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六月似乎很不平靜，從六月一日的廈門反PX遊行開始，無錫臭水事件、雲南6.4級地震、印花稅上調引發股民狂罵......持續不斷的震撼性事件刺激著民眾的神經。斜刺里，又有著名作家王朔拍馬殺將出來，向網友大爆猛料：6月10日，在開設於鮮花村網站的個人博客上，王朔以「公民王朔」的身份公開舉報中國電視劇審查腐敗黑幕，要求反貪機關進行查處。
王朔介紹說，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各電視台紛紛成立以退休老同志和所謂老藝術家為主的節目審查小組，對每一部準備播出的電視劇進行內容審查。絕對權力之下，這些審查小組的退休老同志和藝術家長期借審查之機向劇組索取賄賂，如今的「審片費」已達每輪審查小組每人收受3 至5萬元人民幣，多輪審查則多輪付費，基本沒有一次通過的，至少兩輪。即使最終不通過，也不退錢。
作為一種行業潛規則，電視劇審查中的行賄受賄問題被揭露並不出人意料，但王朔的舉報仍有石破天驚的意義。眾所周知，王朔曾是多部熱播電視劇的編劇，屬於電視劇製作的重量級圈內人，以圈內人的身份公開舉報審查組腐敗，而且公開聲言「誣告（就）反坐我」，顯示他對此事的態度嚴肅認真，其衝擊力自然不可小覷。
王朔的舉報上網之後，6月12日，《新京報》發表了《王朔舉報電視劇審查有黑幕，葉京稱深受其害》的報導，報導中轉述了導演葉京的話：「當時《貽笑大方》在北京審片，審片小組一共六人，每審一次便要繳納審片費，並且都是自定的，動輒上萬。但他們不會讓片子一次性通過，因為多審一次就要多收一次錢，每一次審片還得給這些審片員在五星級飯店租下房間，某些審片員甚至還要帶上家屬，如同前去度假。《貽笑大方》一共審了三四次，花了高達十幾萬的審片費，但最終也沒有讓我的片子通過。」
《新京報》的報導出來之後，6月13日，著名學者徐有漁發表《審查制度應該合法、合理》一文，對王朔舉報信中所談的審查組問題提出批評，認為「審查小組往往成為懸在創作者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某些老同志過分的審查熱情已經焚燒了不少好作品。」
至此，關於電視劇審查中的受賄犯罪，舉報者和證人都有了，媒體也開始予以跟進關注，同時，王朔又施展開一貫的嬉笑怒罵「炒作術」，進一步刺激媒體和讀者：「你們不是一天到晚喜歡炒作娛樂圈潛規則麼？這次我報了個潛規則看你們敢不敢炒作。不敢炒你們就是髒！敢登給你們平反，取消妓的封號。不用找我核實，你們不都認得點導演製片主任麼，找他們核實去。」而且，按照王朔的說法，他是在看了9日的《焦點訪談》後決定寫舉報信的，因為高檢反瀆職廳發言人講得很明確，只要有人舉報就立案偵查。
王朔把話說到這個份上，檢察機關沒有理由不接受公民王朔的舉報了吧！可是，至今為止，我們看不到高檢反貪污受賄瀆職監察廳兌現「只要有人舉報就立案偵查」的承諾。這實在很令人感到困惑。刑事案件的特點要求查處行動雷厲風行，尤其是王朔的公開舉報和葉京的證言已經驚動那些收受賄賂的人，如不及時採取行動，很可能導致他們建立攻守同盟或畏罪潛逃，使案件偵察工作更加困難。另外，從司法程序上講，既然王朔選擇了公開舉報的方式，有關方面也應儘快給王朔答覆，以保護公民配合司法機關打擊犯罪的積極性。
那麼，究竟是什麼原因造成了檢察機關對公民舉報無動於衷的局面呢？
將這一懈怠與無動於衷歸因於發生在山西的奴工事件有失偏頗，看上去有些牽強。但歷史地考察近年權力與民意的互動關係，卻又無法否認二者之間的某種關聯。當洶湧澎湃的網絡民意幾乎全力投入到對山西黑窯奴隸主和當地官員的聲討中，「退休老同志和藝術家」當然可以舒口長氣：王朔舉報這事，肯定翻不起什麼大浪來了。
古今中外，權力都不會傾向自我約束。而中國目前的制度設計中，卻又幾乎不存在制度層面的有效權力制衡，於是，除了周期性的反腐秀和權鬥引起的內訌，我們看不到社會全局性反腐的積極動力，在這一令人絕望的制度背景下，網絡時代的民意聚集，幾乎成了對權力加以制約的唯一外部因素，孫志剛案、哈爾濱寶馬案等的最後處理結果，無不與鋪天蓋地的網絡抗議有關。應該說，王朔的舉報本身是有殺傷力的，但他無法預知山西奴工案正好會在他的舉報之後被捅了出來。與山西奴工事件比較起來，黑暗的審查組腐敗問題實在顯得有點小兒科了，還有什麼比當代奴隸的大量存在更能刺激民意的衝動！於是，王朔和「退休的老同志和藝術家」就被暫時忽略，民意本能地將目光投向山西而不是北京，王朔為人們樹起的反腐槍靶，便遠離了民意憤怒的槍口。當網民和媒體致力於解救那些生活於非人狀態的山西奴工時，「退休的老同志和藝術家」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從來沒收過黑錢。一個小小的王朔算得什麼，既然站到腐敗的對立面上，那麼，以後會有苦頭給他吃的。不管怎麼說，值得「退休老同志和藝術家」們慶幸的是，由於解救奴隸逃亡的迫切之需，人們沒有把憤怒齊齊地轉向他們，也就是說，王朔為反腐樹起的靶子，沒有成為萬眾唾棄的反面典型。奴工們的逃亡避免了他們成為眾矢之的。
看來，名人也好，大腕也好，當他站到反腐的第一線，除了民意力量的支持，他幾乎一無所有，於是，大腕作家王朔的舉報可能就白白舉報了，最終，有關部門可能連個「外交語言」式的反應都懶得做出來。沒有公眾的注目和強烈反應，權力實際上是不會觸動頑固性腐敗的，哪怕這腐敗明明白白就在它的眼皮底下發生著。
「退休老同志和藝術家」的自由自在暴露了民意反腐的局限性。以中國疆域之大、腐敗現象之普遍，怎麼可能依靠民意的洶湧怒潮推動腐敗個案問題的解決！就算民意一年365天都處於憤怒狀態，又能關注得到幾起腐敗和侵權案件！更何況，即使面對最強大的網絡民意基礎，腐敗和侵權個案的解決也不總是樂觀的，湖北襄樊的高鶯鶯案以對高天虎維持「誣告」的二審判決終結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即使在民意最為關注的焦點事件上，權力對民意的尊重程度在明顯下降，孫志剛案發生後那種當即廢除收容遣送制度的積極態度已消失不見。在山西奴工案曝光後，權力機關竟先聲奪人地將其定性為一個「非法用工」問題，就連倒賣奴工的勞動監察部分的工作人員，也只是受到「開除留用，降兩級工資」的處分，而黑窯主王兵兵的黨支書父親，至今不見人影，有關部門根本就懶得打聽他去了哪裡。嗚呼，王朔先生還是不要感到失落吧，就算電視審查組的腐敗問題被媒體「炒」到盡人皆知的程度，那又如何？要知道，那些「老同志和藝術家」的活動能量，哪一個都比山西偏遠山區的黨支部書記大上百倍千倍，以你一個作家之力，如何能撼動那個強大而統一的利益共同體？！
這樣看來，真正對王朔樹起的靶子起到保護作用的，並不是眾目睽睽下的奴隸逃亡，而是黑幕重重的權力結盟，奴隸逃亡最多只能使「老同志和藝術家」們逃脫萬夫所指的憤怒譴責，起到一個小小的掩護作用，而不是他們逃脫法律制裁的真正原因。
在一個正常的法治社會中，對腐敗和侵權犯罪者的追究，應有制度性和程序性安排，而不關乎民眾對事件的關注程度，更無須以民眾的高調吶喊為前提，但在我們的社會裡，這顯然只是個美好而不切實際的假設。那麼，當民間的反腐努力屢屢撞在強大的體制之上如同拳頭擊打棉花，人們的反腐信心究竟能維持多久？不要忘記：曾經向人民網投書的黃金高已在監獄中度過幾個春秋，黃金高案的重重疑雲卻仍然揮之不去。這是一種怎麼樣的悲哀？！與黃金高比較起來，王朔的命運大概會好得多，但可以預言，針對這位著名作家的種種防範和限制措施就要開始了。如今，腐敗與侵權成了一對共生體，它已不再具備搞活經濟之初的「潤滑劑」作用，而是每每以對民眾利益的侵犯與剝奪為實施代價。於是，只能由民眾之痛作為反腐的動力，否則，以反腐的難度之大，誰又會屢敗屢戰地以長矛衝擊風車？！
如今，有賴民眾不可消除的痛感，有賴人類無法消除的正義觀念，民意仍然遊蕩在網絡和少數良知媒體之上。作為個體，他們不具備衝擊腐敗的能力，而只能以扎堆發貼和頂貼的方式聚嘯網絡。憤怒和絕望的情緒越來越成為網絡主流民意，權力與民意漸成分道揚鑣之勢，這使本應上下齊心挽救社會未來的前景越來越難以看到。那麼，權力對民意的漠視與防範，民意對權力的反感和對立，將會帶給我們怎樣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