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和夫人曾金燕
【中國青年報·冰點】異類青春
本報記者 蔡平 2001 年7月25日
當我聽過胡佳的事情後，我很欣賞，我甚至覺得他應該成為青年人的榜樣。
一個27歲的青年，不計個人名利，為環保做過無數事情，最後累出了肝炎，剛剛出院又經常工作到清晨兩三點。在我同事的電子信箱裡，每天都有他做這些工作的大量信件，他所關注和處理的事情極其繁雜瑣碎，但他卻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其中。當時我充滿疑惑地問我的同事，他沒病吧？同事說，有，是肝炎。我又強調，他腦子沒病吧。
"因為只有你一個人寄錢了！"
胡佳在電話里的聲音有氣無力，他住處離我很遠，又剛剛出院，身體不好，但他堅持要騎車過來找我，我們最後約定在報社談。
那天早晨我到樓下接他，他完全一副現代青年打扮，矮矮的個子，頭髮發黃，還是燙過的，右手腕上拴著一串小菩提珠，背著沉重的雙肩背包。他說話聲音很小，聽起來很費勁，我經常要讓他重複一遍。
胡佳性格安靜，氣質文雅，待人彬彬有禮，態度謙遜得令人吃驚，似乎永遠在為別人著想，在和我談話時，不斷有人打他手機，問他一些瑣事，每次他都要小聲對我說一句 "對不起"，然後轉過頭去壓低聲音接聽，惟恐打擾了別人，他的這種儒雅，在我遇到的年輕人當中，實在少見，開始我還以為他是裝出來的。
胡佳沒有工作，他如今干環保沒有收入。但他曾經有過，他是首都經貿大學信息系的畢業生，喜歡電腦，這樣的專業在社會上應該是很好找到工作的。1996 年畢業，胡佳應聘到北京電視台做編導，他完全可以利用自己的專長順利發展下去，但就在那個時候，《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報導———《一個中國漢子和一個日本老人的治沙奇緣》，從此改變了他的人生。
至今，胡佳還清楚記得這篇報導發表的時間、標題和作者的名字，談起這些，胡佳平靜中仍掩飾不住激動。一個年輕人，由於一篇報導，就此改變了自己的人生軌跡，似乎太偶然了，但胡佳強調，其實在學生時代，他就一直關注中國荒漠化的問題，還曾和同學們計算過要種多少樹，才能改變中國荒漠化的現狀，胡佳說，其實我們那時太幼稚，想得太簡單了。
1996年春節，胡佳從別人給的壓歲錢中拿出100 元寄往內蒙古———那篇報導中的治沙所在地，當時胡佳23歲。23歲的男人還接受壓歲錢，讓我覺得有些彆扭。
之後，胡佳就給當地打電話，問是否接到了他的100元錢，接電話的是個女孩子，她肯定地回答說，收到了。胡佳很奇怪，《人民日報》發行量那麼大，那篇報導又寫得那麼好，電話估計會被打爆的，怎麼這麼容易就說收到了？女孩子的回答更讓胡佳吃驚，"因為只有你一個人寄錢了！"
這時，胡佳的好朋友，一個叫林易的男孩兒也看了報導，也像胡佳一樣激動，他當時有工作有收入，於是兩人在林易生日那天啟程，去了內蒙古。
到了內蒙古，林易當即拿出3000元錢捐給當地，兩人又和那位日本老人以及當地的工作人員在那兒種了一個星期的樹。當時是初春，都是凍土，一鎬下去，凍土沒有任何反應，手震得生疼。
胡佳在那裡聽說日本每年都有上千人來這裡種樹，從日本到這裡費用是很高的，於是他就想知道中國來這裡的人數，結果讓他異常失望，從準確意義上講，他和林易，是中國來這裡的頭兩個志願者。
寄錢，胡佳是頭一個；自費志願來這裡種樹，他和林易又是頭兩個。相比日本人，這個現實無論如何都讓胡佳難以接受。
"你不覺得自己有一種強迫症嗎？"
後來胡佳只在北京電視台幹了一年，就離開了那裡。他成為民間環保組織"自然之友"的會員。
為搞環保，他去過許多偏遠的自然保護區，把自己的積蓄貼了個一乾二淨。
之所以從北京電視台出來，是因為胡佳深深感到在中國搞環保，資金絕對重要，在以往搞環保的過程中，由於缺乏資金造成的遺憾，已經使胡佳痛在心裡，他報名參加了一個項目經理培訓班，他期望能在自己學成之後，去搞裝飾工程，先掙到一筆錢，再回過頭來搞環保。
一年之後，他如願拿到了項目經理證。
我問胡佳："參加這個培訓班要多少錢？是誰給你出的？"
他回答："幾千元，是父母出的。"
掙錢對胡佳來說並不容易，他看不慣談項目那些人赤裸裸的物質欲望，飯桌上經常喝得面紅耳赤，胡佳說："我是佛教徒，是不喝酒的，那些人比起環保圈子裡人的素質，差遠了。"
最終，胡佳放棄了先掙錢的想法，他覺得自己不是那塊料。
胡佳在"自然之友"工作，只能拿到搞環保項目的錢，比起社會上的正式工作，那收入真是微不足道，但胡佳並不在乎，他喜歡這樣整日奔波忙碌以及被需要的感覺。
我問胡佳肝炎是什麼時候查出來的，他說其實在幾年前就曾感覺渾身沒勁兒，在給香港"地球之友"駐京聯絡處做聯絡員時，找地址，辦手續，又感到從未有過的疲乏，後來才查出是得了肝炎，但當時沒有在意。工作是胡佳生活的第一需要，他根本無法停止下來。
胡佳曾有過一個很好的女朋友，是學醫的，身邊有這樣一個人，他應該知道B型肝炎對人的一生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說："胡佳，你的肝炎實際上是被你自己耽誤了。"
胡佳只是搖頭，無奈地笑。
我又問："這麼長時間吃素，是不是已經營養不良了？看你說話都沒有底氣。"
他說："佛教並不一定拒絕吃肉，我是一個居士，但我已經習慣吃素，不能再吃肉了。"
胡佳說父母從小很嬌慣他這獨子，他對父母也非常依賴，因此把女朋友也外化成了家人。女朋友早上給他煎好中藥放在一旁，到晚上卻發現他根本沒有喝一口，這使女朋友非常傷心。女朋友當時正在讀研究生，也很忙，但她還是經常照顧胡佳，給胡佳發信勸他注意身體，好好養病，而胡佳是個工作狂，非常固執，根本不聽勸告，女朋友說他："你總是管別人的事情，什麼時候能管管自己？"女朋友覺得胡佳根本沒有把她放在眼裡，最終傷透了心，離開了他。
胡佳說，女朋友的導師不願意他倆交往，認為她條件好，將來還可以出國去干。而胡佳卻連正式工作也沒有，作為一個男人，他知道自己不能給她帶來幸福。女朋友曾發信讓胡佳放棄工作，好好治病。胡佳難過地說："我現在才懂了她的話。"
胡佳直到現在仍然堅信他能找回女友，他說："她不是嫌棄我的病，是因為我太固執，不理會她的勸告，忽略了她的存在。"
我問："你憑什麼找回女友？"
他說："想找個兼職的工作，在家裡做的，不用到處跑，這樣既能養病，又能幹工作，但我又怕干不好這樣的工作，我已經習慣現在的生活方式，把自己看成維繫一個網絡的必要因素，不把一天的事幹完就睡不著覺，晚的時候早上四點才睡，第二天七點又起來，心裡實在不踏實。"
胡佳大量的工作是撰寫E— MAIL，聯繫各種與環保有關的事情，告訴別人誰的電話，誰的地址，在哪裡找到材料，發放材料等等，其實不論是"自然之友"還是香港"地球之友"的工作，由於得病住院，他早就卸任了，但出院之後，即便沒有正式職務和收入，他還是在做原來的工作。
我說："你應該明白，中國的環保狀況，不會由於失去你的工作，變得更差，地球離開你，也會照樣運轉。"
他溫和地笑："我知道這些，但就是放不下。"
"你不覺得自己有一種強迫症嗎？"
他平靜地說："也許吧。"
"我沒有退路，對將來我都不敢想"
自從認識他之後，我的信箱裡每天都能收到胡佳給別人的大量信件，開始我還封封必看，後來只要打開信箱我就要先刪除他的信件，因為我擔心自己信箱的容量有限，以致最後不得不給他發了一封信，告訴他，請不要再給我的信箱裡發這些信，你的材料對我來說已經足夠了。
但即便如此，我仍被胡佳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為人所感動，他從小喜歡自然界的一切，他說人應當和自然界的植物、動物友好相處，和諧生存，他認為目前社會學的意義過於狹窄，只是以人為主，人不應當覺得自己高於動物，社會學應該是廣義的，把整個自然包括進去。人與動物的衝突關鍵在人，是人把動物的生存環境破壞了，他們只能到人的田地里來，人類應當反省一下，這個根源究竟在哪兒。
他說以前他就與佛教很親近，1997年皈依了佛教，因為佛教講究與人為善，他說如果現在有個小螞蟻爬到他的胳膊上，他不會把它捻死，而要輕輕捏住，放到地上；早上起來，如果他看到一隻小麻雀害怕地飛走，他會難受一天，他說，小鳥本來是不應當怕人的。傷害一個動物，並不代表你這個人有力量，而保護動物才說明你的力量。
胡佳告訴我，他從小就喜歡小花小草，認為可以和它們對話，用小噴壺給花澆水，他會覺得很甜蜜，看到一棵小樹長得很慢，他就會問，你怎麼啦？怎麼還沒長高呀？是我給你的水少了嗎？是你的養分吃得不夠嗎？但他現在已經沒有時間養這些東西了，因為一旦養不好心裡會愧疚很長時間，他說將來年老他要養一大院子花草，種很多很多樹。
在可可西里自然保護區，他看到藏羚羊群奔跑，飛馳如電，他坐在車裡感覺自己也是個動物，大家都是朋友，那是人家的家，而我們跑到人家家裡來了。看到藏野驢，他又覺得特別可愛，很想上去拍拍它們圓圓的屁股，讓它們快跑，並對它們說，如果將來有人用槍對著你們，你們就這樣跑。
胡佳說，他很難想像，人類怎麼可能會想到去殺它們，它們和你是一樣的，怎麼能打呢？
胡佳說起這些，聲音比原來稍高了一些，語速也快了，真的就像一個單純的孩子，和胡佳在一起，總感覺他離我很遠，好像他生活在另一個鳥語花香的世界裡，那是他幻想的世界，他始終在為那個世界全力奮鬥著，但那卻不是我們現實中的世界。
我很想到胡佳的家裡去看看，他不同意，他說："妹妹曾說我，驢糞蛋，外面光，我的房間真的很亂。"
我問："你的房間亂跟我有什麼關係？我只是去看看你生活的環境。"
他最後同意了，說你要有心理準備，會跌破眼鏡的。
我問胡佳："以後你就一直沒有收入無償搞環保？從'自然之友'出來後你靠什麼生活？比如住院，比如看病？"
他說："靠父母。"
胡佳的父母都已經六十60多歲，都曾被打成右派，退休之後還在一家小公司幹著，胡佳說，他們干不是為了掙錢，是當作一項活動。
我問："你所有的一切都要靠父母，他們怎麼不是為了掙錢？難道你家很富裕嗎？"
胡佳搖頭。
"你將來怎麼辦？這樣拼命地工作，身體怎麼能好？女朋友怎麼可能回來？你將來打算成家麼？總不能靠父母一輩子吧？"
胡佳對我的問題無法回答，他深嘆一口氣說："我沒有退路，對將來我都不敢想，我知道不能老這樣花父母的錢，我知道要想成家立業每月要有起碼的收入，我知道如果我娶了妻子就有義務讓她生活得好，但這一切我都不敢想，讓我現在不工作我做不到，我希望找回原來的女朋友，如果我們能和好，哪怕只活一天我都願意。"
我立刻說："這是你心裡的願望，但你不覺得自己有些自私嗎？"
胡佳認真地說："我很愛她，我也知道可能性不大，她對我看得太清楚，這些方面我直到現在一點沒改，我就像在高速行駛的車上，無法停下來了。"
一個27歲的男人，沒有收入，身體不好，女朋友走了，對未來不敢想，胡佳只能拼命工作，他無時無刻不在考慮別人，考慮工作，考慮環保，他不敢想自己。
"能不能見到你的父母？"我問胡佳。
他說："最了解我的，是我原來的女朋友和好友林易。"
林易，就是那個和胡佳一起去內蒙古種樹，並捐給當地3000元的年輕人。
他要為自己闖出一條血路
我和林易通電話問他的住址，他也問了我的住處，我們同時說："這麼遠。"
於是我們取中，又定在報社。
這是一個帥小伙兒，高高的，瘦瘦的，牛仔褲，大背心，腰裡繫著小腰包，大眼睛透出很冷的目光，臉上很少有笑容，說話從容，性格沉靜，用時下的話說，他長得很酷。
本來想從林易嘴裡多了解胡佳，沒想到，才和他談幾句，我們就辯論開了，竟整整辯論了一個上午，因為我實在不能接受他那些脫離實際的、絕對的，甚至有些偏執的觀點。
林易是那種已經建立了自己思維系統的青年，和他談話，總覺得很吃力，本以為自己絞盡腦汁唇槍舌劍占了上風，說服了他，他卻經常低下頭，暗暗一笑，又在很遠的地方找回來，讓你不由得產生一種失敗感。
他特別討厭私人汽車，認為私人汽車從對環境的污染，最後發展到了對人心靈的污染。
我說在當前這個快節奏的社會，私人汽車給人們帶來了效率和方便，它已經變成了人們的一種需要。比如我如果乘坐公共運輸，只能跑兩個地方，做兩件事，但我有車就可以多做好幾件事，這樣就節省了時間和精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為社會做更多的貢獻。
他說，在中國50年代，並沒有那麼多私人汽車，人們不是也在工作著，生活著？
我說，你想讓國家回到過去？
他問，過去有什麼不好？
他和我談到環保汽車，他說其實所謂"環保汽車"無非是尾氣排放達標的低污染汽車，但環境不僅僅包括空氣，還包括礦產、水、土壤等資源以及各種野生生物及其生存環境。如果從"大環境"的角度看，所謂"環保汽車"是根本不存在的。
汽車生產是耗能大戶，它需要大量的金屬、煤炭、橡膠、塑料、水和其他相關材料。在生產過程中對資源的消耗以及產生的廢水、廢氣、廢渣會隨著"環保汽車"的推廣、汽車總量控制的解禁而大幅上升，綜合地看，"環保汽車"會給環境帶來更大的破壞。
我說在目前情況下發展"環保汽車"，應該是對環境保護的一種積極措施，你不生產"環保汽車"，汽車總量並不可能降低。他又說，我沒有絕對反對私人汽車，但我反對用政府行為強行鼓勵和推廣。
和胡佳不一樣的是，林易活得比較自我，他高中沒畢業，由於經常和老師的意見不一樣，學校不讓念了。後來他做過營銷，做過廣告，最多時每月能掙四五千塊錢，當他發現營銷廣告並不適合他時，就立即不幹了，和胡佳一樣，他也在"自然之友"幹過，在那裡他做的也是一些繁雜的事務性工作，但當他覺得如果這樣幹下去，他的一生都只能如此時，又立即回家不幹了。他現在在家寫東西，他說他要用這種方式闖出一條血路，他期望用自己的文字，來影響大家。
讓我沒想到的是，林易也吃素，他說是從1998年開始的，但他並不單純信佛，他不喝酒，不上網聊天，朋友很少，平時喜歡一個人獨處，思考問題。
中午在報社食堂吃飯，他挨個問，這個菜有肉嗎？我問他，你不反對我在你旁邊吃肉吧？他說，那是你個人的選擇，但遇到好苗子，我還是要培養他不吃肉，我現在已經拉下兩個人了。
我說你不吃肉，別人還在吃肉，靠你們這點微弱的力量，能改變動物的現狀麼？
他說，薪盡火傳，純粹化的信仰只能靠少數人傳下來。這個時候，林易已經不像一個年輕的酷哥，更像一個成熟的中年人了。
吃過飯，我說我有一個請求，希望能到你家去看看，他猶豫了一下說，我也有一個請求，你不許照相。
林易的父母是普通的受薪階級，現在兩人出去旅遊了，只有林易一人在家。一進門他就像孩子一樣對我說，我很熱，要換衣服。我說，你換。換了短褲之後，他又掀著身上的大背心說，天熱，我在家不穿上衣。我說，你脫。於是林易就光著膀子穿著短褲，坐在我對面，又用那種沉靜從容的口氣，和我聊起來。
林易的生活非常儉樸，平時只上網發信，沒有呼機沒有手機，騎一輛舊女式自行車。但他卻有兩大書櫃的書，大多是中國古代哲學方面的書籍，他每天晚上要打坐半個小時，然後看書寫文章。一位曾經編發過他文章的編輯說，原以為文章的作者是個 40多歲的人，後來才知道是個小帥哥，真讓人不敢相信。
我要求看林易的文章，他給我打開了電腦，於是我看到了許多同他說話一樣的條理清楚，行文從容的文字。
———日前在哈爾濱太陽島的鱷魚表演館，一位馴獸員在表演將頭部放入鱷口的高驚險節目時"鱷魚突然獸性大發"猛然把嘴合上，死死咬住了馴獸員的頭，後經多人合力搶救才"鱷口脫險"，但頭、臉部多處深度咬傷、失血較多。
數月前武漢廣廣蛇府的一名有12年殺齡的打工仔在宰殺一條毒蛇時，不小心被蛇反咬一口，後幸得蛇府老闆慷慨解囊，以 12萬元包了一架飛機急赴廣州搶救才保住了性命。
被毒蛇、猛獸咬傷乃至有性命之危本是一件值得同情的事情，但是我看過上述兩則報導後的反應卻是———自作自受！
當年澳大利亞移民開發的時候，外來者因為看上了澳大利亞草肥水美的環境資源，把兔子引入了澳大利亞，結果沒有食草動物太多天敵的澳大利亞在極短的時間裡就增加了數以億計的外來客。它們繁殖力強、破壞力大，成群的兔子幾乎可以一夜之間消滅一片草場，不多久就製造出一片沙漠。
當地人無奈之下開始引進家貓欲以其作為兔子的天敵，控制兔子的數量。不想家貓到了澳大利亞看上了當地人的雞，非但沒有"鎮壓"兔子反而揭竿而起變成了野貓來襲擾農人。於是，野貓又成了頭等問題。
失望的當地人又想起了狗，希望用狗降伏貓結束這場悲劇。誰料想，狗在澳大利亞登陸後，認定這裡是天堂，紛紛離家出走在野外結成成群的野狗，攻擊大到牛羊小如雞鴨的所有家禽家畜，甚至有不少人也被野狗咬傷。
至此，當地人才幡然醒悟，這一系列悲劇的導演者恰恰是他們自己。如果，當初他們不自作聰明地引入兔子以及隨後而來的貓、狗，那麼今天的澳大利亞就不必每年耗費幾億元的巨資清理這些"不受歡迎的人"。
從城市中的鱷魚、毒蛇傷人到澳大利亞的野兔成災，所涉及的對象似乎遠了一點，沒有什麼太多的聯繫。其實不然，這三者有一點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之所以為害成禍，完全是由於他們出現在本不該出現的地方，而最初決定他們在何處安身的恰恰是後來叫苦喊冤的受害者———我們自己。
其實，真正的受害者還是動物們。無論是為我們表演供我們取樂的動物，還是放在盤子裡滿足我們口腹之慾的動物，其悲慘處境有多少人能夠體察到呢？
鱷魚、毒蛇只是咬傷人還未及致死，我們就"深表關注"，可是成千上萬的野生動物在棍棒下委曲求全，在刀下被無辜屠戮，這難道就合情理嗎？本來在自然環境中可以快樂生活的動物們被我們強行抓進城來，他們中的一些個體只不過做了一些應有的反抗就被我們斥為"兇手"、"發了獸性"，而當初我們將他們抓來的時候難道就是人道的嗎？我們明明知道一些野生動物是危險的；我們明明不該去獵捕這些動物；我們明明可以和這些動物在各自的世界中相安無事，可是我們還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甘冒奇險。這樣的話，出了事兒是誰之過呢？
我記得從小在學校里接受的教育，無論是生物、歷史，還是政治課都告訴我，人和動物是有區別的，或在於人可以使用工具，或在於人可以進行思維。如今，隨著我們對動物的了解，發現這些理論都是不成立的。依我看，人類有別於其他動物之處就在於一般的動物本能地趨利避害、遠離危險，而人類則不然，人類既聰明又富膽識，特別善於給自己製造危險，並固執地以此為能。
在西方的新聞界講究"狗咬人不算新聞，人咬狗才算新聞"，其大體意思是只有不平常或不合邏輯的事才值得被關注、被報導。那麼，借用這句話所表達的意思，我想懇切地提請媒體人士在今後對野生動物傷人事件的報導中，先要明確傷人動物身處何種環境，如果他是被人囚禁或正在遭受殺害，那麼，我們還是先去質問一下某些人吧。
我問林易："你的文章確實寫得不錯，但靠這樣的文章，將來可以安身立命養家餬口嗎？"
他低下頭淺淺一笑："不知道。"
"那你為什麼說要闖出一條血路呢？"
"我想給自己留3年時間，如果這條路不行，那我只好重新步入世俗社會，做我不願做的事情。"
我說："每個人都會有自己喜歡做的事，我很羨慕你有這樣的條件和決心，但3年以後，你就 30歲了，你的女朋友還在上大學，你能保證你們的關係不發生變化？這3年，你就一直這樣靠父母生活？"
他平靜地說："如果發生變化我也沒有辦法，那只能當作我人生的一種體驗了，作為男人，我應該給自己的妻子一個好的生活，我將會努力去做，至於生活，我維持在最低水準，儘量不給父母形成負擔。"
林易有一個"兒子"叫阿龍，是一隻漂亮的大白貓，7歲了，林易把它抱出來給我看，他把臉貼在阿龍臉上說："你看它有病了，每天得吃好多種藥，它還沒睡醒呢。"
在我要離開的時候，林易讓我先別走。他要讓我看他養的大烏龜。
陽台上，一個洗手池裡，巨大的兩隻烏龜嚇了我一跳。"剛買來時才這么小，我養過好多種小動物呢。"林易得意地比劃著，頃刻又變成一個可愛的大男孩。我想起上午他還在給我講中國道家佛家的深奧理論，突然覺得眼前這個人有些不可思議。
我搞不清楚，他和胡佳身上的一些特性，在現今的年輕人中，有代表性嗎？他們真可以稱得上是徹底的環保人士了，他們為此付出的代價可謂巨大，但是，他們的這種生活方式，在其他年輕人身上可以複製嗎？
"對自己都不能負責，怎麼能對社會負起責任？"
回來之後，我把兩個人的情況，對一個同樣關注環保的老知識分子講了，他沉吟了一下說："他們兩人，應該是搞環保人群當中的特例，他們自己不能養活自己，志願者是志願把自己的精力和時間奉獻給社會，但首先應該不給社會添負擔。他們沒有收入，靠父母養活，卻騰出時間來做環保事業，不論是在家寫文章影響別人，還是做志願者，這種作法，我都不贊成。快 30歲了，還沒有自己的工作，他們不是找不到工作，而是不去做，或者不願意去做，在外面是熱心的環保人，而在家裡卻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一個不能對自己負起責任的人，怎麼渴望他對社會負起責任？我不認為這樣的人可以推廣。"
而一個中年婦女卻這樣說："不管他幹什麼，能這樣努力學習，追求自己的理想，為社會做事，有大志向，如果是我的兒子，只要我有能力，養他一輩子都願意。"
我說："在你沒有能力養活他們之後怎麼辦？"
"我看這兩個年輕人總比現在浮躁的、整日追求金錢的孩子強，誰不願自己的孩子學好呢？"
但她想了想說："當然，如果能自己獨立會更讓家人放心些。"
一位中年編輯說："搞環保和生存並不矛盾，搞得那麼絕對幹嘛？胡佳有很好的專業，可以先自己立住再搞環保，林易也應該先能夠養活自己，再追求心中的理想，用文章去影響社會，像他們這樣，父母的負擔也太重了，精神雖然可佳，但不值得青年人學習。"
後來，我給胡佳的母親打了電話，她已經64歲了，談起兒子，她很憂慮："他得了這樣的病，我們做父母的都很心疼，我們會盡全力幫他把病治好，他爸爸都說了，如果胡佳需要肝臟，我就把自己的肝臟給他。但是胡佳現在不聽話，每天都是後半夜才睡，有時工作到凌晨，我們年紀大了，不能跟他一輩子，他將來怎麼辦？搞環保是件善事，為大自然做些事情，我們都很支持。我們平時也做善事，我們還資助了貧困地區的三個學生讀書，但一個人總要有自己的生活，先自己立住。像胡佳這樣的年齡，別的孩子，都已經成家立業娶妻生子了，對他，我們不敢說得很深。我們現在可以養活他，但是將來怎麼辦，我們也不敢想。我們家的兩部電話到夜裡還在響，有時他的手機呼機和兩部電話一起響，把他忙的……我們希望他能先安心把身體養好，有一個固定的工作再搞環保，但是他很固執，我們說不動他。"
我不知道胡佳和林易聽到這番話會怎樣想，因為畢竟，他們離"而立之年"已經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