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又是標榜民族主義的時刻，各種措施如只用國產疫苗、封城強迫檢疫、對外長期閉關、健康碼貼身追縱等等，都代表跟西方涇渭分明的中國模式，因此抗疫之餘，更要好好宣揚，以示國威，也增強人民對國家的認同。所以儘管防疫形勢大大有別於從前，也儘管中國模式有多麼不濟，也得咬緊牙關堅持下去，繼續示範中國模式的「優越性」。

更令人失望的是，其實政府有更多事情可以做，去減輕檢疫的難度；例如打疫苗，為何不是以效率優先？上海復星買下德國BioNTech的「大中華」代理權，由當時預計上年七月可獲中國大陸的批文，卻至今仍然未有消息。而中國兩隻著名的滅活疫苗，對Omicron變種都幾乎沒有抵抗力，亦因此局限了政策的選擇；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令到全球多國都最輕易獲批，可謂最受歡迎的疫苗，至今仍未能在中國大陸使用呢？

10日當天，有朋友哭著在電話中對我說：「人權捍衛者所做的一切值得嗎？張青就這樣走了。他們夫妻在一起的日子還不如兩地分居的時間長……！」確實，人權捍衛者和他們的家人實在太不容易了，面臨的困難與挑戰是常人所難以體會和想像的。我們交流過，張青很明白：一個社會的進步，離不開先行者的付出，甚至犧牲。張青去世前後發生的一切，使得我們再次認識到：集世界獨裁暴政邪惡於一身的中共，暴政的邪惡程度無人能比。

現在共產黨的大一統才是一個危害，它是強調用一個東西把所有東西都籠住，一國之下沒有多制，一體之下沒有多元。在五十年代，中共不是有個十七條協議嗎？說是要尊重藏人的自主，也就是說，當時中國共產黨就知道，要把西藏納入中國的版圖，就要尊重別人的自主性。包括人家的社會生活方式，人家的政治制度，不要輕易去改變它。但中共後來破壞了這一點，踐踏了十七條協議。

林鄭政府若限於口舌批評，卻不嚴正依法追究犯人，按例懲處違規者，今後不但無以服眾，更不啻是擺明刑不上大夫，明示香港確有法外之區，公務員體系亦確有治外之民，不受管制。如此不作為的話，特首雖然無煽動市民仇視特區政府之意，卻令市民深深不忿而有煽動之實，以現時的標準看，甚至有損害國家安全之嫌。

曾在香港成功推動廢除死刑的國際特赦組織之撤退，有著相當重要的象徵性意義，香港一直是國際公民社會組織理想的亞洲地區總部，不過，在《國安法》下，任何外籍人士也都可能因為批評政府或北京當局而被認定觸法，故此，其它國際NGO也有可能考慮遷離。對北京而言，像國際特赦組織這種世界有名的NGO能夠知難而退，當然是最理想的狀況，在不用付出代價下就解決了他們，且證明《國安法》的確具有嚇阻的力量，而「去國際化」就這樣大步往前。

從這些不負責任的言論，即可見政府民望低落，不止是因為政府官員的責任，而這批所謂「建制中人」比起政府甚至更不堪；即使特首在防疫政策有漏洞，不代表這些身為建制一分子的權貴，竟可帶頭知法犯法，不去怪責自己不守法，反過來「不滿」政府對自己人「嚴苛」，足證在沒有民主陣營監察的「建制」，可以墮落到無法無天的地步，不但連為政府「護航」的角色都做不到，反過來拖累政府的民望更向下沉。

這個例子一次過犯了四個錯誤。一是混淆了受訪者與記者的角色和責任，該報導採訪兩位中大畢業生，他們才是消息來源，內容即使有何冒犯之處，甚至警方指內容有煽動成分，也不能毫無證據，便想當然認定記者造假行騙，更不能指新聞機構刻意煽動市民；二是認為個人經驗不可取信，也等於否定受訪者的親身見證，可作為記者常用的新聞來源和題材，正如人證也可當作有效證供一樣。

全球許多國家都在為與武漢肺炎共存來推動經濟反彈與生活秩序正常化，中國則仍以清零為目標，犧牲經濟而採取極端的防疫措施。除了忙著人事換位，安排習家軍坐上寶座，實在看不出新的一年中國有什麼好兆頭。

要改變國人的不幸和國家命運的不幸，就要回到一百年前的正確結論：學習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權。自由和人權，古代中國優於西方，缺的就是保障自由和人權的民主制度。一百年後的今天也證明了，只有西方的民主制度能夠更好地保障自由和人權。學習蘇聯的政教合一加農奴制，只能讓中國人的命運倒退回兩千多年前，至少不會高於秦朝。

鶴崗市財政的破產，將是多米諾骨牌倒下的第一張牌，這才是中共真正的夢魘。最新消息是，新華社1月2日報導，河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近日印發了《省與市縣共同財政事權支出責任省級分擔辦法》。該辦法說是要「進一步理順省、市、縣之間」的財政關係，但從實際內容上看，明顯就是要求上級行政單位要分擔下級行政單位的財政開支。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城市」，其角色是要連接中國與世界其他地方，特別是已開發國家；可是當已開發國家接二連三都質疑今日香港的施政，譴責特區政府的所作所為時，除了把這些國家全部都當成是敵人、除了反駁與指控所有最重要的生意夥伴，全部都是「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還有可以做的事情嗎？還是以後不要和所謂美英加澳紐的「五眼」，或者歐洲各國做生意，改為專注與巴基斯坦、朝鮮與阿富汗做生意好了？所謂「國際金融中心」，要改為「第三國際金融中心」了嗎？

這一刻的時間，選擇在記協舉辦周年晚會之後一天、被捕的前董事何韻詩舉行網上演唱會之前數日，似乎不是巧合。同日《大公報》頭條新聞是被「協助調查」的「立場」記者兼記協主席陳朗星「嫖妓」，而幾個月來都有奇怪人士跟蹤他，一切也不會是偶然。這種跨部門、動用公權力侵入私人領域的恐嚇，早已超越了純法律層面，而是「三權合作」、「全面管治」的中國大陸才有的傳統。

新疆烏魯木齊的一些維族學生在課堂上。參加一個聚會，是歡送一位被單位派去河南鄭州學習的維族工作人員。歡送目的倒不是因為去鄭州學習是多好的事，而是在這裡，任何事情都可以成為聚會理由。聚會地點是一家烤魚店，主要內容當然是喝酒。聚會者中有兩位中學教師，一個教漢語，...

利伯通過「千人計劃」的安排，與武漢理工大學合作長達10年。武漢理工大學還任命利伯為武漢理工大學--哈佛大學奈米聯合重點實驗室(WUT-Harvard Joint Nano Key Laboratory)的主任。但是，哈佛大學聲稱，他們對該實驗室一無所知，也從未批准合作事宜；哈佛大學後來要求武漢理工大學把哈佛大學的名字從利伯的合作項目中刪除。看來，利伯在武漢理工大學的實驗室並不是正大光明地獲得哈佛校方批准的合作項目，而是違反校際合作規則、由利伯本人偷偷摸摸地與武漢理工大學搞出來的。

這種「不謀而合」（我們姑且這麼說）都導致了泛民主派選民徹底絕望。他們知道，立法會已經不再是過去的立法會了，兩者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取而代之的，是名為立法會的，並不遙遠卻又顯得嶄新且陌生的機構。因此，他們才做出了和澳門選民截然不同的選擇——冷眼相看，以沉默反抗這荒謬而有序的世界。

反習派似乎不再提「兩個維護」而只提一個維護；習派似乎也不再強調「兩個維護」而只強調一個維護。探究其中的原因，大抵兩條：反習派因對第三份歷史決議極度失望而變得憤怒，不再掩飾對習近平的不滿、反感和反對，因而只提維護黨中央；習近平感受到各方敵意強烈，黨內出現明顯分裂，心下著慌，不得不暫時放下維護習核心的提法，退而求其次，也呼籲維護黨中央。

毫無疑問，在蘇聯的轉型與解體過程中，戈巴契夫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共一口咬定，蘇聯就是讓戈巴契夫給整垮的。他們說，共產黨國家，像蘇聯，除了共產黨自己能夠整垮自己，其他誰能整垮它？這話當然不對。說起共產黨整共產黨，共產黨自己整自己，誰能比得過史達林、毛澤東呢？史達林搞肅反，毛澤東搞文革，多少共產黨的老幹部被整得死於非命，家破人亡。

彭帥和張高麗彭帥和張高麗每到年底，都要回顧總結一下這一年的好事壞事，以便為今後做打算。不善於回頭看的國家和人，往往也不善於向前看，或者說沒什麼前途。從老百姓喜歡八卦的角度看，媒體大多是媚俗的，所以什麼演藝界的緋聞啦，富翁們的財產糾紛啦等等，就成為媒體上的主...

中共對這次民主峰會全力開動宣傳機器，既想表現十分不屑，又極盡惡毒冥想的攻擊，充分展現了虛妄傲慢面罩下被妒忌狠毒啃噬的煎熬。中共在民主峰會前後翻騰出來的諸多伎倆，可見中共是如何惱怒，不甘卻又徒喚奈何。為了在世界民主峰會期間逃脫孤家寡人的難堪，中共發起了「讀懂中國」的國際會議，只是與美國主導的世界民主峰會相比，世界矚目和無人理睬的對照彰顯了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