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記者從人民文學出版社獲悉，王朔的新書《致女兒書》即將上市，這部以對女兒娓娓訴說的方式剖析自己的作品雖然被外界看成是他的「遺書」，但他表示只是希望自己能掙脫束縛，講真話，希望這本書不出版或自己死後再出版。「但後來，寫著寫著，還是出現局限，還是不能全講真話，(我)開始猶豫了，自我否定了。所以這個書，我私底下當然認為寫得是失敗的。」王朔這樣評價自己的新書。
拿女兒說事只是藉口
記者：《致女兒書》很特別，跟你以前的創作都不一樣，直接拿自己說事，怎麼突然有衝動要對女兒說自己呢？
王朔：心情倒也沒什麼特別的衝動，我其實很早就想把過去的生活找個合適的口氣一股腦講在一個故事裡，說給誰聽呢？有一年有一天，突然好像想起對她——女兒說，女兒必須感興趣，有一個讀者就應該是她，也希望是她，曾經仿佛如獲至寶找到通道。
記者：你覺得這本書是成功的嗎？
王朔：《致女兒書》是對女兒講的，講久了局限性就出來了，或者說有些社會禁忌自然地就出來了。所以這個書，我私底下當然認為寫得是失敗的，在敘事上是失敗的，基本上技術考慮偏多。
記者：當時寫的時候你想過出版嗎？真是當遺書寫的？
王朔：當時沒有想過。實際上當時我得克服自己那種觀念上的束縛，其實我自己在寫的時候，寫到一個句子的時候，所有敏感的句子都會在那兒停下來想這能不能通過，因為這麼多年來被限制成這樣以後，自己就有這個問題，有自我的約束在裡頭。譬如說，這裡頭全沒有性描寫，但我在另外一個小說裡頭寫過。
我不是一個好父親
記者：私人化寫作跟你以前的社會化寫作有什麼區別？
王朔：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一回事，其實我一直認為我是寫自己的。私人化寫作可能是觀感問題吧，我沒有寫過別人的生活啊，我也沒體驗過別人的生活啊。這種赤裸裸的親情被認為比較私人化，而實際上我也不認為它有多私人化。
記者：作為父親，給女兒寫這樣一本書，在很多地方驚世駭俗。魯迅在上世紀初有一篇文章叫《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你是怎樣的父親？
王朔：我覺得做得很不好，其實我真沒想過怎麼做父親，假如讓我選擇，我寧肯選擇不當父親。我曾經以為好像知道自己是誰，給我女兒講我們家故事寫到筆下，才發現壓根不知道自己是誰。
記者：你是一個懂得推己及人的現代父親。書里有一句話，「用我的一生為你的人生打前站」……
王朔：那都是很感性的話，一代人和一代人就是那麼一種前仆後繼關係，孩子給你帶來多大的快樂，早就抵消早就超過了你餵她養她付出的那點奶錢，這快樂不是你能拿錢買的。她大可不必養我，我不好意思。
怕對號入座先致歉
記者：這本書你女兒看過嗎？
王朔：沒有。
記者：《致女兒書》三年前寫好了以後放了這麼久才拿出來，也跟你今天的心理狀態有關嗎？
王朔：對呀，後來包括《和我們的女兒談話》、《躍出本質謂之駭》呀都是後來寫的，基本上每年都要把腦子裡的事重寫一遍，想找一個新的敘事方式，哩哩啦啦的發現也寫得差不多了，就這樣吧。
記者：你現在的創作應該說有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就是自主意識更強了，找到了更適合自己的表達方式，更自信了。
王朔：當然有變化了。其實是更自信了，就是我原來老實說是要照顧讀者，就是有包袱必把包袱給抖了，追求效果甚至不惜破壞節奏，就是話都說得特別滿。因為你把話說得滿了，很多其實不屬於這個故事的話，花哨的東西，就加了色兒了，很多讀者會給你廉價的好評。
記者：感覺你現在怎麼寫寫什麼都能成。
王朔：我現在寫的時候也有自由感了，就是，這其實跟追根有關係，就是追到根上再往回寫，特別好寫。之前假如停留在生活的印象中寫，寫寫就收不起來，就會出現好多廉價的感慨，廉價的感慨可能每一個作家甚至那些寫歌詞的人都能發出來，你得跟別人不一樣。你要跟別人一樣、相似的話，就會打擊自己的自信，你就是為了功利目的也得這樣。你要跟別人完全一樣就沒必要存在了。
記者：你還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王朔：我沒有了。說真的，我特別猶豫，原來我想再寫一點，但也不想寫了。最後想對我媽說聲：對不起。要是冒犯了誰使誰不痛快了請你這麼想：反正咱們也不會永遠活著，早晚有一天，很快，就會永不相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