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康州叫做新倫敦的小鎮上，柯羅女士就遇到了這樣的麻煩。1997年柯羅買了中意的水邊小屋，心滿意足安頓下來。突然晴天霹靂，說是政府要征地。
鄰居們都拿著賠償費搬走了，就是價格公平，他們還是有犧牲的，住房和環境，是家庭生活的載體，除了硬體價值，還有很多感情和其他因素，不是用錢就能算得清。柯羅的一個鄰居，就在這裡住了幾代人，整整一百年。這裡有穩定的鄰里關係和社區生活。這一來，老街坊們都散了。
柯羅堅決不搬，成了釘子戶，還告上法庭成了個著名案子，鬧到最高法院。
美國建國時，還是大鄉村，大量私人擁有土地。兩百多年來，美國經歷了現代化，城市飛速發展，應該出現大量柯羅才是，可是鬧到最高法院的並不多。美國的城市開發公私界限比較清楚，一般是政府規劃，私人開發。房地產開發都是私人經營，他們必須先服從政府的城市規劃。符合規劃條件，由開發商解決開發區的原私人財產。
如何解決呢？法律不容許強制私人之間的利益轉移。不論該房地產商是誰，商業開發性質，就是私人謀利。房地產商可以商購私產，不可強拔釘子。法律認為，每個人的利益由自己判定，別人無權插嘴。雖然房子市場價值有限，可是，個人對房子的感情可以是無價之寶。業主願意接受出價放棄某種利益，是他自己的事情，可法律無權強制他放棄。
美國的開發商和原地產主之所以不衝突，就像商販和顧客不衝突一樣。開發商解決釘子戶，只能依靠優價購買。
大多數開發的私產問題，就這樣「私了」消化了。
但是，合法的公地徵用，法律支持「私」向「公」的利益轉移，可以強制執行。最典型的例子是修路。不能出一個釘子戶，大家就此路不通。國家可以徵用私人土地，如果公私發生矛盾，則有法院裁決。那麼，法院在什麼情況下支持國家的征地、下達拆遷命令呢？
政府征地是動用「國家徵用權」。動用國家徵用權必須符合兩個要求，即「公用」和「合理賠償」。
從「合理賠償」來說，賣房屋所有權狀身有「價格」和「意願」兩方面。在征地中得到的賠償，即使作為「賣房價格」是「寬」的，但是論「意願」房主仍然是在作出犧牲。法律規定，對賠償費不滿意，可以要求法庭陪審團來判定。
對征地的「公用」目的有懷疑，也可以走向法庭尋求仲裁。柯羅把官司打上法庭，就是對征地用途有疑問，這次征地是包括一部分商業區的經濟開發。她質疑這不符合「國家徵用權」中對「公用」的法律界定。
經過法庭調查，柯羅所在的新倫敦市，情況非常特別。它的經濟原來依靠一個海軍的軍事基地。1996年聯邦政府決定關閉這個基地，小鎮經濟頓時崩潰，失業率高達州平均失業率的兩倍，人口降到1920年以來的最低點，只有兩萬四千人。小鎮瀕臨瓦解，這樣衰落的地區連開發商也沒有興趣。因此，由州政府支持發行債券集資，規劃一個包括州立公園的整體開發項目，其中有一部分商業區，指望以此刺激經濟，救活小鎮。項目宣布後，立即有公司響應，願意在這裡投資三億美元建研究機構。所以計劃不能說沒有道理。
幾級法院再三確認，其中無違法的私人利益。正因為以經濟開發為征地目的的情況極為罕見，訴訟才能進入聯邦最高法院。根據一級級的法庭審核，都裁定新倫敦市以救活小鎮為目的的特殊經濟開發，規劃良好，可以被看作「公用」，且徵用範圍適度。這是司法系統在對公私作出又一次細緻的界定，什麼是「公」，不是光靠政府官員說了算。
征地很少引出社會風波，一是在法律上清楚劃出公私界限，二是透明、正當的程序，三是有獨立公正的仲裁機構。在這樣的前提下，民眾達成共識，公用征地必須服從。只要征地合法，法律支持政府強行執法，做征地釘子戶就沒有意義。關鍵是爭得「合理賠償」。
從「柯羅對新倫敦市」一案我們看到，不論是憲法第五修正案，還是「國家徵用權」，都只是簡要大原則，卻必須面對千變萬化的複雜情況。紙上法律容易完美，執行過程中的環節卻可能百弊叢生。因此，對每一個宣稱是「公用」的項目，都必須有一系列的審核程序，向公眾公布計劃細節，立項前接受民眾質疑，獨立審核部門的審查，項目涉及私人承包必須嚴格招標等等。同時，還必須接受民間和媒體的調查，全方位地確認，是否假公濟私、是否有私下的利益輸送。在發生類似柯羅一案的爭議時，還必須有獨立司法來對具體項目，對「公用」作出審查、解釋和界定。每一個項目，只要有疑問，都有權利要求司法仲裁。
保護私人財產，不等於社會絕對不要求私人為社會作出合理犧牲。關鍵是，以「公用」的名義徵收私產，在執行中，要做到合理行使「國家徵用權」，最終必須依靠社會整體制度的健全和複雜運作，其中包括一些看上去和征地毫不相干的部分，例如新聞制度的健全、民間社會的發達等。只有公私劃分的每一步、每一個細節都是透明的、有社會公信力的，社會才有權要求個人作出有補償的合理犧牲。這時，這個個人可能仍然是不滿意的，但社會卻不會積累大規模的怨恨。(作者：林達 旅美知名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