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在十四大上鞏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之後，就又加快了擴大政法委權限的作法。1994年《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印發〈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機關職能配置、內設機構和人員編制方案〉的通知》中，將中央政法委員會的職權擴大到七項，其中包括「研究和討論有爭議的重大疑難案件」，等於是正式恢復了黨委領導辦案的毛時代的老套路。

文革結束後，1978年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做出對謝富治和康生進行審查的決定。一直到1980年10月審查結束後，中共中央把謝富治的罪行向社會進行了披露，並撤銷周恩來所做的悼詞，同時還開除了謝富治的黨籍，並下令將其骨灰盒移出八寶山。1981年，中共當局又以最高法院之名確認謝富治是「江青和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十六名主犯之一，因其已經逝世，免除了刑事責任。

新冠疫情爆發這兩年，中國通過核酸檢測、健康碼等工具實現了對人民行動的全方位控制，建立了世界最強「數字極權」。隨機出現的嚴厲封控禁足，動不動就「緊急集合」測核酸，加上大群穿著白色防護服看不清臉的防疫人員，實在太像《魷魚遊戲》中的場面。因為沒有綠碼寸步難行，人們不得不一次次排大隊去測核酸，在深圳等城市甚至被要求每48小時測一次，所謂「鼻子都捅出繭子了」

使用核武器，特別是使用戰術核武器，歷來出現在（蘇軍）俄羅斯的作戰想定中。俄軍設想，在其大兵團進攻、有生力量被敵方聚殲，整個戰役企圖被顛覆，俄羅斯面臨重大危機時，「果斷使用核武器，扭轉局勢，轉危為安，是未來進行戰役決戰時必須考慮的方案。」對比之下，中國近年來一些主流智庫研究戰略的學者也公開提議、修改核戰略，改變以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建議在關鍵時刻「該出手時就出手」。

在2月22日的一家證券公司的電話會議上，沈逸說：「我們認為，俄羅斯單方面對烏克蘭宣戰的可能性幾乎沒有。」在那時，美國政府根據它獲得的情報不斷地向世人發出警告：俄國要打烏克蘭，而且迫在眉睫。對於這些警告，中國的專家們都嗤之以鼻。金燦榮說，美國一直談論戰爭迫在眉睫，是因為美國希望歐洲亂，歐洲亂了對美國有利。沈逸則用川普給拜登取的外號「瞌睡喬」說，怎麼「瞌睡喬」拿出的情報那麼差勁。

第五波疫情下，移民人數再次成為熱門話題。與去年七、八月暑假期間機場長長人龍比較，疫情關係新一波移民潮沒有上幾波的傷感離別畫面，但實際人數早已過之無不及。入境處每日有提供出入境數據，但未有累積統計，幸好有獨立評論員David Webb作出整理資料，我們可以更...

由於五四精英們的胡說八道，共產黨上台後就可以吹噓什麼解放婦女，實行一夫一妻制。其實就是把西方的宗教制度引進來，比中國傳統的一夫一妻制嚴苛、絕對了一些而已。這絲毫沒有解放婦女，倒是讓婦女沒有選擇地成為共產主義的螺絲釘。這叫解放嗎？

當《隊報》記者問到：自從她和張高麗的事情曝光後，中國政府有沒有對她本人採取什麼措施？彭帥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轉了話題，說：我的個人情事、隱私應該與體育和政治分開。 令人玩味的是，她的這句話，是說給這家媒體聽還是說給中國政府聽？因為，正是中國政府讓她的博文消失、並取消了她的微博帳號，僅僅因為她披露了個人情事和隱私。正是中國政府，把她的個人情事、隱私與體育和政治掛鈎。原因很簡單，彭帥揭發的性侵、性亂主角，是中共（前任）政治局常委兼副總理，是最高利益集團的成員，位高權重。

從中國政府的角度考慮，能夠吸納外籍華人血統且專業成績斐然的運動員代表中國隊參賽，是非常合算的一件事，不僅節約了大量培養成本，奪金的成算也高了不少。從這些外籍華人選手來說，讓這些年輕人考慮中國的政治因素拒絕機會，似乎也不大可能。這些運動員的父母多是自1980年代中後期直至1990年代初期出國的華人，不少就是公費選派的，他們出生於文革後期及改革初期，對中共政權的專制黑暗並無切骨之痛，當然也不會教育子女仇恨這個政權。如果獲獎，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是報酬豐厚。

有趣的是，冬奧期間中國代表隊被發現有如谷愛凌等一些備受國籍爭議的成員，去年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谷愛凌表示：「我這個外形和說話的方式，是完全的美國人，沒有人能否認我是美國人。當我去中國的時候，沒有人能否認我是中國人，因為我中文流利，對這裡的文化也很熟悉，也完全認同中國人的身份。」為什麼中國人會接受同時自稱美國人的谷愛凌也可以代表中國？原來看來相當簡單，就是她可以拿金牌。

徐州一向是拐賣婦女的"重災區"。根據1989年5月出版的著作《古老的罪惡——全國婦女大拐賣紀實》，從1986年到1989年，人販子從全國各地拐賣到徐州市所屬6個縣的婦女共48100名。書中最令人驚詫的是徐州市計程車司機拐賣婦女大案。據書中所言，當年整個徐州計程車半數司機都參與拐賣婦女，只要從火車站拉到單身女孩就會轉手給人販子賣掉。這本書還明確寫明了計程車屬於"華航汽車出租公司"、"雲龍旅遊服務公司"和個人私營計程車。

醫學專家紛紛表明，「清零」不切實際，「同病毒並存」是別無選擇的社會現實和抗疫策略，與愛不愛國無關，總之不能擾民過甚，死守「清零」政策不放。以至《明報》在每篇評論後加上按語，表明文章旨在指出政府施政缺失，無意煽動仇恨，儘管不是免責條款，也不能阻止警方執法，但起碼有助取信於法庭，從按語的角度理解文章的用意，盡力保護餘下的言論自由。

清一色」而「完善」的立法會議員，都居然對政府的防疫政策完全無法理解，誤解「清零」將會在可見的將來都持續，既不是只等更多老人打疫苗，也不是等待新疫苗，這不正是說明了，政府目標是什麼，不要說普通市民不知道，連保皇黨立法會議員都不知道嗎？保皇黨不但沒有幫政府解畫，反而幫倒忙，在散播傷害政府自己專家公信力的言論，甚至阻嚇他們表達意見，這不是反映了目前香港的政治形勢，是如何荒謬嗎？

人類無法消滅新冠病毒，跟它共存根本別無選擇，「清零」政策註定是行不通的「倔頭路」（沒出路）。不錯，病毒不斷變異，Omicron之後新病毒可能尋回強烈毒性，至今沒有科學家可以斷定，但到時若有需要大可改轅易轍，重推「清零」政策，但絕不能因為未來可能逆轉，便放棄現在因時制宜，以適當措施應付眼前疫情，正如疫情伊始，未有疫苗，也不掌握治療方法，斷不能假定病毒會逐漸變得溫和，而貿然採取放鬆對策，與病毒共存。

隨著過去一年中共及作為傀儡的港府加大打擊香港公民社會的力度，近月逐漸瀰漫著失敗主義及投降主義。近日在中大任教的著名時事評論員蔡子強的受訪言論可以說是當中的表表者，簡單來說，他將失敗歸咎於反送中以來的「激進」做法，這當然是本末倒置的說法，面對一個以非常激進方式想要消滅所有反對勢力的政權，大家用較以往激烈的方式反抗，到底何錯之有？

當時駐西德的美軍空軍司令李梅是二戰中曾指揮轟炸日本的空軍指揮官，他調集了自己所掌握的飛機，開始向柏林空運生活物資；同時還發急電，請美國政府從世界各地調更多的運輸機以供空運使用。1948年6月26日杜魯門總統命令美國駐歐空軍，將所有能用的飛機都投入柏林空運，代號為"運糧行動"的空運作業正式開始。世界航空史上罕見的特大規模的空中運輸──柏林空運拉開了帷幕。

在「全民檢測」後，政府又拋出「全民接種疫苗」，又再一次吹噓接種疫苗後，就可以通關；結果接種率愈來愈高，卻永遠都無法達標；接種率的標準愈拉愈高，可是即使100%接種，Omicron卻殺到來，不但令較弱效果的中國科興疫苗無效，甚至連mRNA技術的復必泰也大打折扣，要接種第三針的補充劑。結果「信疫苗」、以為接種過後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的幻想，又再告幻滅！疫情兩年了，不但沒有旅遊，出入香港的限制卻愈收愈緊，只見無了期的隔離政策。

對於中共來說，基於所謂的「制度自信」，對於國際社會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批評早已經滿不在乎。冬奧會雖然受到外交抵制，但這種局部的抵制對中共來說不痛不癢，因此也不會在人權問題上對國際社會的批評做出任何回應。對他們來說，沒有什麼比內部的政治穩定，也就是「二十大」的順利召開更重要。因此，外界必須有心理準備，在2022年，我們將會看到中共犯下更多的侵犯人權的惡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