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國企跟民企的關係一直是社會廣泛關注的重大命題。
2022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亮明態度，毫不含糊。
但前陣子，一份關於國企和民企資源分配的數據報告又引發了一波討論。報告顯示，我國的民企數量占全國企業總量92%，但卻只占據了3%的資源，剩下的97%都在國央企手裡。
確實，在國家政策的支持下，國企往往更容易獲取土地、資金、技術等關鍵生產要素，民企則往往要面臨融資難、用地難、人才難等困境。然而，正是這微不足道的3%資源，卻支撐著全國90%人口的生計。
對此，很多人納悶，國央企和民企資源分配差距這麼巨大真的合理嗎？這兩駕馬車不應該是齊頭並進嗎？這種資源分配機制真的有利於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嗎？
今天就來分析一下國企VS民企的資源分配狀況，也重新審視一下民企在國民經濟中到底處於什麼樣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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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VS民企，孰輕孰重？
在一定意義上，對現階段的中國來說，我們不缺國企，畢竟我們整個經濟改革就是從國企走出來的，我們目前更缺乏的是民企和信心，因為當下很多民企都是在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
首先是行業准入門檻太高，很多賺錢容易、來錢快的大行業都被國企壟斷了，特別是資源型行業。
華潤就是典型的靠紅色基因鑄就的商業巨艦，包括消費、健康、城市建設、能源服務和科技金融五大領域，其中覆蓋電力、燃氣、水泥、醫藥、化工、網絡、紡織，幾乎承包了國人的日常生活，截止2023年，華潤資產總額2.6萬億元。
還有中信，資產總額超6萬億，主要是金融領域，包括銀行、證券、信託、基金、保險等，還有實業投資，包括房地產、工程建設、機械製造、能源等。
可以說，涉及國家民計生活的領域都掌握在這些國央企手上，民企根本不具有項目准入的平等地位，能幹的基本都是競爭極激烈、利潤相對較薄的行業，比如服裝、餐飲行業，內卷熱火朝天，內部廝殺極其慘烈，生存空間被擠壓得所剩無幾。
部分國企借經濟特權拿到了高價項目還不作為，在抽取了足夠的利潤後，再分包給民企，民企再分包給施工隊，層層分食國家項目，最終成了行政主導市場的尋租經濟。
近期沸沸揚揚的重慶燃氣就是隸屬華潤的，作為1983年成立的大型央企，重慶燃氣當小偷當強盜，華潤集團能不知道嗎？這會不會是華潤燃氣的「潛規則」，我們不得而知。
除此外，近十年，部分國企甚至肆無忌憚對中小微企業盤剝尋租，長期拖欠款甚至成了常態，有的款一拖七、八年，大多數企業身陷其中，卻看不到有力的政策出台，就這樣倒在了長期拖欠款的惡劣環境中。
在融資方面，民企跟國企的「不差錢」更是形成鮮明反差，因為很多機構業務人員寧可不作為，也不想冒犯政治錯誤的風險。金融仲介還要雁過拔毛，天天拉企業去借高息貸款、以貸續命，企業的利潤轉手成了銀行的利息，最終只能通向老賴之路。
儘管黨中央多次重申「兩個毫不動搖」「三個沒有變」，但很多地方在政策執行中不時出現簡單化、一刀切、層層加碼、低級紅、高級黑，加上三年疫情反覆衝擊，活下來的民企也是元氣大傷，光2021年就有390萬戶民企註銷。
然而，就是在這種資源匱乏的艱難環境下，民企也展現出了驚人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創造了巨大社會價值——貢獻了中國經濟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經營主體。
特別是在就業方面，為什麼國企多的地方，當地大部分人不一定富裕，而民企多的地方，當地大部分人肯定相對富裕？
因為大國企能帶動的就業十分有限，比如湛江的中科煉化，2022年了完成千億產值，相當於湛江市25%的GDP，湛江四大企業年產值就相當於全市一半的GDP，但湛江民眾並不富裕。河南、河北也是，看起來繁華、GDP還可以，但人民生活品質明顯比湖南湖北差。
因為民企數量較少，想找一份穩定的高薪工作難如登天，只能提供銷售、客服這種基礎型崗位，大量年輕人無法就業，所以被迫前往長三角、珠三角找工作。
2021年全國城鎮總就業人數達4.68億人，3.75億是民企消化掉的，也是這批人貢獻了50%的稅收和60%的GDP。
其次，民企還貢獻了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這點非常重要。
眾所周知，我們當下的主線任務就是自主創新、突破核心技術、實現產業升級。但自主創新這事風險很大，特別無人區，需要花大量試錯成本，不僅僅是探索技術本身，商業模式都要探索。
目前，中國高科技產業有領先技術的企業基本都是民企，特別是網際網路、新能源、生物科技等新興領域，民企更是關鍵力量。
而民企的企業家生來為了開創，他們敢於冒險，敢於創新，也善於捕捉市場變化，為了降低成本，還會採取一系列精細化管理的措施，同時尋找商機實現業務多元化和規模化發展，不遺餘力研發投入、引進人才，提升技術實力和創新能力。
但國企的老大則大多是技術官僚，以守成為主。因為監管政治性很強，很難在市場上完全放開手腳。加上是用公家的錢、用公家的權，制度更嚴謹，審查更多，還有追責的問題。部分國央企還過於依賴資源優勢，加上缺乏充分的市場競爭，忽視了內部管理效率，創新動力本就不足。
其實很多事如果國企來做，資源比民企厲害太多，但就是做不起來。因為民企做十個項目，有一個成功就可能把錢全收回來，而國企則要考慮到能不能冒這個險、失敗的責任誰來負等問題。
當然，國企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們要做一些社會公共服務的行業，比如發電站、網絡基站、自來水、水庫；要參與投資巨大而回報周期極慢的項目，比如航空航天、鐵路、公路等；還要把賺來的錢拿去建設軍隊保衛國家，並要保證軍工企業的發展，比如軍改、殲20、航母。
但國企是國家的上限，民企是國家的下限。當初沒有民企的發展壯大，就沒有改革開放的經濟奇蹟。當前，民企的潛力顯然還有待激發，我們必須移走壓在民企身上的大山，才能讓市場更有活力，讓就業更加充分，讓經濟穩定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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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移走壓在民企身上的大山？
1/確立競爭中性制度·打破市場的冰山
中國民企進入基礎設施、大型製造、金融保險、科教文衛、通信等行業還面臨著很多壁壘，民企負責人還要整天擔憂難以預期、大起大落的政策，對人身、財產極度沒有安全感。
對此，要通過深化改革、優化政策，加強監管等方式打破資源壟斷，引導國央企聚焦主業，退出部分領域給民企布局的空間，核心要點就是讓資源按照市場規律流動，放開對民企的行業准入限制，為民企創造公平的競爭環境。
同時建立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的機制，避免一些產業政策因事先缺乏溝通、事中執行走樣對市場形成衝擊，強化政策溝通和預期引導。
也可以遴選個別標杆性民企家為國家智庫成員，為國際競爭貢獻經驗智慧，增強「自己人」歸屬感。
建議將「平等保護各類產權」寫入憲法，依法慎用羈押性和查封、扣押、凍結等強制措施，防止利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維護民企經營者人身和財產合法權益。
2/紓困金融風險·降低融資的高山
銀行業一個突出問題就是把給國企貸款當成「講政治」，國企貸款一度占比超2/3，與其1/4的GDP份額極不對稱。
國企融資「易」的背後就是民企融資「難」，面對突然的抽貸、斷貸，再好的民企都吃不消，於是會慢慢變得「保守」，出現「活下去就是勝利」的消極心態。
在紓困問題上要制定一些政策，比如鼓勵企業建立研發費用提留機制，或通過成立基金，產權重組等實現債務重組，同時強化政府引導基金專業化營運，固定一定比例投向十年以上子基金，扶持初創型中小企業。還可以建立特殊申請渠道，支持「專精特新」企業拓展基礎研究成果應用。
最好設置清晰的指導民間資本投資行為的「紅綠燈」，減少不必要的不確定性。當大型企業集團出現資不抵債風險、嚴重危及銀行債權人利益時，允許企業自主選擇主銀行派一位代表進入企業監事會，協助化解風險、防範最後的資產被挪用，健全失信行為糾正後的信用修復機制。
3/深化國企改革·融化國民經濟的火山
通過剝離非核心業務，聚焦主業，提升核心競爭力等措施，推動國央企瘦身健體提質增效。同時強化市場化營運，引入競爭機制，激發國央企內部活力，使其發揮更大的作用。可以建立常態化的政企溝通平台，及時解決民企的發展難題，增強政府與民企之間的互信合作，推進國民企業兼併重組和戰略性組合。
在時代的洪流中，民企就像破浪前行的航船，民企的發展信心不僅是推動自身前進的動力，更是引領中國經濟駛向新航程的燈塔。
雖說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破解民企的信心和預期問題很難一蹴而就。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在這樣的水土中，才能真正讓廣大民企家提振信心，達成「國企敢幹，民企敢闖，外企敢投」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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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是星辰，民企是煙火。
國企是國之重器，是中國經濟的壓艙石和穩定器，在國家重要戰略產業中起主導作用。民企是中國經濟的源頭活水，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基礎，是市場化資源配置和社會就業的主要力量。二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過去幾年，每當民企遇到難題，總會出現一輪拯救民營經濟的熱潮，但隔幾年又會迎來新一輪危機，然後再來一次拯救運動。
樹立信心可能要五年十年，但破壞信心只需要一瞬間、一件事。提升民營企業發展信心，沒有完成時，永遠在路上。對於民企而言，更需要的是能夠長期平穩發展的制度和環境。
當前，民營經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生力軍，「從制度和法律上把對國企民企平等對待的要求落下來」，真正實現國企、民企的公平競爭，實現「競爭中性」，防止體制性問題造成的「擠出效應」，應該是接下來改革的主攻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