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離婚的消息很快傳遍了中國的大街小巷，人們都津津樂道地爭相議論著。「文革」以後中國電影恢復以來，還沒有一個電影明顯像我這樣公開離婚。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
許多情形我已在我寫的第一本自傳《我的路》中描述過，現在就不再重複。不過在當時，經濟上的困難相對來說還是容易克服的，何況我這個人吃苦也吃慣了。只是有時想起過去的事覺得現在臉上還發燒：最令人難忘的是在日本東京參加影片《天平之甍》的開幕式上。
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在去日本時，我還是現役軍人。除了軍裝以外，一件其他的衣服也沒有，而我幾個月的工資加起來還不見得可以買一套像樣的服裝。
從接到通知的瞬間到出國前的最後一分鐘，我一直在為出訪的服裝忙碌。為了應付這突如其來的出國任務，又不丟國家的臉，我每天奔忙於北影服裝車間借服裝，忙得天昏地暗。
儘管我已為此次的出國之行盡了大量的努力去準備，但在日本，還是為我的衣服傷透了腦筋。
參加開幕式是我們代表團此行最主要的活動，《天平之甍》又是日本在「文革」以後第一部到中國拍攝外景的影片，也是第一次剪彩邀請中國電影界成員出席，因此日本方面格外隆重。所有的日本女賓都穿和服，那麼相應對等，我作為唯一的中國女演員應該穿旗袍。可是我只有一件從北影服裝間借來的呢子旗袍。而在這以前，我還從來沒有穿過旗袍。那件北影旗袍由於年代久遠，已經破舊不堪，胸間被蟲子蛀了一個洞，下擺還有另一個洞，旗袍開叉的地方撕裂了，服裝師傅用線在那裡挽了一個大疙瘩，背後的呢子絨毛已經脫落，顯露出麻袋片似的底。
在開幕式前，代表團召集開會，為我的旗袍出謀劃策。沒有人想得出妥當的主意來。後來，還是我絞盡腦汁弄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胸前的洞用一朵紅花綴在上面擋住，開叉的地方呢，提上皮包就看不見了，背後的麻袋片只有聽天由命，寄托在希望到會的日本人都是近視眼，僥倖不往那個方向注意，而下擺那個洞……我可以緊緊地跟在代表團員身後走，儘量笑容可掬地對所有人，吸引他們看我的臉而忽略我的衣著！
唉，那一次去日本，難堪的事情層出不窮。穿的全是借的衣服，從上到下千瘡百孔，只有腳上的絲襪是自己買的。
我一共只有兩雙絲襪，來回倒著穿。絲襪在日本是穿一次只要破了就扔掉，而我每天在東京白天應酬回來在臨睡前支撐著沉重的眼皮還得在燈下縫補絲襪。縫好後再洗好、晾乾，第二天早晨再穿。絲襪是最不經用的東西，每天破，每天補。在日本十幾天絲襪已傷痕累累，真不知道我那左一個疙瘩右一個疙瘩就像靜脈曲張的雙腿在唯美主義的日本人眼中看來作何感想？
我們每天的日程排得非常滿，女演員要上午一套衣服，中午一套衣服，晚上一套衣服。每天走馬燈似地把僅有的幾件衣服來回倒騰，弄得我精疲力竭。
最緊張的還是晚宴，在日本，每個餐館的門口都有服務生為你脫大衣。當我每次風度翩翩地把大衣往服務生手上一交，大衣上赫然印著的大字「北影服裝」立刻跳入眼帘，而不少日本人是認識這幾個中國字的，何況款待我們的日本人大多數都是中國通。我只有立刻擠出最動人、最燦爛的笑容來掩飾我的一頭冷汗！
當然，我所有的服裝都是借用北影服裝倉庫的。有一次，我穿著北影的某一套裝裝，怡然自得地和我們的日本陪同聊天。她給我看前一次來日本的中國電影代表團照片，我一眼看見了照片上的張金玲，她竟然和我穿的是一樣的服裝！原來我們借了北影同一套衣服訪問日本！一時間我瞠目結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
我想轉移那位陪同的注意力，可是晚了。她已經發現了。她對我說：「看，張小姐也是同你一樣的衣服，你們都喜歡這套裝裝，是嗎？」
前一陣子翻看照片，看到日本電影代表團訪問中國。有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中野良子等等。許多合影我們在一起，日本女演員個個花枝招展、服裝考究，我們中國女演員穿得都土裡土氣，艱苦樸素過了頭。我在當中尤其扎眼。不是我的漂亮使人扎眼，而是因為我穿的是一件自己親手縫的相當於一些小女孩用兩塊大手帕前一塊後一片拼起來的實際上是穿著睡覺的汗衫！
那時候，我們同海外團體交往也罷，出國也罷，都不許收對方的禮物。如果對方非要送我們禮物。價值五塊錢以上的都要上交。而我們回送給對方的禮物呢，哪怕價值五百元國家都不會補貼給你。
在日本電影代表團訪問中國期間，日本演員栗原小卷送給我一串玻璃仿製的鑽石項鍊，我用月工資的五分之一，即十元錢買了一個骨頭雕刻的鐲子回報她。日本電影代表團前腳剛離開北京，後腳上面的通知就來了：「把那串項鍊交上來！」我當然馬上交了上去。這次我去日本，廠長親自指示：「把那串項鍊發給她戴！」於是又發給我戴。而我從日本回到北京呢，又收到了另一份通知：「把那串項鍊交上來！」於是我又交了上去。
後來，我主演的《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在香港放映，我由於種種原因不能前往參加首映典禮。香港南方影業公司的老闆許敦樂委託中國電影代表團帶給我一架照相機。可是照相機沒有到，有關部門的通知到了，要求我把那架照相機交上去，而我知道許先生送照相機這一信息也是從通知上得來的。於是，這架送給我的照相機我連面也沒有見著就不知到哪裡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