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紫丹：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前前後後

正文﹕

一、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遠因
　

其三、1947年12月17日周恩來起草的一個黨內指示中說﹕「等到蔣介石及其反動集團一經打倒，我們的基本打擊方向，即應轉到使自由資產階級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來。」毛澤東在審閱這個文件的時候，加寫了這樣一段﹕「在蔣介石打倒以後，因為自由資產階級特別是其右翼的政治傾向是反對我們的，所以我們必須在政治上打擊他們，使他們從群眾中孤立起來，即是使群眾從自由資產階級的影響下解放出來。但這並不是把他們當作地主階級和大資產階級一樣立即打倒他們，那時，還將有他們的代表參加政府，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

 

這裡明確無誤地作出了「反右」的界定，「反右」的決心和反右的手法。如果說，上述這些話，如﹕「以便使群眾從經驗中認識他們特別是其右翼的反動性，而一步一步地拋棄他們。」是造成「人們說這是陰謀，我們說這是陽謀」的歷史根源，是從長計議的話，那麼，他後來搞的大鳴大放﹕「其目的是讓魑魅魍魎，牛鬼蛇神｀大鳴大放』，讓毒草大長特長，使人民看見，大吃一驚，原來世界上還有這些東西，以便動手殲滅這些醜類。」就是圖窮匕首現；就是時候一到，一切全報。與其像毛澤東說的，反右派鬥爭，是政治上思想上一場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的話；倒不如按著歷史的本來面貌說，叫做「蓄謀已久的陰謀得逞」更合事實。如再往前追溯﹕

 

其四、「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掌握政權以後，我們的鬥爭對象就是民主人士了。」(見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開放》2003年12期)可見毛早把民主人士當作鬥爭對象，是處心積慮，蓄謀已久。按其盤根錯節，毒根很深來說，更可以追溯到﹕

 

其五、早在毛澤東1925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就能看出毛對知識分子的敵視態度。有人在訪問許良英的《撥開「反右」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此文發表於1925年12月的《革命》半月刊第4期，1926年2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1926年3月的《中國青年》第116－117期，1952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已面目全非，文中把知識分子分為三類﹕一是｀反動知識階級』，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屬於大資產階級，是｀極端的反革命派』，是｀民族革命之死敵』；二是多數｀高等知識分子，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三是｀小知識分子』，包括中學生、中小學教員，屬於小資產階級，｀是我們的朋友』。」作者說﹕「這是｀知識越多越反動』濫調的濫觴。」(王丹﹕《我們在寫歷史》第144頁)

 

其六、1956年，中共召開八大，劉少奇主持起草的政治報告，原稿提出中共特別需要各民主黨派的監督。毛澤東增改為「首先是階級的監督，群眾的監督，人民團體的監督。」原稿另一處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說成同「黨內的自我批評」和「勞動人民的監督」等量齊觀，毛澤東將論述改寫為﹕後兩者的批評監督「是主要的一面」，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批評「常常是從右的方面出發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冊，散見第136-212等頁)。可見，毛澤東後來的通過鳴放，讓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而且態度誠懇得出奇，是要「鬥」出「從右的方面出發的」意見來的。這一點，他早已胸有成竹，而其後續步驟是陰謀或陽謀，可作另議，但從早前到晚近，一直是懷有「預謀」這一事實，已為歷史所確證。

　

二、中共發動反右鬥爭的——近因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沒有預料到1956年國際方面會發生那樣大的風浪……給右派猖狂進攻以相當的影響。

 

「去年這一年，國際上鬧了幾次大風潮。蘇共20次代表大會大反史達林，這以後，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大的辯論風潮。在這幾次風潮中，歐洲美洲有些黨受的影響和損失相當大，東方各國的黨受的影響和損失比較小……。史達林問題牽涉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各國黨都牽涉到了。

 

「對蘇共｀二十大』，……也有少數人起了波動。每逢颱風一來，下雨之前，螞蟻就要出洞，他們鼻子很靈，懂得氣象學。蘇共｀二十大』的颱風一刮，中國也有那麼一些螞蟻出洞。這是黨內的動搖分子，一有機會他們就要動搖。他們聽了把史達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搖過去喊萬歲，說赫魯雪夫一切都對，老子從前就是這個主張……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澤東選集》五卷，頁333—334)「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頁338)

 

所以，講近因，主要地是三個事件﹕1、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2、波匈事件；3、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1、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

 

在中蘇論戰的「九評」中，《一評》說﹕「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對於史達林的批判，無論在原則上，在方法上，都是錯誤的。」《二評》說﹕「中國共產黨一向認為，赫魯雪夫同志利用所謂｀反對個人迷信』，全盤否定史達林，是完全錯誤的，是別有用心的。」鄧小平指責赫魯雪夫說﹕對史達林，「為什麼人都死了，還要這樣醜化他呢？」（(李越然﹕《中蘇外交親歷記——首席俄語翻譯的歷史見證》，頁240)毛澤東說﹕「他們不要這把刀子，我們要拿起這把刀子，我們要充分使用這個武器。你們蘇聯反史達林，我們不反，我們不但不反，我們還要擁護。「(《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頁111)

毛澤東要擁護史達林，這是為什麼呢？王若水先生在《毛主席與他的世界共運領袖之夢》一文中有清楚明白的敘述﹕

 

「文革」的發生是突然的，但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念頭卻是醞釀已久的。要了解事情的原委和背景，我們必須多費一些篇幅，從五十年代的「史達林問題」談起。

 

１９５３年３月，史達林逝世，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失去了領袖。誰來代替他的位置呢？這個人要有長期領導革命鬥爭的資歷和豐功偉績，要有卓越的領袖才能和高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以及由此而來的崇高威望。這樣的人本來應當由蘇共的領袖來充任，因為蘇聯是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然而無論是史達林指定的繼承人馬林科夫（他很快就下台了），還是後來掌權的赫魯雪夫，都不具備這樣的資格。

 

在史達林死後，世界上活著的領袖中，沒有一個人的威望能和毛主席相比。以毛這樣的性格，產生當世界共運領袖的雄心，這是極為自然的。幾十年中，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盛行著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史達林享有政治的和理論的絕對權威；現在該輪到毛主席了。

實際上，赫魯雪夫並沒有全部否定史達林的功績，也沒有徹底揭露史達林的罪行。然而赫魯雪夫批判個人崇拜，卻妨害了毛主席，因為毛正要搞對自己的崇拜。這才是毛的真正所「懼」。

 

毛也不會不想到，「肅反」的錯誤，他自己也不是沒有犯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１年，毛在贛西南搞肅清「AB團」的運動，殺害了一大批無辜的「革命」者。紅一方面軍四萬多人中就殺了幾十個團長，打出４４００多AB團分子。紅二十軍幹部，從軍長、政治委員到副排長以上幹部，共７００多人，都被當作AB團關押，先後處死。紅二十軍番號取消，戰士被編入紅七軍。一支英勇善戰的紅軍隊伍，就這樣全軍復滅了！地方的情況更糟。贛西南地區的幹部百分之九十被打成AB團分子。永新縣被錯殺的約１８９０人。遇害的還有江西省行委書記李文林等人。這個大冤案一直沒有平反。後來，在延安整風期間搞「審干運動」，也弄得草木皆兵。延安和陝甘寧邊區清理出「特務」多達一萬五千多人，有的單位清理出的「特務」超過總人數的一半。雖然這主要是康生執行的，但身為總學委主任的毛主席是無論如何不能辭其咎的。

 

現在，史達林已經不再是毛的阻礙，赫魯雪夫也沒有被毛看在眼裡，可是對個人迷信的批判，卻妨礙了毛主席。他正想取代史達林，享有那種世界性的萬人膜拜的威風。儘管那時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已經在中國流行，可是和蘇聯對史達林的崇拜相比，在程度上和規模上卻是瞠乎其後的。

 

毛主席要保護自己，就要保護史達林；他要為自己樹立史達林在世時享有的那種至高無上的權威，就要想辦法為「個人崇拜」翻案。

……

王若水的文章說明三個問題﹕一是毛要當世界領袖，讓世人對他進行個人崇拜。二是毛怕人們在史達林的鏡子裡，看到自己更加瘋狂地殘害「階級敵人」和黨內異己的血腥罪惡，會對他進行譴責與清算。三是毛要維護史達林的根本制度。因為只有這個制度，而不是別的任何制度才能夠實現其無限膨脹的領袖慾的。這也就是他自始至終「一邊倒」向史達林主義的原委。

 

起先他還假惺惺地表示贊同在中共八大上反個人崇拜。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６日，鄧小平在中共八大代表黨中央作《關於修改黨的章程的報告》，指出﹕「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的功績，就是告訴我們，把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麼嚴重的惡果」，表示「我們黨也厭棄對於個人的神化」，「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決地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後來在１９５８年３月成都會議上，毛乾脆赤裸裸地講﹕「赫魯雪夫一棍子打死史達林，也是一種壓力。中國黨內絕大多數人是不同意的，有一些人屈服於這種壓力，隨聲附和，要打倒個人崇拜。還有些人對反對個人崇拜很感興趣。」「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我們不是崇拜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嗎，史達林正確的東西也還要崇拜。對於他們，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列寧在世時，許多人批評他獨裁。說﹕政治局只五個委員，有時還不開會。列寧回答很乾脆﹕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好。因此，只要正確，不要推，不如我獨裁；也開點會，不全是獨裁就是。不要信這個邪，你反對個人崇拜，反到天上去，無非想自己獨裁。」還說﹕「一個班必須崇拜班長，不崇拜不得了」。

 

許多參加會議的省委書記和中央委員們競相歌功頌德，發言說﹕「對於領袖應當無條件地信任，特別是經過幾十年實踐證明，中國不存在個人崇拜的問題，要更加強調學習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的著作。」「要宣傳毛主席的的領袖作用，宣傳和學習毛主席的思想。高級幹部要三好﹕跟好、學好、做好。」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叛徒、內奸和工賊，後來死無葬身之地的劉少奇當時在會上發言說﹕「主席比我們高明得多，不論從思想、觀點、作用、方法哪一方面，我們都比他差一大截。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向他學習」。更有甚者，他在59年的廬山會議上竟說﹕「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倡某些人的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上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黨要有領袖，領袖就要有威信。反對史達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雪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志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

 

柯慶施更高唱﹕「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毛主席要服從到盲從的程度。」

 

１９７０年１2月１8日，毛接見斯諾時，說﹕「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斯諾說﹕「對於人們所說的對毛主席的個人崇拜，我的理解是﹕必須由一位個人把國家的力量人格化。在這個時期，在文化革命中間，必須由毛澤東和他的教導來作為這一切的標誌，直到勝利終止。」毛澤東說﹕「這是為了反對劉少奇。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他們樹立劉少奇、蔣介石，我們這邊也總要樹立一個人啊！」

 

毛澤東這裡說的「過去是為了反對蔣介石，後來是為了反對劉少奇」，就是他為自己蓋棺論定的，終生做了的兩件事。前者是建立黨天下，後者是建立毛天下。右派反的是黨天下；反右派是鞏固黨天下。反右派是屬於前者，即「第一件事」，文革屬於後者，即「第二件事」。所以，反右與文革，不管在形式上有多少雷同之處，而在本質上，在概念上是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對二者關係的許多錯誤之見，都由於對此本質的混淆不清。

 

在毛澤東本人對個人崇拜的鼓吹下，在林彪、柯慶施、康生等人帶動下，中國的造神運動大大超過蘇聯，而於文革中達到登峰造極，前無古人。

 

1957年，右派卻對「個人崇拜」發起了「猖狂」的進攻，茲舉一二﹕

民主建國會成立於1945年，章乃器是主要創始人之一，「民建」在1949年前為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奪權做了大量工作，建國後章乃器被「選」為糧食部長，但是在1957年卻被打成「極右分子」，撤了部長職務。主要的根據是章乃器當時說了不要搞個人崇拜，說對毛澤東也不能搞個人崇拜。現在看來他的講話完全正確，但是他戴著右派帽子過了22年，「文革」被打得遍體鱗傷。(孫文廣﹕《「民建」座談會發言紀》，自由發稿區)

 

首發在《》的曉楓的文章《最早揭露毛澤東偽馬列面目的女英雄》寫道﹕22歲的四川大學學生馮元春以極其平靜的聲調在鳴放辯論會上說﹕「……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用暴力奪取政權後的統冶階級組成的政府，借用軍隊、警察、監獄去鎮壓老百姓，他們不給人民任何民主自由的權力，也不尊循法律去依法辦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制定通過的｀憲法』僅是一紙空文，毛澤東要想怎麼幹就怎麼幹，想打倒誰就打倒誰，想關押誰就關押誰，這決不是馬列主義者，是徹頭徹尾的獨裁！」

 

她就著「高鐃事件」說﹕「根據已發表的材料，高鐃的罪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我們請問，黨中央和毛主席有缺點難道就不能反對嗎？這不是出於個人崇拜是什麼？高饒沒有反人民，他和暴力集團也沒有聯繫，而毛主席卻以暴力逮捕他，這是違反憲法的。報上公布高饒另一罪名是生活腐化、侮辱婦女，但為什麼被侮辱的婦女卻沒有提出控訴呢？因此，毛主席是犯了錯誤，是史達林思想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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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繼續說﹕「我們再來看看共產黨，這個集團對工人農民的剝削是巧妙的、殘酷是空前的。工人加班不給加班工資，美其名曰｀奉獻』；農民辛辛苦苦種出的糧食自已不能支配，大部分被國家統購去再無存糧，今後要是發生一點災害便會餓死人。再看共產黨的各個單位都豢養了一大批不務正業，專門監視別人思想、言論、行動的政治工作人員，美其名曰改造別人思想，實際上是狗屁不通，只會扣帽子，或是說我是一個黨員，是馬列主義武裝起來的。他們就這樣靠吸取別人腦汁而生活，他們對待老教授是那樣橫蠻，無理，是最卑鄙的一種人。」

 

她就著胡風事件說﹕「毛主席經常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為什麼胡風先生公開向共產黨中央上書三十萬言就成了罪人了呢？而且還把別人朋友之間的來信公布出來，說是反革命罪證。這不是毛澤東公然破壞法律，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毛澤東主席的特權思想，和歷史上一切統治者的特權一模一樣，毛澤東是中國再次出現的劉邦。」

 

清華大學一位署名一個清華人的學生貼出一份《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直呼毛澤東為皇帝，他說﹕「皇上喲，秦始皇與你相比，也只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秦皇漢武，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這方面，是勝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多少倍了。」(轉引自《許行﹕一九五七年學生民主運動尋思》)

 

1956年１１月３０日，毛澤東接見蘇聯駐中國大使尤金時，明確表示﹕「史達林執政時期的根本方針和路線是正確的，不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來對待自己的同志。」

 

《光明日報》1957年6月8日載﹕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陳新桂認為目前「鳴」「放」中有五種顧慮。他說﹕其中有人根本懷疑整風有何用處。儲安平在統戰部的座談會上提出「黨天下」和「一黨治國」。儲安平說，在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專政，是通過工人階級先鋒隊——共產黨專政。把黨外人士看成異黨分子，這樣，不出宗派主義就很奇怪了。這是個理論問題﹕如何一黨專政？一黨專政，民主黨派如何監督？這要毛主席繼續發展了。在延安整過主觀主義，愈整愈厲害，無產階級專政是個「根」，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將越反越多。

 

著名的右派，人大女學生林希翎，在北大發表演說﹕「我有很多問題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狄托演說中很多是好的。我就認為個人崇拜是社會主義制度的產物。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所有社會現象都有社會歷史根源，史達林問題絕不是史達林個人的問題，史達林問題只會發生在蘇聯這種國家，因為蘇聯過去是封建的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也是一樣，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傳統。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如果是的話，也是非典型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鬥爭！」(思憶文叢﹕《在北大的第一次發言》)

 

「一個政黨也好、一個人也好，進步的標準是能不能正確地反映社會發展的要求，能不能推動社會進步。不能的話，就是反動。史達林在後期阻礙社會發展，因此是反動的。他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不是史達林的錯誤，二次大戰不一定起來。不是史達林的錯誤，赫魯雪夫領導的十萬人也不會全死掉。」「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什麼不能反對呢？」(同上，《在北大的第二次發言》)

 

北大學生王書瑤說﹕「正是蘇聯人民對共產黨可能發生的錯誤領導喪失了任何警惕性，認為史達林就是一切，再加上蘇聯政治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促成了史達林的全部錯誤和犯罪得以實現，而中央權力極大這點起了重大作用。由此可見，今天在我國廣泛流行著的對共產黨的某種崇拜，是十分有害的。」(同上﹕《從史達林的錯誤中應得到的教訓》)

 

北大學生群學說﹕「由於經濟、政治、社會地位的懸殊，就必然地要產生個人崇拜。」「首先他們強調了一個政黨在革命中的作用，並予歌頌、讚美，進而把它的作用誇大到似乎一切都是一個黨能完成的，因而奉若神明，拒絕群眾的意見，而當把黨的地位異常特殊之後，再就進一步推崇個別高級領導人員，以至發展到如神的崇拜。一句話，全部理論基礎是﹕歷史主要由個別政黨所創，而政黨由領導者所創，一切及時指示奉若神明，否認了群眾的主要作用。」(同上﹕《論」個人崇拜」產生的歷史必然性》)

 

因為這些老少男女右派們都信仰民主自由，都反對極權專制；因而，反對個人崇拜，個人獨裁，簡直是他們的天性！而反對個人崇拜的性質，歸根結底是反對「黨天下」。

　

2，波匈事件

 

吳冷西在《憶毛主席——我親身經歷的若干重大歷史事件片斷》第一章《從評價史達林說起》中說﹕「少奇同志指出，這十天的活動中，感到蘇聯同志的大國沙文主義由來已久，表現十分突出，由此而引起兄弟黨對他們的強烈不滿。東歐國家的民族主義情緒也由來已久，於今尤烈。蘇共二十大反史達林帶來的惡劣影響，現在已相當充分地暴露出來。

 

「小平同志說，波蘭同志在莫斯科向我們訴苦，情緒激動，有時簡直有點像我們土改時貧僱農｀吐苦水』。從波蘭和匈牙利的情況看，已經出現了否定蘇聯的一切以至否定十月革命的傾向。各自誇大民族特性，否定國際共性。蘇共領導人雖然開始感到過去大國主義一套不靈，但並未覺悟到必須改轅易轍。我們幫人要幫到底，今後還須要向兩方面多做工作。

 

「兩人的發言明顯地反映出這樣一種傾向﹕雖然他們都實際地感到了｀蘇聯大國主義』所帶來的巨大危害和惡果，但比起深入挖掘大國主義的危害，他們的關心點更多地在於警惕否定｀社會主義』本身、｀蘇聯的一切』的傾向，並將其原因歸咎於｀史達林批判』的不良影響。」

 

這就是中共對波蘭和匈牙利事件的基本的認知和鮮明的不同態度。了解到這一點，你就會對下面的事態發展瞭然於心，不致大惑不解了。

 

關於波蘭事件，吳在書中說﹕「毛主席聽了後說，現在情況非常緊急，我們要早定方針。兒子不聽話，老子打棍子。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

 

「毛主席說，事不宜遲，我們應該馬上警告蘇方，堅決反對他們對波蘭動武。會議一致同意這個決定。毛主席即說，會議到此結束，馬上約見蘇聯駐華大使。他要胡喬木和我留下作陪。

 

「毛主席這時仍穿著睡衣，喬木建議他是不是換穿中山裝。毛主席說，就這樣也沒什麼關係。」約半小時後，毛主席在菊香書屋的臥室里接見蘇聯大使尤金。尤金原是毛主席的朋友，過去兩人多次在一起討論哲學問題。現在兩人都表情嚴肅，尤金似乎預感到這次接見非比尋常。毛主席劈頭就直接了當地對尤金說，我們的政治局才剛開過會……，我們政治局一致認為，蘇聯武裝干涉波蘭是違反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的。中共中央堅決反對蘇共中央這樣做，希望你們懸崖勒馬。如果你們竟然不顧我們的勸告，膽敢冒天下之大不韙，中共中央和中共政府將公開譴責你們。就是這幾句話，請你立即打電話告訴赫魯雪夫同志。情況緊急，時間無多，談話就此結束，請你趕緊立辦。尤金滿頭大汗，連聲｀是』！｀是』！迅速退走。」

 

那麼，對匈牙利事件又是什麼態度呢？

 

吳冷西寫道﹕「毛主席在十月三十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時，除同意中國政府發表聲明支持蘇方外，還特意電告我們代表團，聲明受中共中央委託，反對蘇軍從匈牙利撤退。少奇同志在十月三十一日會見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成員時，嚴厲指出﹕蘇共這個決定是對匈牙利人民的背叛。蘇共中央如果拋棄社會主義匈牙利，將成為歷史罪人。」

 

由此，毛澤東便欠下了匈牙利人民一筆血債。劉賓雁說﹕「可以斷言，中共領導集團和中共反動派造下的罪孽，遠遠超出今天已知的最大限度。它們是逃不過總清算和大審判的。審判席上還將有外國人在場。因為毛澤東一夥手上不僅染著中國人的血。1956年，蘇軍第一次進入布達佩斯後，曾一度撤出。是在毛澤東派出中共特使劉少奇赴莫斯科力促之下，蘇聯才再次出兵，對匈牙利人民起義血腥鎮壓的。」(《迷霧重重的中共八十年》)

 

二十萬蘇軍在毛澤東的督促和周恩來的坐鎮支持下，長驅直入匈牙利，一場血腥屠殺開始，納吉政府垮台。納吉和他的十五名支持者躲入南斯拉夫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匈牙利起義畫上句號。自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四日整整十三天，有七千八百人喪生，一萬二千人受傷，三萬多人受迫害，幾百名革命領導人被捕處決。二十多萬人逃亡西方，四萬七千墮胎亡美國。(《開放》2006。11)據徐鑄成回憶，當以他為團長的中國新聞代表團訪蘇時，「我們團到達的當天的晚上，恰好匈牙利事變後新上台的首領卡達爾到蘇訪問，蘇共中央特為他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盛大的歡迎酒會，我們被邀請參加……。在平息匈牙利事件中，周總理出了不少力，所以卡達爾對中國很感激。當蘇聯朋友把我們向卡達爾介紹時，他對我團代表一一熱情握手，還和我擁抱。」(《「陽謀」親歷記》)

 

這兒需要提出一個質問，以揭示毛出爾反爾，翻雲復雨的嘴臉﹕決定對匈牙利出兵，難道就不是你剛剛十天前說的「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是違反最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更不用說違反社會主義國家相互關係的原則，是絕對不能允許的。這是嚴重的大國沙文主義」的了嗎？認你說成什麼，也絕不能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另一個社會主義鄰國武裝干涉」內政的正當理由。

 

前已點明，毛澤東所以態度強烈地反對蘇聯出兵波蘭，是因為波蘭只是反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而這一點正合毛意。毛這時候出的一切主意，對蘇共都是包藏禍心的，都是為了抬高自己，要充當國際共運的領袖。事後也證明這一點。史達林在時的分工是，蘇共管歐洲，中共管亞洲，現在，毛的魔爪已伸進歐洲。

 

至于堅決主張出兵匈牙利，是因為匈牙利事件的性質為毛所不容﹕要廢除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要蘇聯撤軍，主張芬蘭式中立化……

 

李丹慧、沈志華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危機﹕中國的角色和影響——「波匈事件與中國」研究之一》中寫道﹕

 

中方的說法完全相反，以師哲的回憶最為詳細﹕10月30日上午，蘇方將米高揚關於匈牙利局勢惡化的報告送給劉少奇。中共代表團看了這個報告後深感意外。經研究提出兩種辦法，一是蘇軍撤出布達佩斯，二是蘇軍採取鎮壓行動。由於兩種辦法各有利弊，大家討論了一天也沒有結果。晚上劉少奇打電話請示毛澤東。毛澤東表示，可以把兩種辦法都向蘇聯提出，跟他們商量。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動手。當晚，應中共代表團要求，中蘇領導人舉行緊急會議。劉少奇明確表示，對匈牙利的局勢，是不是還有挽救的機會？不要就這樣放棄了，放棄了可能要犯錯誤。鄧小平更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權，不讓政權落在敵人手裡。蘇軍部隊應當回到布達佩斯，堅決維護人民政權。中共的意見很清楚，匈牙利的問題不同於波蘭，已經具有反革命的性質了，必須想辦法加以挽救。（《歷史研究》2005年第2期）

 

這裡引人深思之處在於﹕「毛傾向於進行鎮壓，但以為最好等反革命多暴露一些，在人民看得更清楚的時候再行動。」這一點說明，毛澤東施展「引蛇出洞」的陰謀，已成一種思維定勢。對國人，對洋人，一視同仁。我和寒山先生的所見不約而同﹕

 

他說﹕當時應邀到莫斯科和蘇共協商的劉少奇和鄧小平態度最堅決，而在北京的毛澤東在同意鎮壓後要求蘇聯再給匈牙利的所謂「反革命」一點時間，讓他們充分暴露，再一網打盡。了解中共在鎮壓匈牙利事件過程中的出謀劃策，也就不難理解中共為什麼不久在自己的國家會從鼓勵「鳴放」轉到全面「反右」了(《紀念1956年匈牙利革命》)。

 

另一點，寒山先生也說得對﹕

 

毛澤東的「雙百」方針在世界共產主義領導人中並沒有得到擁護，因為他們都害怕群眾，但是很多國家的知識分子卻對這個方針十分有好感。在匈牙利，中共大使郝德清不但邀請匈牙利知識分子來大使館作客，而且四處旅行，和各地知識分子廣泛接觸，宣傳「雙百」方針。他還主持了一個面向匈牙利報紙和電台的有關中共八大的宣傳活動，在其中「雙百」方針是一個重要內容。因此，匈牙利知識分子一直把中國看得和蘇聯不一樣，直到蘇聯出兵鎮壓時，很多人還說中國是站在他們一邊的。

 

除了匈牙利知識分子對中共有好感外，匈牙利黨內的民主派也對中國寄予希望。匈牙利共產黨和東歐其他黨一樣，內部有蘇聯派和本土派的矛盾，史達林時期蘇聯派掌權，壓制本土派，赫魯雪夫反史達林後本土派抬頭，很多人被從監獄中放了出來重新掌權。就在這個人事轉變的關頭，中國大使積極地和當時還被壓制的本土派聯繫，甚至得到了一份當時還沒有恢復名譽的黨內改革派領袖納吉給中央的信的副本。

 

納吉在信中對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十分讚賞，說這五項原則也應該應用到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之間，這明顯是在挑戰蘇聯的大國大黨主義。

 

然而，當匈牙利知識分子、學生和黨內民主派把運動發展到要求改變共產黨一黨獨裁的局面，退出蘇聯用來控制東歐衛星國的華沙條約組織時，中共大使館的態度逐漸轉變了。當時郝德清下令斷絕和匈牙利人的來往，關閉使館大門，每天把匈牙利的情況向北京報告。中共最終判斷匈牙利的事件已經發展成反革命，在赫魯雪夫動搖猶豫的時候強烈要求蘇聯出兵鎮壓，在這個決策中，大使館的報告無疑起了很關鍵的作用。

 

匈牙利事件之後，匈共領導人訪問中國時，毛澤東告訴他們在匈牙利發生所謂「反革命暴亂」時，他每天都聽取大使館的報告，和其他領導人一起研究局勢。從匈牙利事件中他吸取了教訓，制定了在中國防止出現類似事件的方針。

 

今天當人們回顧這段歷史時，應該想到中了毛澤東「陽謀」的對象，不但是中國知識分子，也有其他共產黨國家的知識分子。匈牙利就是一個事例。(《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毛澤東的雙百方針》)

從這一點說開去，作為事後的諸葛亮，我們不僅僅是如過去看到和想到的那樣﹕毛澤東搞整風反右，匈牙利事件是其外因，或說誘因；而且現在更進一步看到和想到﹕那時中國存在著的內政「黨天下」與外交「一邊倒」所產生的政治弊端，正是爆發匈牙利事件的原因和條件。但他決不會用消除政治弊端，來預防和克服匈牙利事件之爆發；而是為了保護這個「政治弊端」，堅決主張出兵鎮壓匈牙利發生的所謂「反革命暴亂」。實質上就是，進行一場國際的反右派鬥爭。這時，在他腦子裡已打好要進行一場國內的反右派鬥爭的底稿。不是嗎？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毛對二者都定性為鎮壓反革命，而且在克敵制勝上又都是同一思路，都是先「誘敵深入」，後「聚而殲之」。再進一步說得更開些，文革何嘗不是如此？正如我前引李銳所說﹕「他知道自己為什麼搞文化大革命，是因為赫魯雪夫……」——先是反蘇聯的赫魯雪夫，搞國際的文革；後是反中國的赫魯雪夫，搞國內的文革。說明毛澤東是從稱霸世界出發來解決獨霸中國的問題的；這和常言說的﹕「外交是內政的延續」，正好是相反相成吧！

　

3、「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

 

毛澤東口出髒話，罵人「放屁」，「拉屎」等，已成家常便飯。這次說「螞蟻出洞了」，不算罵人，只能算是輕蔑，可是，接著說的「烏龜王八都出來了」，在中國就是惡狠狠的臭罵了。不管這些，且先看「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烏龜王八」，是指哪些人，以及他們的動靜。

 

根據王光美的回憶，她跟著劉少奇曾沿著京廣線進行了實地考察。她說﹕「波匈事件以後，少奇對怎樣從波匈事件中吸取教訓想得很多。思考的結果，少奇同志認為，為了不使類似的事件在中國發生，我們一定要關心人民的生活，重視發展農業和輕工業；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反對幹部中的官僚主義和特權思想；要限制領導人的權力，加強對領導人的監督。少奇提出﹕「還要規定一些制度，使我們這個國家發展下去將來不至於產生一種特殊階層，站在人民頭上，脫離人民。

 

「河北省工會主席杜存訓同志就工人的情況作了匯報。他提到﹕一年半的時間裡，發生罷工、請願24起，工人中有人說﹕｀共產黨怕罷工，一鬧就老實』，｀匈牙利工人有辦法』、｀共產黨好，就是吃不飽』等等。

 

「石家莊基本建設局的李德仁同志詳細匯報了工人、學生參加的14起鬧事的情況，涉及14個單位的500多人。

 

「國營一一六廠按計劃招收了一批工人，開工後發現沒那麼多位置，便宣布將多出來的人調到一個五金生產合作社。但未向工人講清緣由，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又不一視同仁，有「走後門」現象。群眾提出意見，領導又採取了壓服的辦法。結果引起工人群起反抗，有100多名工人參加了罷工鬧事。當地政法機關把它定為反革命事件，將帶頭的人抓了起來。

 

「化縣的麻風病防治委員會在化縣的一個地方蓋麻風病院。未蓋之前，與群眾商量，群眾不同意。縣政府不管群眾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裡蓋一座麻風病院。開始蓋時，群眾就不滿意，今年3月下旬，化縣縣委書記、警局長同群眾談話，群眾還是不同意。他們扣留了群眾3個代表，有黨、團支部書記和一個轉業軍人。這樣群眾就更加不滿意，有400多人在一個合作社主任的領導下，把麻風病院的房子拆掉，並把幹部的衣服也扯爛了。化縣警局的副局長帶了8名警察，在現場開槍打死5個人，打傷9個人。

 

「在廣州，我們遇到的另一件典型事例是內港工人鬧事。原因是那裡的800多名工人因為工作時間太長，工作班次調得不好，工人太累，加上港內要求工人義務勞動蓋集體宿舍，而房子蓋好了，卻通通分給職員、幹部和家屬住上了，工人很不滿意，於是鬧事……」(《王光美訪談錄》)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共產黨對農民、手工業者、工商界資本家進行了實質上的掠奪，並受到敲鑼打鼓的「歡迎」之後，國內形勢反而更形緊張，一些社會矛盾也表現得更行突出。在半年內，全國各地，大大小小，大約有一萬多工人罷工，一萬多學生罷課。從十月起，廣東、河南、安徽、浙江、江西、山西、河北、遼寧等省，還發生了部分農民要求退社的情況。人民對政府批評的意見，對現實不滿的言論，日漸增多和激烈。

 

被劃為右派的重慶中學的一位普通教師鄧祜曾，在一次中學教師集中參加整風的座談會上的發言，雖並不出語驚人，但卻說出了人人心中有之的意見。他認為「中國也有個人崇拜」，並且批評糧、油、棉實行統購統銷，違背了價值規律；批評向蘇聯一邊倒的外交政策是崇俄媚外。還說中國有五千年燦爛文化，為啥還要立一個大鬍子洋人作祖宗？(李才義﹕《呼喚右派難友鄧祜曾》)

 

毛澤東講到的情況是﹕「他們是被剝奪的階級，現在我們壓迫他們，他們心懷仇恨，很多人一有機會就要發作。在匈牙利事件發生的時候，他們希望把匈牙利搞亂，也希望最好把中國搞亂，這是他們的階級本性。

 

「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議論，跟我們也是對立的。他講唯心論，我們講唯物論。他們說，共產黨不能管科學，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合作化壞得很；我們說，共產黨能夠管科學，社會主義有優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學生中間跟我們對立的人也不少。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數是剝削階級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對我們的人，毫不奇怪。這樣的人北京大學有，石家莊有，其他地方也有。」（《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351頁）

 

 

 

「在學校裡頭也出了問題，好些地方學生鬧事。石家莊一個學校，有一部分畢業生暫時不能就業，學習要延長一年，引起學生不滿。少數反革命份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遊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台，宣布來一個｀匈牙利』。他們貼了好多標語，其中有這樣三個最突出的口號﹕｀打倒法西斯！』｀要戰爭不要和平！』｀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照他們講來，共產黨是法西斯，我們這些人都要打倒。……北京清華大學，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鄧小平去這個大學講了一次話，他說，你要殺幾千萬人，我們就要專政。

 

「我們高等學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但是需要時間。在一部分大學生中間，哥穆爾卡很吃得開，狄托，卡德爾也很吃得開。倒是鄉下地主、富農，城市裡的資本家、民主黨派，多數還比較守規矩，他們在波蘭、匈牙利鬧風潮的時候還沒有鬧亂子，沒有跳出來說要殺幾千萬人。對於他們這個守規矩，應當有分析……。他們的老於世故，許多人現在隱藏著。他們的子弟、這些學生娃娃們，沒有經驗，把什麼｀要殺幾千萬人』、什麼｀社會主義沒有優越性』這些東西都端出來了。

 

「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他們有這麼一些思想，過去沒有講，百家爭鳴，讓他們講，這些話就出來了。電影《武訓傳》，你們看了沒有？那裡頭有一枝筆，幾丈長，象徵｀文化人』，那一掃可厲害啦。他們現在要出來，大概是要掃我們了。是不是想復辟？」繼而又說﹕「黨內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他們隨著哥穆爾卡的棍子轉，哥穆爾卡說大民主，他們也說大民主。現在情況起了變化，他們不吭聲了。不吭聲不是本心，本心還是要吭聲的。」(同上，頁332—334)

「我看要準備出大事……

「在國際，無非是打世界大戰，甩原子彈。在國內，無非是出全國性的大亂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幾百萬人起來反對我們，占領幾百個縣，而且打到北京來。我們無非再到延安去，我們就是從那個地方來的。我們已經在北京住了七年，第八年又請我們回延安怎麼辦？」（同上，頁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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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引用的毛的講話，一是來自八屆二中全會，另一是來自1957年1月18和27日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講話。

 

毛還說﹕「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他們要鬧，就讓他們鬧夠。多行不義必自斃。他們講的話越錯越好，犯的錯誤越大越好，這樣他們就越孤立，就越能從反面教育人民。我們對待民主人士，要又團結又鬥爭，分別情況，有一些要主動採取措施，有一些要讓他暴露，後發制人，不要先發制人(同上，頁355)。

 

「匈牙利事件的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同上，頁338）

「現在（1957年1月18日）還是多事之秋，各種思想還要繼續暴露出來，希望同志們注意。（同上，頁339）

 

毛澤東對匈牙利事件發生的原因，在側重點上也與劉少奇不同，他說﹕「波蘭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總是要燃燒的。燒起來好，還是不燒起來好？紙是包不住火的，現在燒起來了，燒起來就好了。匈牙利有那麼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同上，頁318）他還說﹕「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鬥爭沒有搞好，那麼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鬥爭中訓練無產階級，分清敵我，分清是非，分清唯物論和唯心論。現在呢，自食其果，燒到自己頭上來了。」（同上，頁323）

 

從內因外因遠因近因，任何一方面的原因，特別是這些原因的總和來進行分析、判斷，必然會引出個九九歸一的結果，這就是，早已暗藏殺機的毛澤東，定要通過鎮壓，堅決掃除「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和「烏龜王八」！

　

三、中共要讓「出洞的螞蟻」成為熱鍋上的螞蟻

　

誰也不會料想到，毛竟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如上所述，多次提到學生上街、上訪、鬧事，民主黨派和教授發怪議論，階級敵人心懷仇恨等等之後，不是提出消滅「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烏龜王八」！也不是如後來說的剷除毒草，掃除牛鬼蛇神，反擊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等，而是責己從嚴，把矛頭指向共產黨自身﹕「我們準備在明年開展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同上，頁327)，即所謂「三害」。在這次講話中，兩處提到整風，另一次是在上頁(頁326)，他是這樣說的﹕「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所以，教授還是怕無產階級大民主的。」兩次所說，兩個基本點﹕一次是整黨，一次是整教授。時間證明﹕整黨是虛晃一槍，整教授卻落到實處。且不止於此，整黨的結果，遂了毛澤東設陷阱的初衷﹕讓幫助整「三害」的人，激怒「三害」，當毛一聲令下「反右」時，「三害」便以百倍的仇恨，千倍的瘋狂，殺向幫助黨整風者！其殘殺之悲壯程度，50年後的今日書之，奚啻一篇現代的《弔古戰場文》！

 

反右之後，毛又是怎樣談整風的呢？在1957年10月的八屆三中全會上，他說﹕「去年下半年，階級鬥爭有過緩和，那是有意要緩和一下。但是，你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這是今年的事。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正像人民日報一篇社論所說的，「樹欲靜而風不止」。他要吹風嘛！他要吹幾級颱風。那麼好，我們就搞「防護林帶」。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風。（《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475——476頁）。

 

原來整風是為了「一緩和，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地主、富農以及一部分富裕中農，就向我們進攻」；「我們緩和一下，他進攻，那也好，我們取得主動。」

 

即便真的如他所說﹕「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可他又說過﹕「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黨記憶體在這三個東西，這個帳要掛在資產階級身上。」說來說去，整風還是要整資產階級。這就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整風反右，一前一後，前為誘敵深入，後為聚而殲之。

　

1、開台鑼鼓

 

在殺氣騰騰的1957年1月27日毛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講話之後，正好一個月的時候，他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粉墨登場。與一個月前的殺氣騰騰相比，我舉一例，看看毛澤東，簡直判若兩人﹕第九個問題是如何處理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這些問題。毛澤東說﹕這些鬧事，不能說主要是因為反革命，而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

 

與跟省市自治區書記剛講過的話相比，毛在這裡沒有說「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而是說「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也沒說階級仇恨和大學生多是地富資產階級子弟；還沒說讓他們放臭屁，後發制人……而是說「主要是因為我們工作中的缺點，我們不會教育，不會領導。」若與事後的說法和做法相比，就更顯出其虛偽、殘酷、無恥到了罪不容誅的程度。事後說﹕「這是一場大戰（戰場既在黨內，又在黨外），不打勝這一仗，社會主義是建不成的，並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險。現在我們主動的整風，將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動引出來，使之分割在各個機關各個學校去演習，去處理分割為許多小「匈牙利」，而且黨政基本上不潰亂，只潰亂一小部分（這部分潰亂正好，擠出了膿包），利益極大。這是不可避免的，社會上既有反動派存在，中間份子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教訓，黨又未受到現在這樣的鍛鍊，亂子總有一天要發生。」(同上，頁432)事後他又是這樣做的﹕湖北省漢陽縣第一中學學生因升學問題上街遊行，被誣稱為民盟策劃的小匈牙利事件，槍斃了三個，監禁了四個。雖然文革後徹底平反，但三個死者是無法復活的。難道這就是毛所說的處理學生鬧事的「四條辦法」嗎？即小見大，毛按其需要虛構出的「漢陽縣小匈牙利事件」，就是解剖整個反右運動的一隻麻雀。

 

你聽這次報告，毛做作得是多麼地細聲嫩氣呀！(這一篇，在《毛澤東選集》五卷上，正好安排在《省市自治區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之後，如果不是事後對這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進行了篡改，兩篇文章將形成多麼強烈的對比和辛辣的諷刺，以致把毛的嘴臉扭曲和撕裂得不成樣子了！全部報告，簡直能把人感動得不禁涕零之至！我聽的是傳達稿。有幸聽到錄音的著名文學家傅雷對毛的談笑風生、甜言蜜語，感到如沐春風，如醉如痴，給兒子寫信說﹕「毛主席的講話，那種口吻、音調，特別親切平易，極富於幽默感；而且沒有教訓口氣……他的馬克思主義是到了化境的，隨手拈來，都成妙諦，出之以極自然的態度，無形中滲透聽眾的心。……真是藝術高手。」(《傅雷家書》頁158)

 

乾脆讓我把傅先生的事說到底﹕翻著《傅雷家書》往下看，再一封信，就是說﹕「真興奮。……踴躍爭鳴，……都紛紛寫文章響應，在座談會上大膽談矛盾談缺點，大多數都是從熱愛黨的觀點出發，希望大力改進改善。尤其是以前被整的，更是揚眉吐氣，精神百倍。」(《傅雷家書》頁163)

 

再往下的信，就是妻子寫的了﹕「作協批判爸爸的會，一共開了十次。前後作了三次檢討，最後一次說是進步了，是否算結束，還不知道。爸爸經過這次考驗……活到五十歲了，才知道看人不是那麼簡單，老朋友為了自己的利害關係，會出賣朋友，提意見可以亂提，甚至造謠，還要反咬一口……」(《傅雷家書》頁167)這信說得是，傅先生當上了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在作家協會上接受「幫助」。

然後的信……直到沒有了「然後」，——文革中，夫妻雙雙自殺，同歸於盡。蓋棺論定﹕被說成是花崗岩腦袋，自絕於人民，死有餘辜……

 

如果把毛澤東這次開台鑼鼓式的講話，比作是一鼓作氣，那麼，三月的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就是再而不衰；四月底的天安門城樓接見，就是三而不竭。毛主席一個「鬥」字為其樂無窮的生命力，如癌細胞般頑強，實乃全中國人民的「最大福氣」！

　

2、再而不衰

 

應邀出席這次會議的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回憶﹕當天下午，即赴政協禮堂，聽毛主席最近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錄音，很清晰。最使人興奮的是下面一段話﹕「國內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時代已經過去了，黨內命令主義、官僚主義、關門主義等還很嚴重，中共中央決定早日開始整風，希望黨外朋友幫助，但決不強迫別的民主黨派參加。毛主席講話一向很風趣，如談到整風時，說這不再是狂風大雨，也不是中雨，是小雨，是「毛毛雨」，下個不停的和風細雨。從錄音里聽到他的講話時引起鬨堂大笑，並聽到劉少奇同志等插話，真是輕鬆愉快，談笑風生，我們聽了錄音，也感到興奮、舒暢。

 

「聽畢，我和傅雷同志即相約赴中山公園聊天，我們覺得雙百方針實在正確，黨真英明，都認為今後更應響應黨的號召，為社會主義建設多盡力。正如《傅雷家書》所載，他當時給他兒子信中所寫的，他衷心感到社會主義的可愛，感到社會主義國家很多，而「毛澤東全世界只有一個」(天下無雙)。可見那時正是最熱愛共產黨、熱愛和由衷尊敬毛主席的。

 

「我們被引入客廳，毛主席和康生已在門口等候，聽到康生逐一介紹，老人家伸出大手，緊緊握著我的手說﹕「你就是徐鑄成同志。」慈祥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文匯報》辦得好，琴棋書畫、梅蘭竹菊、花鳥蟲魚，應有盡有，真是放得好！

 

「我下午起身，必先找你們的報紙看，然後看《人民日報》，有工夫再翻翻其他報紙。」對於主席的讚賞，我心中湧起感激的熱淚，感到無比溫暖、幸福。我們大概已是最後一批人了，看看在座的，有金仲華、鄧拓、王芸生、舒新城，其餘還有幾位我不認識。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央其他首長沒有在座，也沒有中宣部的陸定一和周揚同志，僅有康生陪同接見，這是我記得很清楚的。

 

「我被安排坐在毛主席旁邊，中間只隔著金仲華同志，鄧拓同志則坐在我們對面。

「康生先講話，說﹕｀今天，毛主席邀請新聞出版界一部分代表來談談，各位有什麼問題請主席回答，請提出來。」會上沉寂了片刻，鄧拓同志輕輕對我說﹕｀鑄成同志，你先開個頭。』我就說﹕｀關於在報紙中宣傳雙百方針，我覺得心中無數，難以掌握，怕抓緊了，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抓鬆了，會犯修正主義的錯誤，請教主席指示，該怎樣掌握？』

「毛主席含笑答道﹕｀我們當年打仗的時候，一點打仗的經驗都沒有，就在戰爭中學習戰爭。你們諸位，都有二十多年的辦報經驗，應該好辦得多了。如何掌握，這叫做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嘛。』毛主席接著說下去﹕｀不要怕片面性，片面性總是難免的嘛！多學一點馬列主義，剛學會學不進去，會吐出來，這叫條件反射嘛，多學了會慢慢學進去，像瓶子裝油，倒出來，總會漏一點，慢慢就學懂了。魯迅學馬列主義，是創造社、郭沫若逼出來的嘛，他原是相信進化論的嘛，早期的雜文，很多片面性，後來學習馬列主義，片面性就很少了。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主席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麼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認為他的片面性較少呢？

 

「後來，毛主席問道﹕｀各位在宣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時，究竟還有什麼具體困難沒有？』我說﹕｀我體會雙百方針的提出，在政治意義上，是高價徵求批評，讓人民暢所欲言，慢慢再加以說清楚，不要一下子壓下去，我認為這就是高價徵求批評。』

「毛主席說﹕｀你的意見很對，很好。』

「我接著說﹕｀我們《文匯報》開展電影問題的討論，收到來信很多，批評相當尖銳，也有一些不同意見，我們故意放一放，好讓大家把意見說完，等以後再開展討論。但在上海卻遭到了圍攻(指張春橋組織的圍攻)，請問主席，我們該怎麼應付？』毛主席說﹕｀我叫周揚同志給你們這場討論寫一篇小結，這種批評、反批評、小結，這就叫正、反、合，這就是辯證法你同意不同意？』

「我高興地回答﹕｀主席想得很周到，我完全同意。』

 

接見約談兩個小時，我們辭出後，我立即趕到北辦，向全體同志詳細談毛主席對《文匯報》的評價以及毛主席對新聞出版界的談話，當時即由記者姚芳藻同志詳細記錄，當晚即密封寄一份給上海編輯部、北辦人員，大家聽了很鼓舞。(《「陽謀」親歷記》)

 

1957年3月12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會議上作報告說﹕

第七點﹕「放」還是」收」？這是個方針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是一個基本性的同時也是長期性的方針，不是一個暫時性的方針。同志們在討論中間是不贊成收的，我看這個意見很對。黨中央的意見就是不能收，只能放。……放就是放手讓大家講意見，使人們敢於講話，敢於批評，敢於爭論；不怕錯誤的議論，不怕有毒素的東西；發展各種意見之間的相互爭論和相互批評，既容許批評的自由，也容許批評批評者的自由；對於錯誤的意見，不是壓服，而是說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許人家說不同的意見，不許人家發表錯誤的意見，發表了就「一棍子打死」。這不是解決矛盾的辦法，而是擴大矛盾的辦法。兩種方針﹕放還是收呢？二者必居其一。我們採取放的方針，因為這是有利於我們國家鞏固和發展文化的方針。(《毛澤東選集》五卷，頁414-415)

 

請看毛澤東在此提供的這幅民主、自由的「願景」是多麼誘人啊！其實，他講話的原稿比這個修改稿更誘人，更親切，更可愛！比如他說，胡風的文章還是可以寫的；住班房是因為他搞反革命秘密團體。修改稿上就刪去了。這麼美好的方針政策，用「放」一言以蔽之。不過，毛澤東說出口的、欺騙世人的「放」，你道它實際上是個什麼東西？說出來會大煞風景的。原來他裝在肚子裡或只說給高幹而要暗中保密的「放」，竟是「放屁」的意思。他說的這個意思的話，我在前面已有引述﹕「他們有屁就讓他們放，放出來有利，讓大家聞一聞，是香的還是臭的，經過討論，爭取多數，使他們孤立起來。」

　

3，三而不竭

 

1957年4月30日，毛澤東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舉行座談，請黨外人士幫助中國共產黨整風。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指出﹕「幾年來都想整風，但找不到機會，現在找到了。整風的總題目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整風會影響到黨外。規定非黨員自願參加，自由退出。有意見就說，黨內外打成一片。整風主要是黨內整風，可是有黨外人士參加就更全面了。兩種元素可以起化學作用。但黨外人士不是自己搞，而是幫助共產黨整風。目前各方面批評意見最多的是集中在高等教育部、教育部、衛生部等部門。有人很擔心，怕矛盾一揭發，一批評不得了。我們對人家提出的意見，不要害怕，應該歡迎，給人家以提意見的機會。矛盾沒有什麼不得了，到處唱對台戲，把矛盾找出來，分分類。如文學、藝術、科學、衛生等方面，提出的問題最多，矛盾突出來了，應該攻一下，多攻一下。愈辯論愈好，愈討論愈發展，人民民主政權愈鞏固。兩個月來各界人士對政府工作的批評意見是很好的。在報上發表，可以引起大家注意，不然官僚主義永遠不能解決。幾年來不得解決的問題，可以在幾個月解決了。」

 

他還說﹕「大家對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見，希望對老和尚也提些意見。」

他說﹕「統一戰線中的矛盾是什麼呢？恐怕就是有職無權的問題吧！過去民主人士有職了，但是沒有權，所以有人講民主人士不大好當，有些惱火，現在不但應該有職，而且應該有權。因此，這次整風，在黨內對有職無權的問題也要整一整。講到高等學校實行黨委制問題，說﹕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學校黨委制恐怕不適合，要改一下，應當集中在校務委員會或教授會。由鄧小平同志負責找黨外人士和中國民主同盟、九三學社等開座談會，對有職有權和學校黨委制問題徵求意見。

 

在5月10日出版的《民盟中央工作簡報》第15期刊出了章伯鈞所作的傳達﹕毛主席說，「大學校的管理工作如何辦？可以找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不要由共產黨包辦。請鄧小平同志約集民盟、九三等方面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

 

毛還說﹕「現在是新時代和新任務，階級鬥爭結束，進入另一種戰爭，就是向自然界開戰。要懂得自然科學，不懂怎麼辦，要老老實實學。」

毛對各個民主黨派最近召開的以發展壯大自己組織為主要議題的會，對他們「黨要擴大，政要平權」的勢頭，感到非常惱火，本來決心要狠整他們，但此時卻佯裝退兵30里，說﹕「最近各民主黨派都開了一些會議，開得不錯，提出了些問題。只要黨外人士談出來了，大家一齊搞，這就更好談了。希望黨外人士對共產黨多提些意見，幫助共產党進行工作。」

 

毛澤東把口蜜腹劍表現得淋漓盡致，用文學家傅雷的話說﹕「毛主席的講話……是到了化境的。」

另外，還必須挑明一點，毛澤東是「右派」的教唆犯。他示範給了黨外人士﹕說什麼話就可以當上右派？所以，凡是涉及上面的問題提意見的，哪怕是拾他的牙慧，也都劃了右派。這次談話後，毛就不露面了，跺在一旁，暗窺這些短命鬼怎樣前仆後繼地落入陷阱。

　

4，緊鑼密鼓

 

經過毛澤東一鼓作氣，再而不衰，三而不竭地鼓動鳴放，於第二天，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公布，「中央指示的提要」如下﹕

 

幾年以來，在我們黨內，脫離群眾和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有了新的滋長。因此，中央認為有必要按照「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的方針，在全黨重新進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整風運動。——這次整風運動應當以毛澤東同志的兩個報告為思想的指導，把正確處理人民了矛盾的問題作為當前整風的主題。——這次整風運動，應該是一次既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運動。——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隨時自由退出。——在進行整風運動的同時，應該在全黨提倡各級黨政軍有勞動力的主要領導人員以一部分時間同工人農民一起參加體力勞動的辦法，並且著手進一步建立黨和國家的領導工作人員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相結合的根本制度。——整風計劃應該貫撤整風和工作兩不誤的原則，並且使整風運動的進行同工作的改進結合起來，同人民內部矛盾的具體解決結合起來，防止關門整風，妨害工作。

原來在八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說﹕「如果上半年發通知，下半年整風，中間隔幾個月……預先發出告示，到期進行整風，不是｀不教而誅』……」(同上，頁327-328)現在，不知為何如此火急火燎，接著前面的緊鑼密鼓，馬不停蹄地又是一場緊鑼密鼓，並且是鼓動黨外人士去對共產黨「不教而誅」，大誅特誅﹕從5月8日至6月3日，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開了13次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有70餘人次發言。從5月15日至6月8日，中央統戰部和國務院第八辦公室聯合召開了25次工商界代表座談會，有108人次發言。從5月4日至23日，《光明日報》編輯部分別在上海、廣州、武漢、西安等9個大城市邀請部分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提意見，報紙對發言作了報導。同時，新聞界、文藝界、科技界、教育界、出版界、衛生界也先後召開座談會，各界人士紛紛發言向黨提意見。

看來毛是要一不作，二不休，捉不住右派不煞戲。

 

果不然後來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說﹕「雙百方針，長期共存，田不贊成(形左實右)，我同李濟深講，黨內有人不贊成，用來嚇民主人士。」(《廬山會議實錄》，頁244)這裡的「田」是他的秘書田家英。為什麼田不贊成「雙百方針」就是「形左實右」呢？這在廬山是不用多說了，因為引蛇出洞的陰謀早已大白於天下。你不贊成讓右派向党進攻，形式上是愛護黨，實際上蛇不出洞你怎麼消滅它呢？這不是形式上是愛護黨實際上是保護了右派嗎？毛說此話是為了「用來嚇民主人士」的。可見雙百方針是假的，鄧托以其先見之明，早就揭穿「雙百方針是假的」。50年後的今天，你指出這一點「假」，簡直是了無新意了！且慢，我還有話說。毛澤東騙人，他用的是假話之中套假話，就此例而言，你認為田真說過不贊成雙百方針一類的話嗎？請看﹕「田還說了這樣一件事﹕反右前，為鼓勵鳴放，當時批評了放手發動群眾的阻力有來自黨內的。有次同民主人士談話中，舉了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不同意鳴放的例子。田說，根本沒有這回事，他從未反對過鳴放。」(同上，頁45-46)指出這一點是為了說明，你別以為你揭穿了毛澤東或共產黨說的假話，就是還原了事實真相，遠非如此，他為了施展某一陰謀，把假像搞成連環套，當你自以為得到真相的時候，其實你在連環套中還未走出去！

反右就是一個大陰謀。由於篇幅已經過大，這裡就不再贅述。這一點，我已在拙著《還原1957˙反右探源篇》中有較為翔實的考察；同樣，關於右派的言論，我也在《還原1957˙右派言論篇》中，分門別類地舉出了其犖犖大端。還是由於這同一原因，屬於本課題「從反右到文革」中應有之意的，即論述右派在文革中的表現與遭遇，也將在另外的篇章中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