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半個世紀，我總想著他。
1956年初夏，為增強工人階級領導力量，我從中共成都市委辦公廳調入新創刊的《成都日報》社文藝組任編輯，很快和他認識交上朋友。
文藝組，全稱叫文學藝術組，有六個編輯記者，他最年長，大家叫他老陳，我也跟著叫。他個兒精瘦，頭部上大下小，面頰長短適度，高額頭，大鼻樑，目光炯炯，似乎有想不完的事，他不苟言笑，喜歡穿中山裝，戴鴨舌帽，來去一輛單車，動如風，靜如水，麻利快捷。早上一來到辦公室，第一件事是沏茶、看報，處理來稿。然後坐藤椅上，悠悠閒閒地翻看雜書，語間無廢話。
組長肖青向我說，陳澤昆是老報人，當過《工商導報》（《成都日報》前身）的總編輯，懂的東西多，肚裡有的是貨，三部卡車也拉不完。綽號「多寶道人」，你要好好向他學。
巧好，我們兩人的辦公桌背對背，坐在椅上一轉頭就成了臉對臉，交談機會自然方便。他負責雜文、短評，我分管小說、詩歌，遇上拿不定的稿件，向他請教。他總是先聽我陳述意見，而後挺認真說：作編輯是發現作者，作者有無前途，首先看他寫的東西有無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彩。
每天有不少稿件湧進收發室，收發室分類後再將稿件送到編輯手裡。五十年代青年人喜歡出名，喜歡向報社投稿，文藝組是來稿最多的部門，每人都有厚厚一疊。他處理稿件速度比我快十倍，一疊稿不一會兒就消化盡淨，用的放在卷宗里，不用的扔進廢紙婁，退稿的附上鉛印信。我忙得不可開交，他早品茶看書了，真夠清閒！
我沒茶癮，頂多翻翻時興的小說，更多時間去評報攔看大家貼出的意見，顯得特別關心。他不看，也不寫，超然世外，好像報社風雲與他沒關係。不久，成都豬肉供應開始緊張，幾乎所有肉案鋪都排起長龍。我在評報攔上貼出三張稿箋紙的意見，批評報紙不關心人民生活，建議市委注意這個問題。他看後笑笑，私下向我說：小黃，干新聞需要勇氣和敏感。你很有勇氣，也很敏感，是個料。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藝月刊，發表了我寫的「干預生活」的作品《給省團的一封信》，他翻去復來看了幾遍，老皺額頭，但不發表意見。大約周末下晚班，他突然對我說：小黃，走，我請你喝「五糧液。」
此時「五糧液」還名不見經傳，在酒鋪里散賣。這種酒鋪不賣熱菜，頂多是花生米、豆腐乾之類，成都人稱之為「冷淡杯」。我們相對而坐，細細地品著酒杯里的酒味。好一陣後，他說：你知道不，這酒為什麼叫「五糧液」？它是五種糧食烤出來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麥，外加傳統製作工藝，還得有好曲、好水。俗話說，糧為酒之骨，曲為酒之魂，水為酒之精……你品出來沒有，這酒柔而香，甘而醇，清冽透明，舌尖上感覺特舒服？
他說得滴水不漏，釅然是個評酒專家。我洗耳恭聽，搭不上話。接著，他談到報紙，問我：你知不知道什麼叫新聞？
我道：每天發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搖頭，輕輕一笑：錯了！每天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難道都是新聞嗎？
我糊塗了，張口結舌。他意味深長地呷點酒，自個一笑，道：這很難講明白，這樣吧，我們職業有句行話：「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是新聞」。新聞就是新奇的、剛剛發生的、為大眾關心的事情，決不是上面的指示、命令……現在說，報紙是黨的喉舌，那時說報紙是社會的眼晴。
「反右鬥爭」前的中國，言論未有禁區，說話嘴上無需加鎖，想說什麼就說什麼，無人說你在「攻擊誣衊」或「反黨反社會主義」。人人當心抒情暢，故無虛假之詞，似乎大家都活在理想中。
我哦了聲，笑著道：真新鮮！
他又說：新聞，是新聞記者在有新聞的地方去搶來的，不是開會開出來的，更不是領導講出來的。我那時當記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個小販，得靠腿快、筆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搶到一條好新聞能高興三天，就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記者只對所寫的事實負責，不對政策方針負責。你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聞，是篇長新聞，我們稱為特寫，現在稱報導文學。小說重在細節描繪，新聞關注事件的發生發展……
他談得有條不紊，絲絲入扣；我聽得全神貫注，聚精會神。於是，我開始對報紙有所理解，對過去的報紙越來越有興趣。我又提出一系列問題問他，諸如怎樣才能辦好一張報紙？辦一張報紙需要多少人？以及報紙的功能等等。
他真有學問，不愧是個老報人，回答有理有據。
他說：報紙的功能就是監督政府，把官員們為非作歹的事情公諸於世，比如貪污呀，腐化呀，辦事不公不義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給它兜出來，使他們再不敢做壞事。那時，我就是個專揭國民黨老底的記者，當官的見著我怕三分……
我急不可奈的插一句：要是不准刊登怎麼辦？
他把手裡酒杯重重往桌上一撂，說：我們就「開天窗」（空著板面）！讀者一看就知道，是國民黨新聞檢查機關未通過，大家就會起來抗議，罵得他頭臏（腦袋開裂的意思）。
說到這裡，他突然問我：你知不知道《大公報》？
我搖頭。
他說：三四十年代，《大公報》在中國是張赫赫有名的報紙。它的創辦人叫張季鸞，提出一個口號： 「不黨、不盲、不私、不賣」。堅持民間性，以文人論政為特色，在中國新聞事業史很有名。他們批評指責國民黨一黨獨裁，支持共產黨民主政治，在當時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響，1941年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的榮譽獎章……
他講得認真，我聽得入迷，對辦報越來越有興趣，真想作個終身報人。接著，他列舉了1949年前成都一大堆報紙名稱，什麼《民眾時報》、《民聲報》、《西方日報》、《中央日報》、《華西日報》、《華西晚報》、《興中日報》、《建設日報》、《益報》、《新中國日報》、《新新新聞》、《新民報》。想不到這個不足六十萬人口的小城市，竟有這麼多的報紙！使我更為驚訝的是，這些報紙除《新新新聞》是國民黨的官方報紙外，其它半數是共產黨和民主黨派辦的。
我問道：現在成都人口快八十萬了，全市除省報《四川日報》外，就只有一張《成都日報》，為什麼不多辦一些呢？
對我提出的問題，他只淺淺地說：報紙多是辦報的人才多，與思想活躍分不開。現在講成份，講階級，過去辦報的人就不能再辦報了，必須要有新人，你不就是一個嗎？
言談間，他有種無奈的失落感。我不願刺傷他，把議題轉到另一邊，問：這樣多的報紙，要多少人去辦，又要有多少人看啊？
他說：過去辦報不像現在辦報打人海戰，是不是人都是記者、編輯。當記者、當編輯，得是塊料啊！我們《工商導報》有日報、晚報，編輯、記者不到二十人，採編合一，按欄目分。消息全是抓回來的，很少用中央社的通稿。 說到這裡，他添一句：真正的報紙從不靠國家、政黨出錢養，主要是有沒有讀者。如果報紙靠別人出錢辦，絕對辦不好。張季鸞「不黨、不盲、不私、不賣」才是辦好報紙的靈魂。一個國家，一個時代，報紙辦得多不多，活不活，為不為老百姓說話，是民主政治的表現，有沒有言論自由的分水嶺。
此後，我總想聯合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辦一張屬於自已的報紙或刊物。遠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陳謙、遙攀等人籌劃辦一個叫《笑》的刊物，沒有想到半年後「反右鬥爭」中，竟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一筆「罪惡」。
我因「干頂生活」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流毒全國罪該萬死，自難逃脫此劫。而老報人陳澤昆在「整風鳴放」中連屁也未放一個，也是「右派分子」。他不像我又吼又叫，而是痛痛快快「低頭認罪」，別人揭發什麼就承認什麼，不推不賴，態度極好。於是，我名列「極右」，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作為一般右派，工資降三級，踢出相府，弄到人民銀行成都市分行當火頭軍。
「物換星移幾度秋」。二十二年後，我「改正」回到報社文藝組仍當編輯，他沒有歸隊。一天，我去春熙路人民銀行成都支行看望他，他栓張白布圍裙，正忙著櫥房裡的事情。一見面，他笑笑說：我知道你會回來，只是遲早的事。小黃，好在你當時沒揭發我，要不我去「勞教」，你做火頭軍了。怎樣，吃了不少苦吧？也好，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啊！過去的事談起來全是笑話。「反右鬥爭」沒明堂啊！
他說得輕輕巧巧，無怨無恨，好像二十多年日子極度平靜，沒有什麼大災大難一樣。無情的生活像煉獄，使一些人樂觀曠達，也使一些人消極沉淪。他，永遠心靜如井水，在磨難中養成處危不驚，臨死不懼，是為智者。不久，他調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遊》雜誌去做編輯。
1982年冬，他約我去新發現的旅遊景點「九寨溝」採訪。我們坐著越野車，在極端危險的懸崖山道上急行，相互有說有笑，很是愉快，還大談辦報一事。我忽然提出一個新問題問：國民黨蔣介石垮台潰敗大陸，逃到台灣，是不是與未搞報禁有關？
他沉思一下說：有關係，但不是直接的關係。國民黨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堅持搞獨裁統治，以及它官員們的貪污腐敗，經濟亂成一鍋粥。打垮蔣介石八百萬軍隊，是解放軍而不是報紙。報紙從來沒有這個作用，頂多造點輿論，輿論最大的作用是警示。如果我們國家放開了輿論，准許私人和社會團體辦報，讓人講真話，說真活，就不會有「反右鬥爭」和「大躍進」，就不會有餓死人的事情。
他的話不多，卻道出一個真理：歷朝歷代統治者的倒台，全是自已貪污腐敗造成，決非人言。人言只是一面鏡子，防它有何用？古人早就說過：史鑑知興亡，人鑒知得失，銅鑒正衣冠，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漫步九寨長海，看著水中的山，水中的樹，天水交融一幅絕妙的畫。他饒有興趣地說：小黃，趙紫陽去年來九寨看到大熊貓，當了總理。迷信東西不能不信。這次我們如能看到大熊貓，你准能當上總編輯。
我一笑回答：要當，決不會要誰的封贈，一定靠自已！
他盯我一眼說：現在共產黨搞「改革開放」，政策有了鬆動，可能會准許民間辦報。如行，你自己定是個總編輯，但得有實力啊！
九寨溝一山雪，一天冰。我們住在唯一的招待所——諾日朗瀑布邊的幾幢簡易木板房裡，只有一位香港來的女遊客。經交談，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資高達兩仟港幣（當時我月工資為七十元人民幣），大大嚇了一跳，方知同是中國版圖上的人，收入有這麼大差距？我還和她聊起香港政治制度與刊物報紙。她說，在香港誰都可以辦報，關鍵是要有本事和實力。突然，一個亮點從腦海里划過：有本事的人何別再端鐵飯碗？天下路得自已走……
夜裡，我和陳澤昆坐在火堆旁烤火，靜觀火苗跳動，聽著濕木棒吱吱吼叫。我自言自語說：我真想辦報，一定會辦報。他笑了：小黃，你真的辦起報紙，我不要工資給你打工怎樣？我一生愛好辦報，可辦不了報。年齡大了，雄心也沒有了，你行，正當年。
三年後我「下海」來到北京，一邊賺錢，一邊想盡一切辦法辦報辦刊。最早參予第一張民辦報紙《中國廣告信息報》的擴展，後又自辦《中國市場信息》半月刊，爾後又去辦《當今農民》，再後受報魁安崗老人之託（曾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後奉命組建《經濟日報》並任總編輯），組建《中國公共關係報》。香港回歸前夕，跑到香港，通過朋友註冊了《香港日報》、《香港晚報》、《香港晨報》。但因各種原因，主要是一黨專制的「雄關當道」，難已逾越。
1985年六十五歲的老報人陳澤昆，妻子死於癌症。兩年後，他和一位小他近三十歲的姑娘結婚了。我去看他，他一臉紅光，陶醉在安樂窩裡，顯得愉快高興。我祝賀他，開玩笑地說：老陳，你真有艷福。
他嘿嘿一笑說：大家都有福，大家都有福！你「海中」打滾，發財發跡，我續弦娶妻，老而有運。不容易，不容易。
兩年後傳來消息，說他跳樓自殺了。事起，是年輕貌美妻子，一邊和他百年交好，一邊私下與另一年青男人往來。年邁的他，認為人格受到了莫大玷污，老臉無處放，一氣之下竟然輕生。唉，知識分子常常能承受巨大的政治壓力，卻經受不起世俗勢力的衝擊。唉，聰明人也有糊塗的時候啊！他不知道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已非理想世界，物慾橫流，享受至上，道德淪喪，自私自利，早成了生活的主旋律……
他走了，留下我這個辦報希望不泯的老右派，總想辦張自已喜歡的報紙，為老百姓鼓與呼的報紙，使貪官墨吏聞風喪膽的報紙，可難如願。
而今改革開放已整整三十年，財富早已改變了國家地位，但輿論卻無力監督社會分配的不公，更不敢去批評政府，一味地對也歌，錯也歌，歌上加歌。儘管當今有多如牛毛的報刊，卻沒有一張是「不黨、不盲、不私、不賣」的報紙！這是時代的悲劇，國家的悲劇，執政黨啊！你到底怕什麼呢？
故鄉成都早是座五百多萬人口現代化的大城市，報紙卻少得可憐，特別是講真話的報紙。現將1992年由官方編輯的，由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的《成都大辭典》683頁，「報刊篇」所例舉上世紀三、四十年報刊目錄公布於後，兩者相比，讓讀者自去體味。
《工商導報》
1946年4月28日創刊，為中共地下黨員根據南方局指示創辦的報紙。編輯部在新南門建國北街9號，營業部在華興正街37號。1949年夏，社址遷到北新街16號。董事長藍堯衢，董事鍾雲鶴、朱君昌等，發行人安新賢，總經理兼主筆王達非，總編輯吳漢家，編輯主任陳澤昆（後任總編輯），採訪主任張西洛（後任經理）。1947年10月1日，該報由原午報改為日報，篇幅由每日4開4版擴大為對開4版。內容除社論、消息、廣告外，辟有「生活」副刊和「工商服務」、「成都今日行情」等欄目。1948年2月，在原有中午行情單的基礎上，又增出《工商導報晚刊》一小張（先為4開2版，後為4版）。1949年10月15日，日刊再次擴充為對開6版。
《大聲周刊》
1937年1月17日創刊，社址在祠堂街172號「努力餐」樓上。由車耀先任社長兼編輯，薛特恩（因心）任發行人，彭文龍、韓天石、周海文、胡績偉等參加編撰工作。創刊不到3個月即發行5000份。是當時四川抗日救亡報刊中出版較早、發行較廣、讀者眾多、影響深遠的刊物之一。同年4月15日，出版13期後，被國民黨當局查封。5月8日，更名為《大生周刊》，出5期伯於6月5日又遭查封。11月5日，《大聲周刊》復刊號出版，仍由車耀先生發行人兼編輯。1938年初，《大聲》由胡景祥（又名馮列斯）主辦。1938年8月23日，其復刊號出版40期後，遭查封。前後總計出版61期。
《民眾時報》
1946年5月1日創刊，為劉文輝出資創辦的中國民主同盟的機關報。編輯部在金玉街42號，營業部在督院街95號。發行人張瀾，主要創辦人楊伯愷任經理，主筆漆頌平（魯魚），總編輯馬哲民，副總編輯趙銘彝，編輯主任劉明章，資料室主任章潤瑞，採訪主任孫文石，總務負責人袁思治。每日出版對開4版一大張。該報曾宣告，「創刊目的：為人民說話，替大眾服務，作民主之先鋒，導社會於光明。」在短期內發表了大量的社評和其他評論文章，新聞報導富於揭露性，文藝副刊具有戰鬥性，積極參加成都地區的民主運動，時有小《新華日報》之稱。同年7月16日被迫停刊，共出版76期。
《民聲報》
分晚刊和日刊兩種。晚刊1938年12月16日創刊，發行人湯次莘，實際為中共四川省委領導創辦的報紙。社長楊鷺棲，總經理謝子華，總編輯彭其年，編輯記者杜桴生等。為4開4版報紙，其「選論」多為《新華日報》重要文章，消息也多介紹八路軍情況。還辟有「濤聲」、「哨言」、「學鋒」、「大眾」、「揮戈」和「中外大勢述評」等副刊、專欄。1939年5月，因敵機轟炸、印刷廠疏散而被迫停刊。同年8月1日復刊出版日刊。編輯部在昭忠祠88號，營業部在華興正街。社長楊鷺棲、朱理君，經理彭玉鳴，總編輯彭其年，杜桴生任總主筆，劉影三任主管，陳文等任編輯，江漢任副刊編輯。內容同晚刊，篇幅增到6版。約於同年10月停刊。
《西方日報》
1947年10月10日創刊，為劉文輝支持創辦的報紙。社址在上東大街50號。董事長劉元瑄，社長兼總主筆楊露（叔咸），副社長兼總經理許成章，總編輯陳落，副總編輯張先疇，主筆楊可詩（正南），編輯主任翟靜之，採訪主任朱樞，副刊《西苑》編輯杲向真。為對開4版大報，除專論、各類消息等外，還辟有副刊《西窗》、《西方婦女》、《周末文藝》等。1949年1月20日，又增出《西方夜報》，並辦有綜合性副刊《西點》和文藝性副刊《方生》。同年3月底，人民解放軍大舉橫渡長江之際，該報曾將此消息頭條登出。4月22日出版最後一期後被迫停刊。
《成都中央日報》（中興日報）
1939年10月10日創刊，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主辦的黨報。社址在五世同堂街61號，城中心辦事處設署襪街中街。社長張明煒，經理季迺時，副經理璋卿，主筆瞿冰森，總編輯張琴南，編輯主任江耕生。為對開4版大報，內容除消息、社論、廣告外，還辦有《中央副刊》。發行約17500份。抗戰勝利後，由瞿冰森接任社長。1946年7月1日改為《中興日報》繼續出版，社址在獅馬路，營業處在春熙路北段。該報實行「企業化」，改組為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瞿冰森，經理先後為高璋卿、王拂蘇，主筆周君亮、劉自新、蔡紹元，編輯主任賴叔量，採訪主任程雪峰。1949年7月26日又恢復《中央日報》報名，社長魏紹澂，經理程雪峰，副經理李子賢，總主筆王指蘇，總編輯蔡紹元。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前夕停刊
《成都快報》
1925年7月10日創刊，始由黎純一，慕鈞石等主辦，繼由王覺吾、楊治襄先後承辦。1927年以後由鄧錫侯出錢正式接辦，為二十八軍的正統機關報。社址先在新集商場，繼遷春熙路東段24號，後設錦華館內7號。初每日出版一小張，又擴為一大張。1931年8月，《日郵新聞》併入後篇幅擴為三中張，社長方正華，總編輯裴子琚。1934年3月成立董事會，經理曾紫霄，主筆陶亮絲，總編輯歐陽緝光。不久又將《西方夜報》併入。1935年8月改由劉仲容任社長。抗戰爆發後由楊筱珊出資接辦並自任總經理，社長史良（伯英），總主筆羅舜琴，主筆蔣益明，總編輯周道庸，主任編輯羅芸蓀。1937年10月5日，改出《快報晨刊》、《快報晚刊》各一中張。1946年元旦，該報改組復刊，由四川省府社會處長黃仲翔任董事長，社長姜尹孚，副社長史冰生。1949年2月11日因「經濟困難達於極點」而停刊。
《華西日報》
1934年3月15日創刊，抗戰前為劉湘四川省政府的機關報。社址初在新街後巷子9號，相繼由球新印刷廠、日新工業社等代印。後營業部設華興正街，印刷部設五世同堂街。社長兼總主筆舒君實，主筆敖子魚，總編輯王白與。半年後社長先後由張張必果、鄧漢祥接任。1938年初劉湘死後，由潘文華接辦，社長先後為王白與、羅忠信等，總經理先後為魏幼安、田一平，總編輯先後為賀次君、李次平，編輯記者有李次平、唐征久等。1942年10月，該報人事大變動，社長甘鑒斌，副社長劉克俊，總主筆王達非，主筆楊伯愷，總編輯吳漢家。抗戰勝利後劉自新、趙星洲曾先後任社長。初為對開一大張，後增至對開兩大張。印數初為1000份，後上升至3000餘份，最多時為7000多份，是一份影響較大的報紙，成都解放時停刊。
《華西晚報》
1941年4月20日創刊，為中共地下黨控制的報紙。社址在梓潼橋正街22號。發行人羅忠信，總經理田一平，主筆黎澍等，總編輯唐征久，編輯記者有李次平（主編國際、省市版）巫懷毅（主編副刊《華燈》）、陶雄（主編《華晚副刊》）、陳白塵（主編副刊《藝壇》）、陳子濤、黃是雲等。初為8開4版小報，1942年12月擴大為4開4版一中張。副刊為「藝壇」和「華燈」。名義上以「同仁報」和「民盟」機關報的面目出現，實際上是在黨的領導下辦起來的，在1944年以後日益高漲的國統區民主運動中起過重要的宣傳鼓動作用。1947年6月1日因國民黨特務實行大逮捕而被迫停刊。
《興中日報》
1938年1月20日創刊。為四川省縣政人員訓練班成都市員創辦。社址在春熙路南段，由新新印刷社代印。發行人朱彥林，編輯人朱彥林、陳道彥、鄧成均、趙其文、謝懷清、馮勃。後改由唐毅、葉英俊任正、副社長，劉自忠任總經理，舒矚遐任總編輯，鄧功南、鄧平瀾、汪一庵、周定仁為編輯，李鳳明、李竹銘等為記者。篇幅初為對開4版，後擴充為對開8版，1939年4月1日又改為對開6版。內容除社論、消息、廣告外，還有《戰地通訊》等副刊。1941年夏因經費不能支持而停刊。
《時事新刊》
1938年6月25日創刊，為中共黨組織直接控制的報紙，也是抗戰初期成都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編輯部在會府街任家巷21號，營業部在白絲街9號。社長張雪岩，總經理唐征久，總編輯劉刁慈，採訪主任孫文石，營業主任王震東，實際負責人為王達非，其他人員也多來自《國難三日刊》社。每日出版4開2版。版面雖小，內容卻很允實。自編電訊，不登廣告。「正面為言論與新聞，背面為特稿與副刊，且插多數漫畫，甚得青年學生之歡迎。」發行量很快就達到3萬份，遠銷大後方各省。1940年3月14日，國民黨製造搶米事件，將記者朱亞凡槍殺，報紙遂遭查封。
《國難三日刊》
1937年8月29日創刊。社址在東華門大有巷2號，由忠烈祠南街3號成都公記新新印刷社代印。社長兼編輯主任鍾汝為，經理姜孝聞，編輯王達非、游元亮、郭祖劼、蘇愛吾、徐慶堅。名義上是劉湘批准創辦的，實際工作人員多是中共黨員或反蔣人士。為4開4版報紙，發行量一度超過4萬份，成為當時「成都出版界中銷路最大之報紙」。同年12月被四川省政府查封。1938年2月6日復刊，出版新第一號。營業部在中興街89號，編輯部在王家垻街20號。由西糠市街廣東館內新記啟文印刷局代印。社長劉東父，總編輯趙普炬，編輯仍為王達非等。1939年春停刊。
《建設日報》
1946年10月10日創刊，前期為四川省參議會言論機關，後期則以四川省特委會為背景。社址在純化街南昌里，營業部在中興街50號。由建設日報股份有限公司發行。董事長兼社長藍文彬，副董事長羅文謨，副社長兼總主筆李白英，經理李仲良（後任副社長）、謝錫九，主筆李有釗、鄒以南，總編輯先後為張益弘、章伯懷。1947年8月一度停刊。同年12月復刊，總經理牟歐平，經理李文孚，總編輯彭興道。採訪主任佘聯柱，副刊編輯孫伏園。為對開4版大報，內容除消息外，還辟有《經濟》、《文化教育》、《宇宙線》等副刊專欄。1949年12月停刊。
《南京早報晚刊》（成都晚報）
1940年3月1日創刊。前身為1933年9月創刊於南京的《南京早報》，遷蓉後，社址初在春熙路南段17號，後遷至督院街西安里。「成都版第一號」載有發行人王若曦撰《復刊詞》，經理姚守先撰《在南京五年本報之印刷與發行》等文。每日一中張，內容辟有副刊《南副》。1943年10月20日更名為《成都晚報》繼續出版，社址在新半邊街2號，辦事處在春熙路南段。發行人改為姚守先，主管姚自若，總編輯張漢傑，編輯記者有汪逸安、鄭思敏、何震川、佘聯柱、吳旭初、黃靖南等。篇幅仍為每日4開4版，內容除中外、省市消息及廣告外，還辦有《文林》、《百花潭》、《藝文志》、《成晚副刊》等副刊及「氣象台」、「濾塵器」、「瞭望台」、「望遠鏡」等專欄。1950年1月停刊。
《星芒報》
1938年4月5日創刊，由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成都抗日救亡團體「民先隊」籌組的「星芒社」創辦。社址先在祠堂街44號、33號，最後遷至新集商場內樓上。發行人兼社長蔣慕岳（江牧岳），主編胡績偉，編輯馮詩云。為8開2版小報，三日刊（每逢二、五、八出版），是一張「又好懂又相因」的通俗化大眾化報紙。特點是文章短小，欄目眾多，內容豐富，文字通俗，圖文並茂，還專門開闢了《星芒畫刊》。發行量最高時達1萬餘份。1938年8月28日被國民黨四川省黨部查封。以後，該報先後改為《蜀話報》、《新民報三日增刊》和《通俗文藝》五日刊出版，均被查封。1940年8月1日停刊。
《復興日報》
1935年12月16日創刊。社址先在總府街昌福館29號，後遷至春熙路東段33號。先由梓潼橋正街維新印刷廠代印，後設印刷部於新半邊街39號。社長丁少齋#丞，總主筆劉嘉會（署名鄉垻老），總編輯胡翰之。楊永泰題報頭，姜蘊剛撰發刊詞。編輯主要有周冶坊、徐仲霖、朱汝正、李季剛，外勤記者胡必明等。該報由白報紙印刷，每日出版對開兩大張，銷行3000餘份。內容除社論、國內消息、國際消息、省內消息、廣告外，還辟有《熱風》（戲劇特刊）、《藝術特刊》、《文史特刊》、《法學特刊》、《體育特刊》、《社會科學》、《兒童與教育》等專刊和《佛心》、《血濤》等副刊。1939年3月曾出版《復興日報晚刊》，不久即停刊。
《黨軍日報》（黃埔日報）
1939年1月1日遷成都出版，為國民黨中央軍校機關報。1931年6月在南京創刊，為校內4開報紙。抗戰爆發後，隨校西遷，曾在銅梁等地發行。遷蓉後開始向社會發行。社址先在西東大街6號，後移祠堂街133號。由該校政治部主辦。正、副董事長黃耀煌、王錫均，正、副社長王裕先、王燦璸，總經理黃曼達，總主筆王賡和，總編輯先後有鄔繩武、余絡秋等。開始為大、小張各2版，一年後改為對開4版一大張。內容除社論、消息外，還辦有綜合性文藝副刊《血花》和多種專刊。1945年7月10日改名為《黃埔日報》，社址在江漢路143號，並在祠堂街、春熙路、東大街分設第一、二、三營業處，由該校政治部主任鄧文儀任社長。成都被中共占領前夕停刊。
《益報》
1946年6月創刊，為受中華影響的報紙。編輯部在玉泉街蔡公館內，營業部在興隆街2號。發行人陳益謙，社長蔡景文，經理陳肇源，總編輯先後為李次平、黃是雲，編輯記者有張漾兮、巴波、車輻、蕭靜彥等人。最初為8開版的五日刊，繼為4開版的三日刊，後為4開4版報頭套紅的日刊。積極鼓吹民主，鼓吹革命，反對獨裁，反對內戰，被稱為「紅益報」。1947年2月復刊，社址在上西順城街37號。發行人兼社長胡霖生，總經理先後為陳肇源、陳德健（女）、徐徠德，編輯主任方周（少林）。1949年下半年改為8開小張的《新聞日摘》出版，同年10月停刊。
《捷報》
1937年9月16日創刊。社址在春熙路南段36號附5號，由忠烈祠南街新新印刷社印刷。社長陳濟光，總經理王靜，總編輯先後為崔心一、周道庸，編輯有李有倫、張國士、汪鈺蓀等，發行張君特。為4開4版報紙，第一版國內消息，第二版社說、日寇動態、副刊《凱風》、《朋其主編》，第三版省內消息，第四版國際消息、廣告。每日發行約3000份。曾一度停刊，復刊後為國民黨成都市政府機關報，由楊全宇任社長，楊益言任經理，唐會昌任總編輯（實際由劉刁慈負責），其餘編輯記者全為《時事新刊》人員。1940年3月14日被國民黨借「搶米事件」。
《蜀學報》
1898年5月5日創刊，報館附設成都尊經書局。是四川改良派組織的維新團體蜀學會的機關報。宋育仁（芸子）任總理，楊道南（范九）任協理，吳之英（伯朅）任主筆，廖平（季平）任總篡。從形式到內容都與四川第一家近代報刊《渝報》（1897年10月在重慶創刊）相銜接。第一、二、期為半月刊，第四期起改為旬刊。用綿竹紙木刻印刷，每期印行近2000份，在省內42個地方設有代派處。內容分諭旨、奏摺、論撰、近事等，並附刊叢書報，為宣傳變法維新的刊物。同年9月21日慈禧發動政變後，下令停止一切新政，蜀學會被解散，《蜀學報》出版第十三期後被查封停刊。這是成都第一家近代報刊。
《新中國日報》
1938年6月15日在武漢創刊，同年7月31日停刊。1938年9月18日遷成都出版，為中國青年黨機關報。社址先在北新街51號，1939年遷至春熙路東段31號。發行人李璜（幼椿），董事長劉泗英，監事長寇孟坡，社長先後有宋益清（漣波）、李璜（1946年開始）、姜蘊剛、黃石子、張伯倫、喻孝權，經理先後有張繼禹、陳曉初、夏騎風、李舒（文叔）、喻志熙，總編輯先後有趙毓松、張希為、田景風、鐵華峰、林德勞，總主筆常乃德（燕生）鄭興亞、陶元甘、汪克永（有行）。為對開4版大報，內容除消息、要聞、社論、專論、廣告外，還有《動力》、《新光》（頌生主編）等副刊和《周末文藝》等20餘種各類專、特刊。1949年12月7日終刊。
《新民報》
抗戰前後至解放，成都有過兩家三張《新民報》。①抗戰爆發前後的。1937年2月16日創刊，社址在春熙東路32號。由球新印刷廠代印。該報成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甘典#，社長吳景伯，總經理曹仲英，主筆熊子駿，總編輯崔心一，新聞編輯王達非等，副刊編輯程大千等，美術編輯張漾兮。同年8月，主要人員相繼辭去，余中英、鍾汝為繼任正、副社長，總經理羅孝全，總編輯向雷鋒，耿堅白、陸詒分任北平、上海特派員。每日出版4開8版，內容除國內、外和省、市消息外，辟有《百花潭》、《龍門陳》等副刊和張志和主編的《政經周刊》、周文主編的《國防文藝》周刊、肖軍主編的「新民談座」等各種專刊、專欄和專版。約1940年4月底停刊。②陳銘德、鄧季惺創辦的。一是1943年6月18日創刊的成都《新民報》晚刊，社址在華陽縣沙河堡，營業處在市內鹽市口42號。發行人陳銘德，經理驟季惺，總編輯趙純繼，總主筆羅承烈，主筆張慧劍、張友鸞。每天出版4開4版。內容除社評、消息外，還辦有副刊《出師表》和《藝文壇》、《學府風光》等專欄。連載有張恨水的長篇小說。二是1945年2月1日增出的成都《新民報》日刊，開始為4開張，副刊由張慧劍兼任主編，曾連載高語罕的《九死一生》。1947年5月9日起改出對開大張後，副刊由孫伏園主編，曾連載李劼人的長篇小說《天魔舞》。1949年7月23日，成都《新民報》日、晚刊被王陵基查封。8月5日被劫出版，直至12月底。1950年1月復刊出晚報，4月結束。
《新新新聞》
1929年9月1日創刊，社址在春熙路中段35號。先後由美利利、球新、福民等印刷公司代印。由二十八軍將領馬毓智等出資創辦。社長馬秀峰，總經理陳斯孝，總編輯劉啟明，主筆余戾林，採訪、藝術、廣告、營業主任分別為張善、張采芹、羅治卿、杜世澤，編輯記者多達數十人。開始為三中張，後增至四中張。發行數量初500份，後逐步增加到5000份，最後增至10000份，最多銷到15000份。該報以地方新聞多見長，因此很受外縣讀者歡迎。還辦有《老實話》、《新新小報》、《教育體育》、《新村》等副刊和「小鐵錐」、「七嘴八舌」等小評論專欄。1938年7月曾 發《新新新聞旬刊》達5年。1947年5月1月又增出《新新新聞晚刊》。1951年1月13日被成都軍管會新聞處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