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時教授和夫人
對於流寓海外的中國人，最難抗拒的是故土之情，也就是所謂鄉愁。年紀大的人越是如此，故自從七十年代中國關閉的門戶開放後。回歸的人絡繹不絕，特別是有聲於國際，名聞於兩岸的高級知識分子，如語言學家趙元任、數學家陳省身、科學家楊振寧、顧毓琇（國大代表、江澤民的業師）等。
有的是落葉歸根，想終老斯土，如現在北京的楊振寧、林家翹（數學家）均屬此類。因此利用鄉愁爭取海外的學者回歸，成了中共的統戰利器。現任中共總理溫家寶不是喜引用詩人余光中的鄉愁詩，向住在台灣和異鄉的中國人招手嗎？說什麼「現在鄉愁是一灣淺淺的海峽，我在這頭，大陸在那頭」。可是在美國有一位當代的大知識分子，去年十二月獲頒「克魯吉人文獎」的余英時，卻從沒有鄉愁的感受，也不為這種情緒所動。
美式生活 保有中國文化認同
余英時是近年中共極力要爭取回大陸的海外學人，為了這個目的，中共當局出版了十餘種他的著作，最大的手筆莫過於前年北京三聯書店刊印的「余英時作品系列」六種，連對中共有強烈批判的「陳寅恪的學術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字都包含在內。
四月下旬余英時在國會圖書館演講，圖書館特闢室展出余的全部著作，其中大陸出版的簡體字余著，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給。對著作等身一詞，這個展覽給了人們難忘的印象。對余英時而言，中共的手法真是人未歸，而書已先行。由於余書開禁，大陸近年掀起余英時熱，學者乃至一般人均以讀余英時的書為時尚。
放行著作之外，中共也不時透過各種管道傳達北京希望余回國看看的願望，一度還派出一個十九人的安徽代表團親訪余英時，動之以鄉情，但余就是不為所動，甚至直截了當的表示他沒有鄉愁，對方只好啞口無言的離去。
王粲不是在他那流傳千古的「登樓賦」中早就說過：「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孔子周遊列國，其道不行，不也曾在陳國發出「歸歟」之嘆嗎？余英時為何能例外，超越孔丘和王粲而無鄉愁？
去歲在「克魯吉獎」頒獎典禮上，余英時已為這個問題提供了答案。他在答詞中說：「生活在美國長達半世紀，遊走於兩種文化之間，除了初期需要一些心理調適外，我早已能享受美國生活方式，而同時保有我的中國文化認同」。
既能享受美式生活，而又保有中國文化認同，那麼回不回中國，也就無關宏旨了，況且他早在一九七八年已隨同美國史學家訪問團去過。余英時以史學家的透視看過中國之後，對中共政權已不再有任何憧憬或寄望，至於中國近年的崛起及空前繁榮，在余英時的心目中，也不過是海市蜃樓而已。
舉目當今，在海外的知識界像余英時這樣基於個人信念而絕不和中共政權妥協的人，可說是少之又少的。這不禁讓筆者憶起美國史學家塔克曼（女）和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傅爾伯萊特的一段對話。塔克曼以寫「史迪威在華經驗（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一書而獲得普立茲獎，是有名的自由派，甚至有人認為她是左派。
七十年代初在一片「中國熱」（China euphoria）聲中，塔克曼應邀到參院作證，和外委會主席傅爾伯萊特對話時，塔克曼說，她對共產主義從來沒有幻想，也從不懷疑如果史達林式的共產主義在美國成功的話，她將是第一批被處決的人，從塔克曼的話，不難看出，有真知灼見的自由主義者，必知共產主義絕不容許自由主義與其共存的。
這就是為何近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大師胡適在一九四九年初，毅然決然的離開中國，他深知在中共統治下，他想做個順民都不可能，何況他不想做順民呢。
史學家看強權 對中共無憧憬
余英時是心儀胡適的，這可從他寫的「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和重讀胡適日記所寫的長序中見之。可是在中國文化上，他更為服膺陳寅恪和陳的好友吳宓，尤其是他們在共黨統治下，堅貞不屈的高潔人格，這也是為何余花了不少心血詮釋一九四九年後陳所寫的詩詞及「論再生緣」一書。
對於吳宓，余在國會圖書館所作二場演講中，第二場即以吳宓和顧頡剛二人為主題，而內容則是他們數十年如一日的日記，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日記。如吳宓在日記中斥奉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為「不易之真理」乃「可笑與可恥」，並在批林批孔運動中堅拒批孔。
至於顧頡剛的日記，讓世人知道顧「本有避秦台灣」之意，終因家累而未果，以致自一九四九年以後，顧在大陸上一直過著「被征服」的屈辱生活。余英時從顧的日記窺視其內心世界，寫了本「未盡的才情」的書，指出顧在中共統治下，再也寫不出昔日「古史辯」那樣的傳世之作，而為之無限惋惜。
余英時不無藉吳、顧二人的日記而自況之意，只是他比吳、顧幸運得多，能在自由的天地里從事學術研究，並不時為文放言高論。但余以吳、顧二人的日記為演講主題，本身就有很深的含意，顯然他是藉著闡發吳、顧的精神向歷劫的大陸智識分子致哀和致敬，並對中共高壓的統治作無言的抗議。
寧選自由天地 從事學術創作
余英時四月二十四日作第一場演講時，國會圖書館長畢林頓博士不僅到場聽講，且從頭聽到尾，終場後還和余英時交換了意見，足見畢林頓對余英時的重視，因為他深知余英時是中國文化存亡絕續的代表性人物，而畢氏全程參加演講，也凸顯了他對中國文化的敬意，儘管他本人是研究俄國的專家。
余英時的演說頗具反諷意義，說的全是大陸上的「國學熱」，歷史的再現，尋回失落了的文化認同。可見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破四舊、立四新，只是徒然，到頭來，仍是回歸傳統，從失去的價值中找回自己。
自從去年十一月中旬報端披露余英時獲得有諾貝爾人文獎之稱的「克魯吉」獎後，確實讓他忙碌了好一陣子，打亂了平時的生活秩序，讓余頗不習慣。更好笑的是，在眾多的道賀電話中，也有一通來自一位頗有聲譽的同行，名義上是向他恭喜，卻未說一句恭維的話，而只是發牢騷，說是他更應得克魯吉獎，而竟未得，然後把美國學界的偏見大肆批評了一番。
好在這一切都已成過去，普林斯頓的余府又恢復了往常的寧靜，只是不時仍有訪客，包括來自老家安徽的客人，余英時雖少小離家，卻從無衣錦榮歸的打算，也不會問什麼「君自故鄉來…來日綺窗前，寒梅著花未？」如果他有所謂鄉愁的話，早已融合在中國文化的長河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