不一定會立刻威脅到習近平個人的統治,但是它正在給中國帶來許多停滯和衰退的跡象,人們對這個政權的信心也在不斷地下降,就像蘇聯19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那樣。」

中國成「奧威爾式」極權恐懼令人逃離

戴雅門也對中共正在成為一個越來越極權的政體感到擔憂,他認為用「新極權主義」(Neo-Totalitarianism)和「奧威爾式」(Orwellian)這兩個詞來形容中共是非常準確的。他說:「現在的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奧威爾式』的國家,以國家安全和政治壓制為由,使用所有最先進的監視、通信和控制技術,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它一樣廣泛而精密地使用方法來監控其人民,這是一個充滿恐懼的國家。這就是為什麼很多人不想在那裡生活了,其中包括很多企業家。」

戴雅門引用2017年5月21日中國留學生楊舒平在馬里蘭大學的畢業典禮上發表的演講。他說:「中國的民眾想要自由地呼吸,就像那個了不起的年輕中國學生在馬里蘭大學發表的畢業演講一樣。她(楊舒平)在畢業典禮上說,『我們想要呼吸自由的新鮮空氣,這是非常令人心曠神怡的。』對於人們來說,呼吸這種自由的空氣是非常有益的。」

中共體制違反人性內部矛盾日益激化

展望未來中國的前景,戴雅門套用共產黨的話來說:「矛盾將會激化」,原因出在中共的制度違反人性。他說:「中共的體制與人類本性、人類創新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背道而馳,當受過教育的人們發現了世界各地的可能性時,他們想要生活在一個不一樣的社會。因此我認為,中國正在進行『價值觀的改變』,我認為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會想要擁有不一樣的生活,他們可能不完全理解民主,但他們會更希望生活在一個更開放、不那麼壓抑的社會。如果共產黨不去適應這種『價值觀的改變』,那麼他們將要面臨的就是,我還是套用共產黨的那句老話:『矛盾將會日益激化』。」

對於中共極權制度違反人性這樣的觀點,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與戴雅門有類似看法。林培瑞告訴美國之音《縱深視角》:「一個溫和、開放、自由的社會,是深植在人的骨子裡,不管你是哪個文化、國家、民族,就算是一隻蟲子都喜歡自由,都希望能夠控制自己的行動,人就更不要說了,這種追求自由的渴望是壓不死的,關鍵問題是能不能在社會的組織上有一個允許追求自由的氣氛。」林培瑞認為,在中國這種氣氛是潛在的,有理想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還是有這種理想,但是這種氣氛能不能轉化成實際行動,將中共的極權制度改變成一個更寬鬆的開放社會,林培瑞說:「這要等一個碰運氣的機會」。

中國轉型血腥還是和平?專家見解不一

在內部矛盾不斷激化的情況之下,中國究竟是否還有和平轉型的可能性?對於這個問題,戴雅門和林培瑞有不同的看法。林培瑞認為,中國有理想的知識份子雖然不公開說,但潛在地希望改變中共的極權制度,而中國目前正面臨的經濟危機,就有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機會。林培瑞說:「我覺得主要還是經濟方面的危機,可能是這樣的一個機會,讓人們心中潛在的價值觀能夠浮上浮上檯面、發揮作用,改變極權社會。」不過,林培瑞擔心中國從極權向民主轉型的這個過程可能會是血腥困難的。「怎麼能夠沒有那麼大的暴力、沒有那麼大的危險,讓中國從極權制度轉型到民主制度,這個問題非常困難,因為習近平絕對不可能突然有一天就說他要民主了,這肯定會有『奪權』的問題在裡面。」林培瑞說。

不過,戴雅門在中國從極權轉型到民主的過程中是否可能流血的這個問題上持不同觀點,他說:「我不認為民主轉型會是、或可能會是血腥的,因為如果是血腥的,我認為民主就不會是結果。我認為在中國最有可能的情況是,就像前蘇聯發生的情況一樣,將是某種形式的和平政治轉變。」

中國「和平轉型」的歷史借鑑

除了戴雅門所說的「類似前蘇聯的某種形式的和平政治演變」,曾在中央黨校教書長達15年的蔡霞教授2020年接受外媒專訪時,也談到過捷克的和平民主轉型給中國的啟示,她說:「中國進行政治轉型,無論當權者是否願意,這是歷史進步的必然趨勢,這個過程是否能夠平和完成和實現,一直是外界關注的焦點。我曾經說過,希望中國實現的和平轉型,可以像捷克的『天鵝絨革命』,雖然稱為『革命』,但前面的『天鵝絨』三個字就說明了,這是非常平和、非常平穩的過渡,在整個捷克的政治轉型過程中,都沒有出現流血、衝突和死亡的案例。這是令我感觸很深的地方。」

回顧中外歷史,其實不乏和平轉型的契機與案例,能對今日的中國發揮潛在的影響與激勵的作用。《紐約時報》也曾針對「中國的政治改革」發表一系列專欄文章,其中就提到:「1980年代在中國曾經出現漸進式的政治體制改革,它的實際主持者趙紫陽和源於中共黨內一批『開明派』,試圖衝破舊體制的窠臼,但80年代這場政治改革很快就在黨內保守勢力的圍剿下失敗,並在1989年釀成舉世矚目的天安門事件後徹底終結,但其影響並未劃上句點。」

習近平可能發動戰爭但有預防之道

儘管樂觀地認為中國仍然存在「和平轉型」的可能性,戴雅門教授仍然對中國短期的發展感到擔憂。他說:「習近平可能會發動一場將給每個人帶來災難的戰爭,我當然對此感到非常擔憂,但我並不絕望,只要我們有正確的嚇阻(deterrence)和正確的接觸(engagement),就可以避免這場戰爭。」戴雅門進一步指出:「我們需要與中共領導人接觸和正確的節制,維持兩岸現狀非常重要,我不認為台灣即將上任的總統賴清德,在他的任內會有片面改變現狀的情況發生,我認為現狀將得以保持。」

戴雅門同時也指出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台灣海峽與烏克蘭這兩個地方所面臨的戰爭陰影對世界和平以及全球民主未來面臨的挑戰,可以說是「密切相關」。他說:「全球的獨裁者和威權主義者們不斷觀察、探測信號,並根據全球形勢決定他們可以如何逍遙法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歷史驚人地印證了一個教訓,那就是當侵略行為出現時,如果不即時加以制止,就會引發更多、更肆無忌憚的侵略行為,不僅是當前的侵略者,還有其他渴望奪取鄰國領土的野心家。」因此,「如果能夠在侵略行為首次顯現時便予以制止,或者儘早打擊侵略行為,局面就不至於激烈惡化。」戴雅門說。

戴雅門教授著有《妖風--全球民主危機與反擊之道》一書,他在本次專訪中詳細闡述了因俄羅斯的憤怒、中國的野心、美國的國內問題以及民粹主義所颳起的這四股「妖風」,近年席捲全球民主所帶來的各種挑戰與日益加劇的危險,並提出逆風而行和擊退風暴的因應策略。專訪的完整內容請收看最新一期美國之音《縱深視角》節目。

責任編輯: 李安達  來源:美國之音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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