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肅戎:目睹東北的悲劇

阿波羅新聞網 2008-04-06 訊】


 

【成敗之鑒·戡亂戰爭憶往9】「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特輯4

《目睹東北的悲劇》選自《大是大非——梁肅戎回憶錄》第三章《目睹東北的悲劇》。除全章最後一小節因與「東北接收與戡亂戰爭」主題無關而未選入外,HGC編選並製作發布的《目睹東北的悲劇》,全文收錄了原書第三章其他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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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睹東北的悲劇

梁肅戎

◆接收後的東北百態

熟悉東北政情的人都知道,大致說來,接收後的東北人士可分成三大系統:

一是政學系佔據行政系統,由行轅主任熊式輝領導,行轅下設政治、經濟兩委員會,政治委員會主任委員由熊式輝自兼,經濟委員會主任委員則為張嘉璈。保安司令杜聿明掌管軍隊系統,而駐蘇代表團團長董彥平則負責對蘇聯佔領軍交涉。即使後來將東北改成九省三市,其省主席、市長都是與政學系有關或抗戰期間從事行政工作者。

二是黨務系統,幾乎全由陳立夫、齊世英指揮,只有羅大愚屬朱家驊系,關大成與政學系比較接近除外。東北的黨務工作人員,以地下工作同志為主,這些人中,大部分都與齊世英較有淵源。

三是朱家驊掌握的教育系統,舉凡東北九省三市教育廳(局)長、所有學校校長,都由朱家驊派任。

另外還有青年團、軍統、中統等,各有各的勢力範圍。以省為例:有省政府、省黨部、駐軍司令官、青年團部,再加上教育系統,彼此間互相摩擦、抵制,接收後的東北可以說毫無章法可言。

⊙兩黨破裂,各干各的

黨政軍教各系統間既互相摩擦、抵制,而內部亦互相傾軋。以黨務工作為例,先前為了從事地下工作,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派了三位省黨部主任委員,朱家驊又另派有羅大愚的「專員系統」。

勝利後東北各地都鬧雙包案,以長春為例,有市黨部書記長,又有市黨部專員。我覺得我兩邊都有關係,羅大愚是我早期領導人,石堅則是我當時的直屬長官——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我於是主動邀請石堅和袁樹芳,去找羅大愚。我說別的地方鬧雙包案我不管,但長春市絕對不可以,因為雙方同志都有關係。

因此我建議雙方合併,並自動請辭長春市黨部書記長,遣缺給羅大愚系統的長春市黨部專員王宏文。王宏文是日本京都大學畢業,年齡比我稍長,在一二三0事件中被捕,在獄中關了三年。

當時我又向羅大愚建議,長春市黨部七位委員中,省黨部系統四位、專員系統三位。羅大愚不答應。他說:「第一,他是專員系統,應該有四位委員;第二,長春市將來要改製為特別市,不歸吉林省黨部管轄。」

另一方面,石堅卻埋怨我說:「肅戎,你是中央黨部登記有案的長春市書記長,怎麼說讓就讓呢?」我說:「我不願意見到長春市有兩個黨部,各行其事,我寧願回去省黨部當個科長也好!」

羅大愚不接受我的建議,雙方談判破裂,各干各的。

王宏文由於被關了三年,出獄時,已人事全非;我雖也被關了一年半,但是八十位基本同志還在,雙方實力顯然有段差距。

雙方互鬧意氣的結果,本來他們那邊有兩位同志非常優秀,要作市黨部委員。我說你們不屬我這個系統,我無法承認。我就自己組織新的市黨部。

⊙轉戰遼北

後來中央發布東北改為「九省三市」,羅大愚因遭多人誹謗,陳立夫本來不給他當主任委員,但齊世英向陳立夫說:「羅大愚從事地下工作時,和石堅並駕齊驅,兩人都有貢獻。現在東北收復了,連個主任委員都不給他,這不太好吧!」

羅大愚要的是遼寧省,但遼寧有李光忱,就發表他為遼北省黨部主任委員。我則被發表為羅大愚麾下的宣傳處長。當時我在長春寫了一封信給羅大愚,表示我馬上要到遼北省黨部所在地的四平市上任。他竟一口回絕說:「你就在長春發展好了,我已替你把宣傳處的人員安排好了。」

明顯地他是在拒絕我。此時吉林省黨部主任委員李錫恩向我說:「肅戎,你不要回遼北,長春是東北行轅所在地,我任命你為吉林省黨部委員兼長春市黨部書記長好了。」

我是有心留下,因為長春是我的根基地,很多同志也再三挽留我。但張一中委員對我說:「老梁,你是遼北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你不去站穩位子,還在這兒占別人位置。」我考慮了一陣子,便向李鍚恩說:「中國人向來排外性很強,吉林省黨部都給遼寧人當委員,吉林人一定會反對,我還是回遼北好了。」

此時長春正選市議員,吉林籍的軍統大將軍畢澤宇想藉此次選舉獲選為市議員,然後再進軍省議會,奪取議長寶座。為此和省黨部發生嚴重的權力鬥爭,我向李錫恩主委建議說:「我在長春市有八十位最堅強的同志,我們這些人對三民主義的理論及黨的認識雖有所不足,但絕對忠黨愛國,只要省黨部一聲令下,這些人絕對聽命令。既然黨部有意掌握市議會,議員不妨由這些同志來擔任。」

後來獲得提名的人選大部分都是這些同志,只有沙耀金、陸長增兩位,由於他們是李鍚恩在吉林大學當校長時(九一八事變前)的學生,加以在偽滿時代當過長春地區的區長,很有些地方勢力。他們兩位向李錫恩爭取當市議員,我向李錫恩說:「這兩位雖是你的學生,可惜黨性不夠堅強,一旦受到威脅,這兩票非跑不可!」李錫恩不以為然地說:「他們是我學生,不會的。」

結果卻被我不幸而言中。此時我已回遼北擔任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長春市議員選出後由市議員互選產生省議員,畢澤宇又要競選。配票結果差兩票,畢澤宇就透過警備司令部威脅沙耀金、陸長增兩位說:「你們兩位當過偽滿區長就是漢奸(其實東北和台灣一樣,政府明令沒有懲治漢奸),你們如果不選畢澤宇,就把你們關起來。」

他們兩位就去找李錫恩哭訴說:「老師,這個我們沒有辦法,他要關我們,我們受不了,你也保護不了,我們只得投畢澤宇了。」

畢澤宇因此獲選為長春市的省議員。

如果我還在長春,我敢斷言,畢澤宇一定選不上,因我非阻止他們兩位不可。後來李錫恩很懊悔地向我說:「肅戎,當初如果聽你的,不要沙耀金、陸長增就沒事了!」

畢澤宇當選省議員後,果然當選了吉林省議長。

◆黨務工作左右為難

東北兩位大老齊世英與王德溥與黨中央關係甚深,先是齊世英主持「東北協會」期間,掌握了東北黨部,不過有少部分人反對齊世英,這些人就投靠到王德溥那邊,並另組「東北黨務辦事處」。

王德溥與陳果夫關係頗深,陳果夫當江蘇省政府主席時,王擔任江蘇行政督察專員,王有東北人的霸氣,把當地土匪完全肅清,因此而名噪一時。後來陳果夫就提拔他,先後擔任過陝西省民政廳長、財政廳長、內政部次長。勝利後,王德溥擔任政校畢業生輔導會主任,所以政校CC系統和王德溥關係比較深。

早期「東北協會」和「東北黨務辦事處」常有磨擦,後來改組為遼、吉、黑三省黨部。勝利後,齊世英一枝獨秀,幾乎把九省三市的主任委員都囊括,如遼寧省的石堅、安東省的李光忱、吉林省的李錫恩、松江省的崔垂言、合江省的張麟生、黑龍江省的韓春暄、嫩江省的王漢倬、哈爾濱市的王寒生等等。(只有遼北省的羅大愚是朱家驊系統、興安省的關大成屬吳鐵城系統。)這還不打緊,連黨部委員都由齊世英報中央派任。所以後來東北選出七、八十位立法委員中,除十餘位屬於朱家驊系統、少數幾位屬青年團外,其餘都與齊世英有關係。

勝利後大都在爭權奪利,東北行轅由政學系的人把持,黨務系統的人沒有機會掌握政權,也就是說省主席、省府委員、廳處長這一系列的行政官員都由政學系包辦。黨務方面,齊世英則有發言權,我們這些地下工作人員,當不上行政官員,退而求其次,以當省黨部委員為主。當時黨部常常改組,齊世英和王德溥的人馬,來來去去。時任中央邊疆黨務處處長的張智直,來台後曾開玩笑的說:「這兩位東北大老真夠我受的,齊世英打的牌全都是『清一色』CC派人馬;王德溥更絕,老是打『十三爛』十三么。」張智直從兩人基本性格,分析用人法則,令我印象深刻。王德溥因為沒有嫡系人馬,只要反齊世英的,他都收留。

王德溥輩分比我們高,奉天法政專科學校畢業,曾任典獄長、稅捐稽徵處長、高等法院檢察官,實務經驗豐富,加以有東北人所具有的魄力。前已提過,在大陸時,曾出任遇江蘇行政督察專員、陝西省民政、財政廳長;來台後,擔任過內政部部長。

他原是立法委員,當官後辭立委職,內政部長下台後,當國策顧問,但他為了要當律師,不當國策顧問。由於律師非科班出身,業務無法拓展,晚年太太亡故,兒子經商失敗,弄得進退失據,狼狽不堪。最後不得已便到廟裡參加天德教,同一輩的朋友如于斌、莫德惠、齊世英又已作古,生活相當凄涼,在民國八十年鬱鬱而終。

⊙鐵石部隊寡不敵眾

抗戰勝利後,國共雙方對東北的政策截然不同,共產黨下令凡是與東北有淵源的人一律趕回東北;國民黨卻在策略上考慮,避免原先與東北有關係的人員回派。也許是因為西安事變的教訓,國民黨層峰很明顯地不願讓張學良回老家。這也許是因為在民國十七年北伐後,國民政府雖然形式上統一中國,但許多地方實力派軍人依然各據山頭,中央勢力無法到達;勝利後,乃千方百計要把地方勢力瓦解,因此任何地方實力派人物都無法被派回去。

這是國共雙方政策最大歧異之處,國民政府也就是這種錯誤的政策,導致東北局勢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國軍原本要從大連登陸前往東北接收,蘇聯卻以大連是自由港為由,不讓國軍登陸,因此不得已改由葫蘆島上岸。民國三十四年十一月左右,東北行轅把偽滿在北平的「鐵石部隊」(兩個師,與日本人一起在河北、熱河一帶剿共)改成國軍,進駐長春。

東北行轅主任本來說是張治中,後來卻改派政學系的熊式輝。熊式輝非常排斥黨務工作人員,以致使原先「黨政一體」的組織分裂為二,雙方各自為政。當時由於蘇聯部隊到處奸淫擄掠,我們黨務工作人員在忍無可忍情況下,只好組織部分武裝,保護地方,不時與蘇軍發生衝突。東北行轅卻往中央把我們告了一狀,說黨務系統人員不聽指揮,妨礙我們與蘇聯國交甚大,籲請中央處理。中央給我們來個電報說:「一律停止活動,違命者押解來渝。」

在長春的東北行轅人員一度回北平,只留下張嘉璈、董彥平兩人,此時林彪所率的「民主聯軍」大舉進攻長春,「鐵石部隊」雖奮勇抵抗,無奈寡不抵眾,長春終告淪陷,行轅便撤退到瀋陽。時任「民主聯軍」吉林司令的周保中原先在蘇聯軍隊中擔任過中校,我在蘇軍司令部開會時見過面,他自稱「黃中校」。

⊙「你走,家裡怎麼辦?」

此時石堅主任委員、張一中、袁樹芳等人決定要撤至北京,事先並沒有通知我。當我得知這項決定時,心裡相當難過,就去問他們。他們頗為驚訝的說:「你怎麼會知道?」又說「你和信致文委員要留守。」我說:「你們總得告訴我一聲!」他們卻說:「說了怕你也要跟著走。」

就這樣吉林省黨部留信致文委員(東北軍出身),長春市黨部留我這位書記長。他們臨走時,留了一部分錢給我和信致文開支。我將這些錢分成九份,另八份給市黨部八位委員,確實金額已記不清楚。他們對我這項舉動相當訝異,在他們的觀念里,當主管的要掌握人事權和財政權。沒有人事權,指揮不了人;沒有財政權,則辦不了事。我卻認為我們做地下工作的人,這個人被捕,另外一個還得繼續做,不能集中在一個人身上。我們留在長春除了繼續從事黨務工作外,還要支援在長春外圍的數千個反共游擊隊同志。

當時我和信致文兩人,除了住家之外,還有一私人診所樓上的閣樓為我們兩人秘密聚會之所。後來共產黨要抓我和信致文,我們躲在閣樓上一個月左右。當時共產黨抓到軍人、政府官員還不至於立即清算,若是黨務人員卻須立刻處死。就在這個時候,家中發生了兩件事,讓我一生難以忘懷,一是老二出生,另一是內弟孫昌石病逝長春。

先是我岳父在偽滿銀行朝陽分行當經理,所以我太太也在銀行工作,他唯一的兒子,在我被捕時大約十四、五歲,當時我太太不敢寫信和家人聯絡,我岳父就要他兒子到長春來看我太太。由於我被捕後,不肯供出其他同志,日本特務警察就住在我家,客人來一個抓一個,我內弟當然也不能倖免。

勝利後,他幫忙我照顧家裡。當時我們住長春東四道街,臨街有一小門,另外大馬路上有西藥店,也有一道門。共產黨知道我這位書記長還在長春,非抓到我不可。有次我剛出門不久,他們就來了大隊人馬。另外一次是由於當地沒有中文報紙,只有日僑區有共產黨准許的日文報紙,其中有幾位日本人和我們有關係,我們提供消息給他們報導國軍動向,共產黨認為這裡面一定有國民黨的人,就在我剛離開不久,大肆搜捕。後來把兩位日本人給槍斃。

此時我意識到長春已無法立足,就穿上長春大學制服,裝成大學生模樣,矇混過關,邊走邊坐車,經四平、瀋陽,到北平。我臨走前,由於老二剛出生不久,我太太向我說:「此時你走,家裡該怎麼辦呢?」語氣中透露出相當的無奈,也因此讓我這輩子對我太太心存無限的愧咎與感激。

後來國軍又進攻長春,共產黨撤退前到處抓醫生一起撤退,長春市內所有的醫生不是被抓就是利用各種管道跑了。我內弟此時卻得了腸絞症,這種病只要開刀,把腸子順一順就可以痊癒,問題是此時長春已無醫生,在求醫無門情況下,我內弟一夜之間即撒手人寰。我太太受此打擊,精神幾乎崩潰。我雖隨軍隊回到長春,面對這種慘劇,真不知如何向岳父交代。

◆四平保衛戰前後

先是,我被發表為遼北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後,我在長春寫一封信給羅大愚,表示不久將到遼北省黨部所在地四平上任,卻遭一口回絕。不過,我基於本身是遼北人關係,還是決定在民國三十五年六月回去。

當時我有位同學滿占鰲,他原來在長春專員辦事處當宣傳科長,後來因故離開。我找他回去當宣傳處總幹事。我想他原屬專員系統,羅大愚應該可以接受。沒想到羅大愚卻說:「不行,人我都派完了。」弄得我很尷尬。

後來我跟羅大愚誠懇溝通,我說:「你是遼寧人,到遼北來當主任委員,整個省黨部只有我是地方人士。本來你也領導過我,後來我才跟石堅做工作。今後我將儘力在地方為黨工作。」

羅大愚馬上決定說:「老弟,四平市書記長由你兼。」對我十分信任(到立法院後,他夫婦二位都是立法委員,每逢選舉,他都支持我,令我感動)。

此時他要我身兼省市黨部工作的意思是和省政府及軍方配合,以較高職務的省黨部委員兼任下級黨部工作比較容易推動。

⊙無視省主席的存在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率省府人員去接收四平,劉翰東念保定軍校時與陳誠同學,兩人私交甚篤,此時陳誠派他的得力助手徐乃鼐當遼北省政府秘書長,襄助劉翰東處理省政事宜。首先到達四平的部隊則是陳明仁的七十一軍,七十一軍有九十一、八十七、八十八三個師,這三個師都能征善戰,部分駐在遼源、昌圖,與四平成椅角之勢,控制遼北平原,主要在拱衛四平,因為四平是東北鐵路要衢之一,它位在長春鐵路的中心,往東可到梅河口,往西北可到齊齊哈爾。

先是,東北保安司令長官杜聿明與行轅主任熊式輝意見相左,掌握軍隊的有實力,把持省政的又不買軍方的帳。雙方對立,現地司令官就派自己人出任縣市長,陳明仁因此派七十一軍政治部的科長當四平市長,各縣縣長都由駐在當地的團長兼,劉翰東可說是光桿主席(謂只有一人,底下無部屬),雙方交涉了很久,才由行轅派來的人當縣長。之後共產黨一來,各縣的駐軍先溜走,讓縣長被俘,軍方便又派一位縣長。這些情況各省都一樣,是勝利後的東北百態之一。

再者,當時四平市有條大馬路叫「明仁路」,開會就在這條路上陳明仁的華麗官邸開。參加開會的人,必須在老遠的地方就下車走到官邸,我們這些年輕人倒無所謂,劉翰東個子胖,需要兩個人在左右挽扶,天氣又冷,走了一大段路後,汗流浹背,上氣接不著下氣。

開會的座位則是陳明仁坐主席位子,兩旁分別是劉翰東、羅大愚(羅不去時,由我代表出席)、張式綸(民政廳長)、徐鼐(省府秘書長兼建設廳長)。開會前,先來一段「讀訓」,我這輩子聽讀訓就是從這兒開始。老總統所用的「奸匪」一詞,陳明仁念成「干匪」,讓我百思不解。要糧要兵不但是以命令式的語氣,而且還要限期達成。

有一回,在會議上,陳明仁當眾拍桌開駡說:「四平是我的!」當時我坐在省主席劉翰東旁邊,他是位老實人,心裡一急,說不出話來,竟當場哭了。陳明仁之所以這樣百般侮辱劉翰東,就是要他干不下去。由駐軍司令官兼任,照道理省主席職位比司令官來得高,但陳明仁根本就無視省主席存在。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共軍第一次圍攻四平,十六日,四平失守,部分省府人員被俘,秘書長徐鼐也在內。稍後,共產黨又釋放被俘人員。直到六月,才由五十二軍、新一軍、新六軍收復四平。

⊙接收大員胡作非為

此時我們的心境極為複雜,我們當初是基於民族意識去抗日,東北收復後,中央雖說東北沒有漢奸,但對從事地下工作的人也不太重視,派到東北的人都一副高高在上的樣子,加以目睹驕兵悍將的「劫收」,使得我們內心茫茫然。我們最初滿腔熱血奮鬥,勝利後,從監獄出來,中央卻不理不睬,接收大員又胡作非為,我們覺得很失望。

東北雖和台灣一樣沒有漢奸,但卻有種種歧視的規定。例如東北淪陷期間有不少青年畢業於日本和偽滿各大學,當時中央就訂定「敵偽專科以上學校甄審辦法」,像我是長春法大畢業,就寫個:「學生梁肅戎根據淪陷區敵偽專科以上學校甄審辦法,合於大學畢業。」

當時法大已改製成國立長春大學,按理說此時應再給我們訓練半年,發個大學文憑,不是更好嗎?這是文學校的情形,武學校就更慘了。偽滿軍校畢業者,體格非常健壯,都是在東北訓練二年,日本士官學校訓練二年。當時有位王家善,日本陸大畢業,是偽滿軍校的教官。在齊世英引介下,歸順中央,還到南京,見過何應欽。當時我們建議將偽滿軍校改製成東北軍校,把這些畢業生改編成國軍主幹,中央卻一律拒絕。結果這些人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先投靠王家善設在營口的游擊隊;後來則在游擊隊備受歧視之下,威脅王家善,投奔共產黨,成為林彪部隊的主力,林彪就靠這三十萬部隊,從東北一直打到華南,把國軍完全打垮。

民國三十六年五月,共軍再度圍攻四平,陳明仁所屬七十一軍參謀長馮用民和三位師長都主張按兵不動,陳明仁卻力主親率兩個師及游擊支隊,迎頭痛擊共軍。陳明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當年北伐軍攻惠州城,陳明仁即一馬當先;這次他想如法炮製一番,沒想到情況卻完全不同。出發前,我們地方各界還到車站送他,結果一到北方的公主嶺,夜間走入大黑林子森林區,共軍利用夜襲,把兩個師和一個支隊,全部殲滅,參謀長和兩位師長都壯烈成仁,陳明仁最後靠十六位忠貞幹部帶回後方。這是一件極慘痛的事,一、二天之間,仗都還沒打,弟兄已平白犧牲,但這也是後來共軍能圍攻四平達三十九天之久(五月二十三日至六月三十日),最重要的關鍵。

四平是如何保住呢?說來很有意思,四平以鐵路分西邊的道里、東邊的道外兩區。道里是日本人興建具有堅強防禦工事的新市區,陳明仁就以他剩下的七十一軍一個師防守西區。道外則屬舊市區,較難防守,由石覺所屬十三軍第五十四師防守。陳明仁當時曾警告五十四師師長宋邦偉,不準西越鐵道,否則予以射殺。不料共軍先突破七十一軍防區,陳明仁利用車站內存放的黃豆當作沙包,仍未能阻擋共軍攻勢,鐵道西全被攻陷。陳明仁率殘部狼狽進入鐵路以東的道外,負責守道外的十三軍五十四師官兵在宋師長指揮下,英勇抵抗沿鐵路兩側,雙方進行極為慘烈的肉搏戰。歷時十餘日,如共軍不攻堅,道外後方進攻,四平早已淪陷了。稍後,國軍救援部隊新一軍、新六軍、五十三軍抵達,內外夾擊共軍,四平之圍才告解除。

⊙踏著死屍進攻四平

四平解圍後,大家對陳明仁都不滿意,主要是他侵吞東北行轅存放在四平的救濟物資。這些物資中,固然有些被拿來當作碉堡,絕大部分則被陳明仁變賣了,尤其是四平解圍之後,陳明仁賣了幾十火車糧食,發了一筆洋財。告發他的人是一位外國記者蘇努努,這位記者把陳明仁公然行搶的一舉一動都拍照存證。加以陳誠出任東北行轅主任後,屬陳誠愛將的遼北省政府主席劉翰東藉機報復。因此,不但省政府告他,即使省議會、省黨部都聯合起來告他。

先是,四平被圍時,省黨部開會,羅大愚說四平一定不保。又說東北淪陷期間,我們從事地下抗日工作,日本人沒有把我們整死,這次卻眼看就要命喪四平,實在太不值得!面對這種局勢,我們共同作成決議:一般可以掩護的同志留下幾位,主要的幹部移駐開原。當時我們如果被共產黨抓住,一定非槍斃不可,因為縣黨部委員被抓都槍斃,何況省部委員。

四平解圍後,我們省黨部人員不久即回四平,陳明仁告我們臨陣脫逃,主任委員羅大愚受到撤職查辦處分,我也被記一大過。當時陳明仁還公布一項「出入境辦法」,任何人要進入或離開四平得由他許可。因此我們回四平時,即遭到陳明仁部隊搜身。羅大愚見狀不敢回去,我因職責所在,非回去不可。此時我們再度發揮地下工作人員的力量,聯合省政府、省議會三個地方機構,到瀋陽共同把陳明仁給告垮了。當時是向東北行轅主任陳誠告發,並舉出種種數據、照片、地方人士指證等,加以老總統也有其他情報,於是便來個明升暗降,給他頒個「青天白日勳章」,實際上則把七十一軍的指揮權拿掉,由劉安棋接替。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三度進攻四平,計有五波攻勢。這次共軍發動人海戰術,把老百姓組成隊伍,一波波的往前趕,打得老百姓的屍體堆積如山。國軍也不忍心再打下去,共軍則踏著死屍,攻進四平。最後四平淪陷日有的說是三月十二日,有的則說是三月十五日,我則清楚的記得是農曆二月二日「龍抬頭」當天。

共軍之所以能發動人海戰術,以我家鄉為例,我家鄉離四平五十華里,當時共產黨到地方上,首先開群眾大會,把地主、士紳公然處決,然後威脅這些老百姓說:「你們把國民黨的地主、士紳處決了,將來國民黨回來,你們也沒命了。」

無知的老百姓不得不跟著共產黨跑,也因而被共產黨送到前線當炮灰。

◆當選立法委員

民國三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我參加第一屆立法委員選舉,獲選為第一屆立法委員。

原本我是競選國大代表,當時和我在昌圖縣角逐國大代表提名的是保定八期的張東凱,他是遼北省政府委員兼保安副司令、騎兵軍軍長。提名前,有相當規模的造勢活動。我記得有天我回老家雙廟子活動,在火車上巧遇張東凱,他半開玩笑地說:「肅戎,你要回去啥,咱們一起坐坐。」



此時有位我父親的好友陸老先生,是當地首富,田地有幾千甲,張東凱即在他家辦酒席,他勸我說:「大侄,你那邊黨員有多少,我看你讓了吧!你選不過人家的。」我說:「還得經過黨提名呀!」他又說:「你看今天這種局面,你還能選嗎?不如當眾宣布退選,花了多少錢,我要他幫你付。」

此時張東凱在旁附和著說:「你所有的經費,我替你出。」再者,他知道我負責遼北省黨部的宣傳工作,就將他經營的遼北民報給我;另外由我推薦兩位縣長人選。

對他提出的這些條件,我不為所動。當時已是傍晚六、七點鐘,我還得回老家。他派了一連騎兵護送我回去,沒想到這些馬匹一出雙廟子就瘋狂似的飛奔,把我夾在中間。還好我在大同學院受訓時,接受過騎馬訓練,否則掉下來豈不被踹死才怪。到了鴜鷺樹鎮,連長還誇我一番。可惜因我太久沒騎馬,不久我的臀部就腫起來了,出了不少膿血,整了我半個月下不了炕。

稍後,省黨部先進行投票,我和青年團合作,初選就把我選出來為昌圖縣的國大代表,張東凱列為後補。與此同時,東北行轅改組,徐鼐任行轅政務處長,提名歸陳誠負責,徐鼐就把我找到瀋陽去,並向我說:「你老弟做地下工作,對國家有貢獻,目前又負責四平黨務工作,才華出眾。不過,張東凱抗戰有功,目前是省政府委員、保安副司令、騎兵軍軍長與陳辭公是保定軍校八期同班,你老弟得讓給他。不過我不讓你吃虧,咱們把青年團的主任靳汝民拿下,換成你。」我說:「健公(徐鼐字健青),當初我們是黨團合作,互相支援,現在要我讓給別人,又把靳主任拿下,我還能作人嗎?我絕不答應。」

說完我就回四平。徐鼐不得已向旁邊的人說:「既然如此,就向中央提他改選立法委員,把高語和拉下,不過千萬不要讓他知道,否則他可能又不幹了。」後來呈報中央時,提名五位立法委員,四男一女,分別是我、劉贊周、洪聲、富靜岩一位青年黨,高語和列入後補,張東凱改為國大代表。我事先不知道結果是這樣,等到南京來電報確定後,徐鼐才告訴我,還是陳誠決定的。

選舉時,我運作黨政各界人士,把高語和也選出來。張東凱則在以黨讓黨的情況下,讓給青年黨,國大代表也沒當成。

◆從四平到南京

民國三十七年元月,我當選立法委員後,本來要到南京開會,不過此時四平情勢危急,一時出不來。不但如此,我在四平的家也已經不能再住,因為共產黨在四平潛伏的間諜,晚上利用信號彈通知共軍,不久炮彈就對準目標飛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省市黨部只好疏散到幾個不同據點。我和省黨部委員分配到省立醫院地下室,而我母親、太太和三個小孩,則被安排到一位同志家裡掩護。

四平淪陷前夕,我的職務是省黨部委員兼宣傳處長、四平市黨部主任委員、省議會駐會委員與省銀行常務董事等等。我頂著這四項頭銜,糧食配給多的吃不完,存在倉庫中,另外還有好幾份薪水,生計不虞匱乏。

當時四平實施戰時物資與金融管制,我可以利用職權,代人匯出兩百萬,凈賺一百萬,或代為運出兩火車廂糧食,可有一火車廂是自己的。但我一點也沒有拿,這是我今天可以堂堂正正告訴國人的。

以現在的眼光來看,官員不貪污是對的,但是在當時國難期間,聽有的人都拿,我不拿反而被視為「異類」。後來我逃難到瀋陽時,已一窮二白、貧無立錐之地。到南京之後更慘,簡直一身光溜溜,我太大常跟我抱怨說:「你怎會落得這樣凄慘!」

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共軍第三度圍攻四平時,首先利用大炮從北山炮擊市中心,把所有的建築物都打光。軍隊連救濟用品都沒有,受傷的官兵滿街爬行哀號。當時我守在省立醫院地下室,經過兩、三天激烈的炮擊後,發覺情形似乎不太對勁,我就向其他的同志說:「我出去看看狀況。」

乍看之下,附近地方都布滿共軍,他們紛紛往殘破的建築物內丟擲手榴彈。因為我們手臂上掛有標示,還有配槍,怕被認出,於是我趕緊回去向程東白委員說:「不得了,共產黨已經進來了。」

⊙矇混過關到南京

我們剛把標示牌和配槍拿下,隨即一陣機關槍掃射,接著手榴彈也扔了進來。不多久,進來一位共軍,手上提的衝鋒槍還不斷地冒煙,他大聲吆喝道:「還有國民黨的人員沒有,給我出來!」

我連聲說:「老百姓!老百姓!」

他說:「老百姓,不要緊,已經解放了!」

此時我和程東白說:「咱們無論如何一定要走,否則被共產黨抓到,遲早我們的身分會暴露!」我們就跑到附近一個公車站,當時有好幾百人在等車,一位共軍幹部說:「四平已經解放,我們也接管了,你們還要去哪裡?不許出去!」

我和程東白商量好,還是要想辦法出去。當我們到達城外時,眼看一波波的人往城內走,原來是共軍不讓這些人離開,否則就被抓起來。

在此之前,大多數的人都知道四平即將不保,沒有經驗的紛紛把頭髮理成光頭,因為公務員都留西裝頭,他們以為這樣可以讓共軍有所區別。萬萬沒想到共軍卻說:「剔光頭的過來,你們都是國民黨!」

我由於經驗關係,按兵不動,頭髮照舊,身穿大掛、西裝褲,裝成賣糧食的外櫃(業務員)。有些人則拿著假身分證,我也弄個假身分證,大家排成一排,一個個問。

先是剔光頭的過來,大部分公務員因此無法倖免;有時共軍會故意說:「你是國民黨員!」被問的人就說:「不是,我有證件。」共軍卻不分青紅皂白的說:「你這是假的!」併當場撕掉。

輪到我時,他問說:「大個子,我看你是國民黨!」我態度從容地說:「我是糧站外櫃!」又問:「糧食多少錢!」我一五一十的告訴他。

他半信半疑,又問我:「你有什麼可以證明你的身分。」由於先前有人證件被撕掉的教訓,我反問他:「你要什麼證明?」

就在對方以為我什麼證件都沒有的時候,我不疾不徐的從口袋中掏出證件說:「這我倒有一個。」對方說:「十個有八個假的。」

事後程東白還嚇得直發抖,我安慰他:「你是老頭,頭髮都白了,不要緊。」這樣才矇混過關。

⊙與妻兒會合

我們從四平走到瀋陽,三百多華里,還不敢經過我家鄉——鴜鷺樹鎮,怕因此被人認出我的身分。剛離開四平不久,有一天,我們的空軍來了,可能飛行員以為我們是共產黨,就俯衝過來掃射,當場打死了幾個人。

經過開原時,正好位在共產黨與國民黨交界地帶,當時我們已經走得疲累不堪,想借宿一大戶人家家裡。這戶人家,房子相當大,有上房、廂房之分。我們先是到上房,東北人家的上房也有炕,炕上坐著老太太、媳婦等人。

莊主特地出來向我們打招呼說:「你們很辛苦,先到下邊廂房去休息,待會兒再吃飯。」有位遼北選出的國大代表邱增鑒以山東腔說:「咱走不動了,咱在此休息。」說完就躺在人家炕上。

我們東北人最忌諱外人躺在主人床上,莊主馬上就說:「你們這是國民黨作風,我通知共產黨,把你們抓起來,看你們還來不來這一套。」

這下可把我們嚇壞了,我立刻打圓場說:「老大爺可別這樣!我們馬上走!」

幸好他把話說出來,如果他不說,然後暗中通知共產黨,豈不把我們葬送在此。來台灣後,邱增鑒還向我提及這段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稍後才到瀋陽,不過兩腳都起了無數水泡。

我母親、太太和三個小孩,此時也在同志率領下,往瀋陽走。他們比我更辛苦,因為母親纏小腳,手上還抱著剛出生不久的老三,我太太則背著老二,老大四歲多一點,只好自己走。我母親和我太太還教老大,如果有人問我們姓什麼,就說姓「王」。

有一天,共軍見我老大活潑可愛就問他:「小朋友,你姓什麼?」老大就說:「我姓王。」共軍又問叫什麼名字,老大脫口而出說:「我叫梁大本!」這下露出馬腳,幸好共軍沒有再問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我母親他們經過千辛萬苦才趕到瀋陽,與我會合。

⊙窮到連吃飯錢都沒有

我們從四平出來時,只求保住性命,沒有帶什麼財物,到了瀋陽後,一毛錢都沒有,生活頓時成了問題。還好我要到南京立法院開會,東北行轅贈送我五萬元流通券,領了這筆錢,剛好可以到北京。當時正值三月下旬,天氣不是很冷,一位朋友替我做了一件風衣,足以禦寒了。我們搭乘關中的父親關大成所包租的飛機到北京。

到北京後,天氣漸漸熱了,由於手頭拮据,我就到估衣鋪買「施維尼」西裝,卻被譏笑說這是給死人穿的估衣。我們本來可以從北京搭飛機直飛南京,因為當時中央可以替我們付一半的機票錢,可惜我實在湊不出另一半的錢,只好改搭招商局的輪船。

我們從天津上船到上海,一同南下的有房殿華、譚學融(監察委員翟宗泉之岳父),然後再從上海換搭火車到南京。此時已經是民國三十七年五月,正好趕上立法院開會。

到南京時,連吃飯錢都沒有,必須先至立法院領錢,才有飯吃。稍後分配宿舍,我們被分配在下關和平門附近。有錢的立法委員自己去買房子,或租比較舒適的房子,我們這些沒錢的就只好幾家擠在一幢樓房中。我分配在一樓邊上,和李惠民、武誓彭等四、五家人住在一起。

當時一方面是經濟情況實在太壞了,另一方面東北的流亡同志幾十位來投靠我們,我太太每天從早到晚得為他們準備飯食,來一批吃一次,再來一批又吃一次。直到晚上八、九點,才有得休息。後來,實在是經濟情況不允許,我們只好把這些人送到政工訓練班受訓。

就在此時,我太太又懷孕了。迫於生計,本來不想生下來,但是如果要墮胎,需二十塊美金,我連這些錢都沒有。正在四處籌錢時,碰到包一民,他說:「你就讓她生了吧!這樣對身體也不好啊!」就這句話,把我的老四給救了。老四後來台大外文系畢業,嫁給馬星野的兒子馬上庚,是位傑出的物理學博士,可惜她結婚才三年,先生就去世了。

在南京這一年,生活實在太艱苦了,為了生活,我太太將僅有的手飾都賣光了。這一年間還經過金圓券貶值階段,當時我們為了保值,私下買了一點麵粉,結果麵粉卻被人給搶了。

最慘的是我們領了薪水後得快去買「大頭」(銀元)和美金保值。由於我和王大任、莫寒竹比較熟悉,有次我們領了錢就到新街口買十塊美金。買好了,王大任才發覺他弄錯了。我們買十塊美金,就給對方等值的錢。

王大任自有十塊美金,向對方買二十塊面值的美金鈔票。結果他把自己的十塊美金鈔票給了對方之後,又再付二十塊美金等值的金元券給人家。這不但給對方等值的錢,還把十塊美金也送給人家。

為此他還埋怨我們兩個走得太快,讓他忙中有錯。試想,堂堂一位國會議員,竟然為了生計,去做這種事,不然那個月就沒辦法撐下去!

[下略]

◇以上摘錄內容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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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圍攻四平街時,為國軍所俘虜的北朝鮮共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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