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初江青在大陸應審時說過：『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主席叫我咬誰就咬誰。』這真是一句大實話。
在『四人幫』中比她低一輩的姚文元，同樣是毛的一條狗，但可謂後來居上，連毛沒吩咐他咬的，也亂咬一通。所以，應名之曰一條惡狗或瘋狗。其咬人，始於55年反胡風。
當時他撰寫長文，題為《馬克思主義還是反馬克思主義？》，極力『誇大胡風的罪名，並教訓上海文藝界人士不要存溫情主義，要投入反胡風的行列。』（丁望《姚文元毛遠新評傳》，明報月刊社，1979年，40頁）而資料顯示，『姚文元同胡風也早有來往。還在他上中學的時候，就經常受姚篷子（其父--張注）之命，來往傳遞稿子信件`贈送土產，充當胡鳳同姚篷子之間的聯絡員。』（《衣缽相傳 同出一源》，《人民日報》77年5月21日）
既然對於父執好友也如此絕情，則對非親非故者更加心狠手辣，也就不足為奇了。不過，他在57年的崛起，首先歸因於抓文匯報的小辮子。
事緣當年5月25日，共青團八大（即青年團三大）閉幕，毛接見與會全體代表時講話，點出堅持中共領導與社會主義這兩條。對這同一新聞稿，幾家報紙編排迥異。『《解放日報》和《人民日報》都作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的處理，而《文匯報》呢？卻縮小到簡直使粗枝大葉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覺得這是一條無足輕重的新聞。其全部地位，大約只有《解放日報》標題用的鉛字二個鉛字那麼大。』（朱正《反右派鬥爭始末》，明報出版社，2004年，430頁）
姚文元『獨具慧眼』。他為此寫了短文《錄以備考》，發表於6月10日的《文匯報》。文中『對比了幾家報紙對於同一新聞稿的不同處理』，然後評論道：『明眼人一見就可看出彼此著眼點是不同的。』『編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同上）
『這篇文章正合了毛澤東的需要。他讓《人民日報》轉載了它，並且借這個由頭，寫了一篇《文匯報在一個時期內的資產階級方向》，公開批評《文匯報》和《光明日報》。』『毛還誇獎說：「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看到了《文匯報》的一些人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向無產階級進行階級鬥爭的這個明顯的和有害的傾向，是一篇好文章。」』。（同上書，430-431頁）
應當指出，姚之受毛青睞，不自《錄以備考》始。此前的3月10日，即在毛親自號召整風之際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期間，他和新聞出版界的部分代表座談時，談到宣傳的片面性問題，毛說，『我看任何人都難免有片面性，年輕人也有，李希凡有片面性，王蒙也有片面性，在青年作家中，我看姚文元的片面性比較少。』（《徐鑄成回憶錄》，三聯書店，1999年，400頁）
對此，徐鑄成接著寫道：『主席這最後一句話，使我出乎意外，姚文元曾在上海寫些文章，常常揪住人家一句話不放，怎麼會受到他老人家的賞識，認為他的片面性較少呢？』（同上）
儘管徐鑄成不解其故，但這位忠厚的老報人事後如實告訴姚：『毛主席還提到你，說你的雜文比李希凡`王蒙寫的較少片面性呢！』姚聞此『紅著臉微微一笑』。（同上）
『奉旨出朝，地動山搖』。得到『最高』的嘉許，姚文元自然氣壯如牛，兇猛如虎了。於是，他在反右中殺氣騰騰，威風凜凜，積極『參加各種「聲討右派」的集會，在上海的《文藝月報》`《萌芽》半月刊，北京的《文藝報》`《人民文學》月刊，發表了大量文章。
最有代表性的文章，有下列幾篇：
《駁施蟄存的謬論》，載《文藝月報》十七期（九月）；《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是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新文學---同何直`周勃辯論》，《人民文學》九月號；《論陳涌在魯迅研究中的反馬克思主義思想》，《文藝月報》十月號；《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和創作傾向》，《人民文學》十一月號；《論『探索者』集團的反社會主義綱領》，《文藝月報》十二月號。
這些論文羅列史達林`毛澤東文藝教條，任意給作家捏造罪名。他總是挑選作家的一兩句話大興文字獄，大翻舊帳，把許多小事都牽扯到政治上去，只求增加罪名擴大罪責，而不管是否言之成理。』（《姚文元毛遠新評傳》，43-44頁）
例如他批判時任作協上海分會副主席的許傑，針對許50年參加土改時的詩句：『月夜泛舟搞土改，手扶欄杆過小橋』說：『好一個「手扶欄杆過小橋」的許傑，在那樣一個天翻地覆，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中，他只消在「月夜」輕舟之上就參加了土改，這究竟是自述其才華蓋世？還是表現了他超然世外的閒情逸緻？實際上這只是一紙寄給蔣介石的很好的備案文章，看吧！對共產黨的土改運動，我是這樣搞的！』
『這段話真是蠻不講理，這也正是姚文元的最大特色，難怪許多作家都稱他為「棍子」了。』（同上書，44頁）
說實在的，當年姚文元掄起棍子，就像金庸《飛狐外傳》裡的苗人鳳，『打遍天下無敵手』，因為有毛作後盾。一批延安時代的老作家，諸如丁玲，蕭軍，艾青，羅烽等人，甚至還有馮雪峰，黃秋耘，巴金，方紀都成了運動的靶子。據說，周揚曾向毛匯報，講丁玲，艾青等鳴放中沒什麼言論。毛答稱，那就翻老帳。於是，根據毛的指示，《文藝報》1958年第二期刊出專輯，名為《再批判》，對丁玲等大張撻伐。姚文元充當了很重要的打手。
他先後在《文藝月報》和《收穫》雙月刊上發表長文，批判丁玲的《在醫院中》和早期作品，前者用了毛的話做標題：《以革命者姿態寫的反革命小說》，割裂歷史，橫加罪名。他率先清算方紀的《來訪者》，在《文藝報》發表《論〈來訪者〉的思想傾向》，指其為『醜化社會主義社會和美化極端個人主義者的作品』。方紀時任天津文聯兼作協領導，和丁玲`艾青都被打成右派。
姚文元用筆向艾青宣判。他在《艾青的道路---從民主主義到反社會主義》一文中說：艾青的『時代』就這樣地在人民的憎恨中結束了。從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到反社會主義，艾青走完了他自己的路。（姚文元《論文學上的修正主義思潮》，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358頁）
上述《人民文學》九月號批何直（秦兆陽筆名）與周勃的文章，是姚一大力作，長達三萬餘言。跟批艾青一樣，沒有邏輯論證，形同判決書。文中舉了李國文的《改選》為例，指其受了修正主義思潮影響。李即被劃為右派。
他還對巴金髮起攻擊，企圖將時任上海文聯兼作協主席的巴金轟下台，以便改組文藝機構，使自己得以升遷。但未得逞。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那篇著名的《錄以備考》中說：『這回好在文章並無一個「主義」，也沒有一頂帽子，也沒有判決是非，大概不會被人目為「棍子」』。可見其早以『棍子』臭名遠揚。事實上，當時的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就說過姚『簡單粗暴』，是『棍子』和『框框』。老作家夏衍`巴金也對之深惡痛絕。（《姚文元毛遠新評傳》，54頁）
不過，由於張春橋`柯慶施的支持庇護，更由於毛的偏愛垂青，姚文元的政治行情一直看漲，文革時期更臻於高峰，一度排在第十一位，僅次於九名常委和江青。他主管輿論宣傳，猶如納粹的戈培爾。不過，樹倒猢猻散，毛一命嗚呼之後，名列『四人幫』之末的姚文元，迅即與其同夥一起淪為階下囚，並遭億萬民眾唾罵。這個叛徒的兒子，跟乃父一樣，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永世不得翻身。這就叫做：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倘借用文革語言，他便是罪該萬死，死有餘辜！
（07-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