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被世人稱為十年浩劫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簡稱「文革」），是毛澤東在1966年春、夏之交親自發動和領導的，至1976年9月隨著毛的去世和其後毛的餘黨江青、張春橋等「四人幫」的垮台而結束的一場運動。這場為期十年的所謂運動，是中華民族史無前例的大災難、大悲劇，是一場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人民的命的歷史大慘劇。「文革」中的種種罪惡及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現在已為中國人民、也為世界各國人民所知曉和譴責了，毛澤東這個獨裁者和迫害狂也早已被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但，「文革」中的重災區廣西，發生在一九六八年的那場大屠殺及它的幕後策劃者、指揮者韋國清及其許許多多的殺人兇手則是許多人（特別是當今的青年人）所不知或知之甚少的。因此，當今的「文革」研究者、倖存者有責任、有義務來記述廣西「文革」中所發生的一切，還歷史的本來面目，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以教育後人，使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永遠不致再發生類似「文革」的慘劇，這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義的大事。
廣西為什麼會出現如此慘重的大屠殺，而且殺人手段是那麼的殘忍，殺人數量是如此之多，是全國其他地區少有的（湖南的道縣和邵陽地區有與廣西類似的殺人慘案）。事件發生之後，執政者們為什麼長期不予處理，而且還千方百計地壓制和鎮壓敢於揭露大屠殺事件真相的人們。這一切無不使受難者家屬們無比的憤恨而又無可奈何。這個社會的公理何在呢？
筆者親歷了廣西「文革」運動的全過程，期間所發生的一切至今尤歷歷在目，許許多多的鎮壓造反派和屠殺人民的事件常常縈繞在我的腦海中，使我不時沉浸在痛苦的回憶和思索之中……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了使後來的人們了解當年廣西的「文革」運動，總結和反思這段歷史，筆者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和近年來所收集到的許多資料綜合整理分述如後。通過這些論述如果能夠對「文革」研究者們有所參考，對世人有所警示作用，就是筆者的希望所在了。
二、廣西兩派的形成和發展演變
在「文革」之初，全國所有的地方都無一例外的會形成兩派的鬥爭。這是因為毛澤東要利用群眾的力量來達到搞掉他的政敵劉少奇等人的目的，他要通過林彪、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等「文革」派的人物，支持群眾起來造劉少奇和他在各地代理人的反；而劉少奇和各地的當權者為了維持自己的統治權力，也必然要組織力量來保護自己。在這種背景下，出現兩派之鬥爭就是歷史的必然了。
1、廣西兩派之爭始於桂林
1966年的春天，當批判《海瑞罷官》、《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的高潮在桂林出現時，桂林市各大、中學校的批判運動是在桂林市委和各學校黨委的領導下進行的。此時的人們不論開批判會還是聲討會，寫批判文章，基本上都是當時報刊上說過的話。在一些高等學校，如廣西師範學院（即現在的廣西師範大學）也有結合本校的實際來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但，這種批判也僅僅停留在大字報的形式而已，學校的一切秩序還是正常的。
隨著運動的深入，1966年6月14日，廣西區黨委按照劉少奇等中央領導人的指示，向全區各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文藝團體、報社派出「文革」工作組，此時的形式則出現變化了。
工作組到學校後，即代行黨委的職權領導運動，旨在穩定學校的局勢。由於工作組在學校的許多規定使同學們不滿，加之北京不時有「文革」的信息傳來，同學們對工作組的不滿逐步表現出來了。恰在此時，廣西師院的少數學生寫出了《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這可震驚了工作組和桂林市委，也引起了廣西區黨委的警覺與重視。為此，工作組受市委和區黨委的指示，對寫大字報的學生開展了調查，並在學校內組織大字報進行反擊。學習1957年反擊「右派」進攻的辦法，企圖把寫大字報的學生當「右派」打壓下去。1957年的反右運動人們尚記憶猶新，那時的獨秀峰下「右派」就是「借共產黨整風之機猖狂向党進攻的」，今天的「右派」竟敢「炮轟桂林市委」，這不是明目張胆的在向党進攻嗎？
但，此時的獨秀峰下卻出現了與1957年反右時相反的情景，那時大多數的師生是聽從黨委的領導，反擊「右派」；而現時在廣西師院內參與反擊的人卻很少，多數人是同情和支持「炮轟桂林市委」的大字報，並反對工作組。運動一開始，反工作組、反本單位領導，甚至敢於「炮轟」上級黨委，並且是多數的學生所為，這就是廣西師院的「多數派」（造反派），也是後來「桂林老多」名稱的由來。這與全國其他地區一開始造反派總是少數是不相同的，也是廣西師院的特殊之處。
由於毛澤東支持反工作組一派，7月底他回到北京後，就指出工作組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工作組不得不撤出學校。8月5日，駐廣西師院的工作組也撤出學校，反工作組一派的學生當即貼出「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的對聯，某些領導人看後大為惱火，當即組織工人赤衛隊、幹部和另一部分學生來揪鬥當事者。8月7日，開始是辯論，後來形成武鬥，打傷了十幾個學生，這就是轟動一時所謂桂林「8•7」事件。
8月10日，反工作組一派的學生派出代表上北京告狀，要求改組桂林市委，要求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到桂林處理問題。8月13日，韋國清就秘密到了桂林。
8月18日，區黨委書記喬曉光代表區黨委到廣西師院召開全院師生大會，宣布撤消桂林市委書記黃雲和副書記徐為楷的職務，任命王同連為新的市委書記。當喬曉光剛宣布結束，一些同學馬上湧上會議主席台，給徐為楷戴上高帽，押上汽車開到市區內遊街。一時間整個山城轟動了，這是桂林有史以來聞所未聞的大事件。當晚，韋國清即在桂林主持會議，認為學生們的這種過火行為是「右派」翻天，決定組織工人赤衛隊、出動桂林步兵學校師生上街宣傳，以對付師院學生，並布置桂林一些重要機關部門加強警衛。這一切部署的結果，適得其反，使對立情緒更為激化。
其後數天，街上隨處可見廣西師院的學生遭到赤衛隊和步校軍人及不明真相群眾的圍攻，這就是最初形式的群眾鬥群眾場面。
與此同時，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師生和紅衛兵。也就是在這一天，北京的學生來到桂林串聯，他們帶來了北京的許多信息，到桂林後，他們到各學校串聯，很快桂林各大、中學校的紅衛兵組織建立起來了。一開始，除廣西師院的造反派是多數以外，整個桂林市各單位的造反派還是少數；而由桂林市委一手操縱成立的紅衛兵和工人赤衛隊則是大多數，這一派是保工作組、保市委的。從此兩派圍繞要不要改組桂林市委和炮轟區黨委展開了激烈的鬥爭。並且這一斗爭很快傳到了南寧、柳州和幾乎廣西所有的縣、市，甚至傳到了工廠、農村，到處都有炮轟黨委和保衛黨委的兩派之爭。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1966年的年底。
由於毛澤東支持造反派，由於從1966年的8月開始，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等報刊連續發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社論和文章，都十分有利於造反派的發展壯大。這時許多原來偏向保守的學生到全國各地串聯，學習了許多各地造反的經驗，回到本地後他們逐步改變原來的觀點，加入到造反派的行列中去了。由此，使保守派的組織變小，而造反派的組織則日益發展壯大。到了1967年的1月，上海發生了所謂的「一月革命」，毛澤東支持造反派奪權，許多地方的造反派都先後奪權，並取得了勝利，保守派的組織幾乎完全垮了。
在桂林，由於「一月革命」奪權，造反派完全取得了勝利。柳州、南寧等城市的造反派也正在進行奪權。但在廣西的許多縣、市和工廠、農村，由於運動進展緩慢，兩派的鬥爭尚剛剛開始，出現了兩派反覆奪權的複雜鬥爭局面。
2、保守派重新集結後的兩派鬥爭
上海的「一月革命」後，1月19日，桂林的造反派連續三天在市體育場召開幾萬人大會，批鬥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和桂林市委領導人黃雲等一大批領導幹部。1月22日，南寧市的26個造反派組織成立「廣西革命造反派奪權行動委員會」，23日正式奪權。1月24日，廣西軍區遵照上級指示參加「三支兩軍」工作，支持左派。1月25日，廣西造反大軍圍抄南寧市的保守組織「工人赤衛隊」和「盾牌紅衛兵總部」，南寧的保守派徹底垮台了。
1月26日，桂林地、市造反大軍奪權，駐桂部隊、桂林軍分區、桂林步校等均表示支持，祝賀奪權的成功。
1月29日，區黨委領導人韋國清在區黨委大院內貼出「揭發劉少奇、鄧小平的幾個問題」的大字報，表明他參加「文革」運動的決心。
1月31日，廣西軍區舉行駐邕機關、部隊「接受軍委命令和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誓師大會」。
在此種形勢下，標誌著桂林、南寧等地的造反派取得了勝利。特別是在桂林，駐桂林的6955部隊全力支持造反派，並派出部隊指戰員到市內各大、中學校開展軍訓工作，幫助學校進行複課鬧革命。桂林市革命委員會也在積極籌建之中。客觀的說，經過半年來的社會動亂，現在桂林市的形勢確是穩定的，人民是滿意的，光明日報和新華社都曾作過相關的報導。
然而在南寧，形勢卻在發生變化。
首先是1967年2月19日，區黨委領導人賀希明、霍泛等12名領導幹部聯名發表「革命造反聲明」（習稱「2•19聲明」），站出來亮相，表明態度支持革命造反派，但軍區沒有表態支持他們，反而在群眾中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這就引起了造反派的不滿（因為此時的韋國清並沒有表明態度支持造反派，也未徹底檢查自己的錯誤並獲得群眾的諒解）。
其次，廣西軍區認為南寧造反派「工總」的組織不純，於1967年3月1日砸了「工總」總部，並逮捕了總部宣傳委員熊一軍。這是公然侵犯人權和違法之舉。同時，在3月間軍區對南寧造反派中的學生組織又強調班級聯合，解散了原來的組織。這些都激起了造反派的不滿和反對。
南寧的造反派反對廣西軍區的做法，桂林的造反派更是一馬當先，公開反對軍區的做法，並於3月19日公開發表「嚴正聲明」，最先提出「打倒韋國清，解放全廣西」的口號。
3月21日，廣西軍區召開座談會，討論區黨委領導誰能站出來的問題。會上，廣州軍區副政委陳發紅傳達中央對韋國清的看法，說「韋國清是有功的，是好同志，要支持他站出來」。
3月25日晚上，廣西的造反派召開「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革命復辟逆流誓師大會」，提出「打倒韋國清」，「反對砸『工總』」等口號。造反派的負責人對軍區表態說：「韋國清是硬抬出來的，是違背人民意願的」，「即使要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現在也不是時候，請軍區慎重考慮」。
軍區要做韋國清站出來的工作，而造反派則極力反對，支持和反對韋國清站出來的兩派鬥爭開始出現。
4月11日，一些造反派組織聲稱廣西軍區犯了方向路線錯誤，希望他們改正錯誤。
4月16日，南寧的造反派七千多人召開大會，《新工總》的旗號重新打出來，造反派並要求軍管小組撤出廣西日報。
此時，在「一月革命」已經垮台的保組織在軍區支持韋國清站出來的旗幟下，重新集結，六萬多人在朝陽廣場召開大會，支持韋國清站出來，聲援軍管廣西日報。
4月19日，伍晉南、賀希明、霍泛三人聯名發表聲明（習稱「4•19聲明」），支持造反派的行動。
4月20日，造反派一千五百多人在火車站廣場集會。支持伍晉南等人的「4•19聲明」，堅決砸爛廣西日報。
同日，支韋派4萬多人召開大會，鬥爭的矛頭直指「4•19聲明」。
4月22日，造反派成立「4•22」火線指揮部，到廣西日報前靜坐示威。
4月26日，廣西軍區黨委堅決撤銷賀希明的「抓促指揮部」副主任職務。
晚上，廣西大學等一千多學生到軍區靜坐示威。反對軍區的決定，高呼揪出軍區一小撮走資派的口號。
5月11日，支持韋國精的一派決定成立「南寧地區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指揮部」（即後來的「廣西聯指」）。自此，南寧的兩派圍繞「支韋還是支伍」、「打韋還是打伍」展開了激烈的鬥爭，廣西軍區站在「支韋」的立場上，使「支韋」派的力量迅速擴大，並影響到全廣西。
5月29日，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公開發出致「新工總」、「倒海翻江」（「4•22」派）負責人的「忠告、警告書」，公開指責「4•22」派，震動很大。
6月2日，「4•22」派在南寧召開「聲討南寧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鎮壓造反派的罪行大會」；「聯指」派也同時召開大會，擁護警司的決定。
6月6日，南寧警司又發出《致「4•22」火線指揮部的通告書》，再次公開指責「4•22」派。
6月4日，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對廣西軍區作指示，支持廣西軍區，要軍區穩住陣腳。
兩派鬥爭的進一步發展，導致武鬥的出現。6月13日起兩派終於在南寧發生武鬥。由於「聯指」派得到廣西軍區的支持，他們可以調動工廠的工人和郊區的農民進城來圍攻「4•22」，所以武鬥中受進攻的往往是「4•22」一派，他們經常處於受壓制和打擊的境況。
兩寧兩派之爭很快影響到全廣西，各地區、市、縣也相繼出現「4•22」和「聯指」兩派之鬥爭。由於各軍分區、各縣人武部大多數是支持「聯指」派的，所以受壓制和打擊的多是「4•22」一派。
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原來的保守派組織在「一月革命」的風暴中垮掉了；隨著南寧兩派鬥爭的影響，到了1967年的5月底，桂林的保守派又重新集結起來成立「桂林聯指」，在鹿寨、陽朔、荔浦、柳州「聯指」的支持下，公然敢於在桂林推動武鬥，使桂林的形勢一度緊張。
為了穩定廣西的局勢，促進廣西兩派的大聯合，中央從1967年5月初開始就組織廣西兩派代表和黨政領導幹部、軍隊幹部到北京學習，周恩來總理從6月1日開始至11月中旬，先後八次接見廣西的兩派代表、黨政領導幹部和軍隊幹部，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接見中，周恩來總理對「4•22」派，特別是「桂林老多」有所讚揚，對「聯指」一派和廣西軍區則有所批評。在周總理耐心工作的基礎上，廣西軍區和韋國清都交出了檢討，承認在文化大革命中支一派、壓一派，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砸「工總」，逮捕「工總」宣傳委員熊一軍，給「造反派」發忠告、警告書，施加政治壓力，對支持韋國清站出來沒有做好工作，這些都是錯誤的。向造反派表示賠禮道歉，向毛主席請罪，決心改正錯誤。伍晉南和安平生兩位領導也同時交出了檢討。
在廣西軍區和韋國清檢討的基礎上，廣西兩派赴京代表經過多次談判，在中央的主持下，達成了《關於廣西兩派促進大聯合的十條協議》，並同時達成停止武鬥，拆除武鬥工事，上交武器的協議。1967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同時作出了《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韋國清、伍晉南以及廣西軍區的檢討，決定成立由韋國清、歐治富、魏佑鑄、孫鳳章、焦紅光、郝忠雲、王斌、伍晉南、安平生同志以及革命群眾組織代表參加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下稱「區革籌」）。廣西兩派的鬥爭是原始造反派與保守派之爭，到此時這種鬥爭應該結束了。
3、1968——前所未有的大屠殺年：
1967年的11月，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後，兩派達成了大聯合和停止武鬥的協議，廣西的形勢本應就好了，原來受壓制和打擊的各地「4•22」派的人們盼望安定和不再受打壓的願望也可以實現了，他們的內心是高興的。然而事態的發展卻出乎他們的意料，形勢不但沒有變好，反倒越來越糟。在1967年的冬天和1968年的春天，廣西各地就不斷傳來「4•22」派受打擊迫害的消息，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亂殺人（殺地富及他們的子女，殺「4•22」派的人員）的現象。就是在「老多」占絕對優勢的桂林市，「聯指」派中的一些人竟敢於挑起事端，隨意抓人、打人，恐嚇廣大的群眾。桂林尚且如此，在廣西其他地方「4•22」派受壓制和打擊的事就可想而知了。
如果說在中央關於解決廣西問題的決定下達前廣西一些地方的武斗主要是用木棍、鋼叉、彈弓等武器而外（個別地方也有動槍的），殺人也僅是個別人的行為的話；此時的武鬥則是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用槍用炮了，殺人也成了公開的行為了。此時的區革籌已經成立，它就是當時執掌大權的政府，韋國清就是這個政府的最高長官；而各地的軍管會都是廣西軍區、各軍分區、人武部在掌握大權，對於各地的武鬥和亂殺人現象他們為什麼不能堅決制止和依法懲處呢？
大屠殺早在1967年的10月就開始了。在桂北地區，出現了所謂「貧下中農最高法庭」一類的非法組織，亂抓地富分子及他們的子女加以殺害。如全州縣東山公社三江大隊民兵營長黃天輝10月2日至4日，兩天之內在他的指揮下就集體坑殺了76人，首開了廣西「文革」以來殺人的大慘案。
1967年的11月，容縣「聯指」就殺害地富分子和一般群眾及「4•22」派成員69人。12月5日，在武裝部的支持下，容縣「聯指」400多武裝人員攻打黎村「4•22」派「支多陳線」，打死「4•22」派12人。
1967年11月玉林「聯指」進攻福棉公社「4•22」派據點，歷時4天，「4•22」派多人被殺害。
1967年12月4日至7日，荔浦「聯指」圍剿修仁「農總」（即「4•22」派），當場打死「農總」多人。7日下午，「聯指」在修仁烈士塔召開所謂「荔浦修仁鎮壓反革命奪權勝利大會」，會上當眾殺害「農總」成員14人，成為廣西又一起典型的殺人慘案。
從1967年的11月起，廣西許多地方都出現了「聯指」進攻「4•22」和亂抓人、殺人的慘劇。不但殺地富分子，也殺他們的子女、一般群眾及「4•22」派成員。為此，12月19日，梧州、荔浦、賀縣、桂平、鹿寨、容縣、羅城、玉林、欽州、博白等縣「4•22」派成立「反屠殺控訴團」赴邕，到廣西軍區靜坐和遊行，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制止武鬥，嚴懲殺人兇手。同時，各縣「4•22」「反屠殺委員會」向區革籌小組、廣西軍區發出公開信，嚴正提出五點要求：1、立即制止農民進城參加武鬥，解除各地武裝民兵和「聯指」對「4•22」的圍攻；2、立即派野戰軍到武鬥地區制止武鬥，收繳武器；3、立即下令取締「貧下中農最高法庭」等非法組織；4、立即解決各地因受迫害而到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避難的「4•22」派人員的生活問題；5、韋國清、廣西軍區負責人要立即到群眾中公開檢討改正錯誤。
12月26日下午一時，各縣「4•22」「反屠殺委員會」組織兩千多人到廣西軍區禮堂門前開大會，強烈要求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制止各地的大屠殺。
12月29日，南寧「4•22」在軍區院內召開支持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萬人大會。
到了1968年，各地「聯指」進攻「4•22」和亂殺人之事仍在繼續，並有發展和增加之勢。為此，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鬥爭也仍在繼續。
1968年1月4日，玉林「4•22」數百人到玉林軍分區門口召開「反圍剿、反迫害、反屠殺」大會，靜坐6天6夜，請求軍分區解決他們受迫害的問題。
1968年1月18日，靈山縣「革聯」（即「4•22」派）控訴團兩百多人逃到首府南寧，到廣西軍區控訴靈山縣「聯指」亂殺人的罪行，控訴團在廣西軍區政治部大樓前靜坐數天不走，廣西軍區負責人就是不出面解決問題。
1968年1月20日，廣西「4•22」河池地區「工總」四百多人來到廣西軍區請願，聲援靈山縣「革聯」控訴團，揭發各地「聯指」屠殺群眾的罪行，抗議並譴責廣西軍區負責人繼續以「支左」之名，行支一派、壓一派之實，破壞廣西大聯合的大好局面。
儘管各地反迫害、反屠殺的鬥爭在不斷進行，區革籌和廣西軍區也發出通知要「制止武鬥」，嚴禁「亂抓人、殺人」，但他們僅是口頭上談談而已，並未採取什麼強有力的措施。實際上他們的所謂「制止」、「禁止」只是表面文章，對「聯指」派是在「小罵大幫忙」，因為各地「聯指」進攻「4•22」就是在一些軍分區和縣人武部支持下所為的，亂殺人也是他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的。
1968年1月28日欽州「聯指」進攻「4•22」派據點，調動各公社武裝民兵進城武鬥。29日，「4•22」據點由於沒有什麼武器而被攻破。支持「4•22」派的縣委書記王劍東，縣總工會主席馮懷忠，副縣長周中權，農業局長張石英，百貨公司領導幹部蔣斌等人，在「4•22」派據點被攻破後，手拿白旗出來「投降」，當即被「聯指」武鬥人員槍殺，一批「4•22」人員也被槍殺。圍攻「4•22」的武鬥結束後，「聯指」召開慶功會，武裝部和縣領導人劉玉柱、盧壽凱、董義、任勇憲等人親自參加會議。
1968年2月6日，玉林地區「聯指」組織兩千多人全副武裝攻打玉林「4•22」州配據點，包圍兩天後，據點被攻破，抓獲「4•22」派13人，全部槍殺。
2月11日至20日，靈山縣召開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暨貧下中農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公開槍殺「4•22」派成員3人，並陳屍示眾。大會號召要對階級敵人實行鎮壓，布置會後各公社、大隊回去立即進行。會後，新圩公社即按會議的布置殺了5人。四海公社則把全公社的「四類分子」數百人幾乎全部殺光。其它各公社都有殺人的事件發生。
2月16日，在柳州「聯指」的支持下，融安縣「聯指」攻打融安「4•22」，攻破據點後，「4•22」派36人被抓，在押解途中有15人被槍殺。
2月25日至28日，大新縣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召開各公社、大隊「抓促」領導及廠礦武裝部長、民兵營長會議，縣人武部部長周永山、政委韓奇主持會議，傳達區革籌領導人的講話，研究布置做好成立縣革委會的準備工作。周永山在會議閉幕時講話指出：「為迎接縣革委會的成立，對不守法的地、富、反、壞、右分子要實行專政，不要心慈手軟」。會後各地代表回到本地，立即按照會議的布置，大搞所謂「群眾專政」，在十七天的時間裡全縣就屠殺了439人。
從1968年的1月到6月中旬，在梧州市、平桂礦務局、巴馬、宜山、鳳山、天等、崇左、北海市、上思、寧明、臨桂、羅城、武鳴、陸川……等等，幾乎廣西所有的縣、市都有「聯指」進攻「4•22」的武鬥和亂殺人的慘案發生。據官方的統計資料，在此期間被殺的地富分子、他們的子女、「4•22」派人員總數近3萬人左右。
由於各地「4•22」派遭到「聯指」的圍剿，許多人為了逃命，有的下鄉上山躲藏，有的則逃到「4•22」力量強大的南寧、桂林、柳州等城市。此時，區革籌、廣西軍區不但不能有效地制止各地的武鬥，反而大肆宣傳支持「4•22」派的幾名領導幹部賀希明、霍泛、付雨田、謝王崗、袁家柯等人是什麼「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叛徒」、「特務」，通知各地要狠抓階級鬥爭，清查所謂「叛徒、特務、走資派、托派、反革命」。廣西日報則在輿論上大加配合，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大刮十二級颱風，報導各地群眾專政亂殺人的經驗。「聯指」派的頭頭們更是得意忘形，加緊了在各地對「4•22」派的圍剿。在南寧、桂林、柳州「造反派」占優勢的地方，「聯指」派也搶先占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企圖挑動這三座城市的武鬥，以便最後消滅「4•22」和「桂林老多」。
面對此種嚴重的局勢，南寧、柳州「4•22」和「桂林老多」也迅即行動起來抗爭，發表嚴正聲明，指出廣西各地武鬥和大屠殺的嚴重性，指出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在繼續犯錯誤，並動用一切宣傳機器揭露「聯指」派的陰謀；同時也學習「聯指」的方法，占領據點，搶奪部隊的武器，以便挫敗「聯指」的進攻，保衛自己的生存。由此，在南寧、桂林、柳州這三座城市，一場大規模的武鬥終於暴發。最後，區革籌和廣西軍區向中央謊報軍情，欺騙中央，調動農民進城，並動用部隊把這三座城市的造反派一舉殲滅。南寧街頭屍橫遍野，血水染紅了邕江，廣西各地大屠殺再次湧現，是20世紀人類最慘重的大屠殺事件之一，是廣西有史以來從未有過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