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二十六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大變動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在桐城。因為等待著父親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讀書，便在桐城的親戚家中閒住著，沒有上學。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別了九年的父親會面。這裡要補說一句：父親在戰爭時期一直在重慶，我是跟著伯父一家回到鄉間逃避戰亂的。我的父親是歷史學家，學的是西洋史，戰前在各大學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瀋陽，創立了一所新的大學——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經過北平，然後去了瀋陽。
這時我已十六歲了，父親急著要我在最短時間內補修各種現代課程，準備考進大學。1946—1947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讀書，一方面在課外加緊跟不同的老師補習，主要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目。我在這一年中，日夜趕修這些課程，希望一年以後可以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個字彙是陌生的。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到，我大概絕不可能專修自然科學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學方面去發展。好在我的興趣已完全傾向於歷史和哲學，所以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
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我的治學道路也就此決定了。
戰後的中國始終沒有和平，因為緊接著便爆發了國共內戰。我在1947年底讀完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時，瀋陽已在共軍的包圍之中，我們一家乘飛機回到北平。於是我的大學生涯又中斷了。我們在北平住了十個月，然後又在1948年11月從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後，上海也被共軍占領了。在這一年半的流亡期間，我自然沒有上學的機會。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個月，我自己在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波動。這是中國學生運動最激烈的階段，北平更是領導全國學運的中心。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精心策劃之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左傾」學生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內戰」、「反飢餓」、「反迫害」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當時便是北大地下黨的領導人，他不斷地向我進行說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陣營」。這樣一來，我的政治、社會意識便逐漸提升了，我不能對於中國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趨勢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學的學生，因此從來沒有參加過左派或右派的學生活動，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在左、右兩極間搖擺不定。我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入地思考有關民主、自由、個人獨立種種問題。當時的學生運動雖然由中共地下黨員所策動，但在外面的知識分子並不了解內幕，他們仍然繼承著五四的思潮，嚮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學」。我在北平期間所常常閱讀的刊物包括《觀察》、《新路》、《獨立時論》等，基本上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議論。不過那時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義者向中共靠攏，右翼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堅決擁護西方式的民主和個人自由。
我自1946年離開鄉間以後，曾讀了不少梁啓超、胡適等有關中國哲學史、學術史的著作，也讀了一些五四時期的有關「人的文學」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傾向於溫和的西化派，對極端的激進思潮則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階級鬥爭和我早年在鄉村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我也承認社會經濟狀態和每一時代的思想傾向是交互影響的，但是唯物史觀對我而言是過於武斷了。總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經歷對我以後的學術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對西方文化和歷史發生了深刻的興趣。我覺得我必須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化和歷史，才能判斷馬克思主義的是非。
1949年夏天，我的父親、母親和弟弟離開了上海，乘漁船偷渡到舟山，然後轉往台灣。我是長子，父親要我料理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這一年秋天，我考進了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從8月到12月，我又恢復了學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學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國近代史等課程之外，我更系統地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
這個時期，大學校園的政治氣氛雖已改變，但嚴格的思想控制還沒有開始。我們還可以比較自由地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不過越討論下去，不能解答的問題也越多，而且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當時的學術和思想的水平。
我本來是不準備離開中國大陸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的來信，原來他們又從台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後，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後一段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