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感謝程映虹這麼多年堅持不懈書寫歷史，揭露共產主義的罪惡，為活著的和死去的億萬共產主義受害者留下一份記錄。】
在中文世界裡，程映虹已經相當有名。在「百度」搜索欄輸入他的名字，有關他的辭條高達11萬2,000多條。儘管有不少條目因網路監管的原因已經打不開，但這足以說明曾有那麼多的網友轉載過他的作品。這對於一個由於政治原因其作品幾乎絕少可能在今日中國出版的學者來說，足可安慰，因為他的讀者之多，遠遠超過了許多在中國能夠自由傳播的作者。
我讀程映虹的作品，始於約十年前。吸引了我的是他那篇發表於《讀書》雜誌上的「切·格瓦拉為什麼出走？」在我看來，作者寫這篇文章的目的不在於把格瓦拉這位「塵世的耶穌」從超級神壇上請下來，更重要的是指出了共產主義理想的前路迷茫。共產主義信仰本身包含著對人性的極度貶損與改造人性的狂熱，這一精神特質必然使這個運動在人類社會陷入死胡同。而在格瓦拉身上，這種共產主義的基本特質更為明顯，這使他對現存秩序永不滿意，需要不斷尋找新的革命戰場。程映虹想闡明的「格瓦拉出走」，其實不僅僅只是行動上的出走，而是這種精神特質必然帶來的困境。因此，他在這篇文章中最後的發問是：「他（切·格瓦拉）卻為什麼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質需求？他有什麼根據把馬克思主義的根本目的說成是消除個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終革到了勞動人民的物質利益上來，這又是什麼『解放』？更進一步說，是什麼使得他自認為有權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會，而且再造個人呢？」
那時我記住了作者的名字。此後，凡看到署有「程映虹」之名的文章我必然要讀。再後來，他成了《當代中國研究》雜誌的主力作者，多年來積累之功力進入噴涌狀態，佳作綿綿不絕。
程映虹對蘇俄十月革命時期的歷史挖掘，是網絡上的搶手讀物。對於蘇俄十月革命的介紹，中文書籍可謂汗牛充棟。儘管如此，程映虹的許多短文還是以其獨特性引人入勝。我就讀過他寫的許多文章，如「高爾基從『海燕』變為『烏鴉』的故事」，「列寧的齊人之福」等。還有一篇文章我已經記不清標題了，但還很清楚地記得內容，那是談「十月革命」後蘇俄婦女的悲慘境況，她們不僅沒有在這場宣稱要「解放全人類」的共產主義革命中分享到任何「勝利果實」，她們的肉體反而成為「勝利果實」被蘇維埃的革命者按等級任意分享。
如果以為程映虹的長處只是寫些小文章披露一下共產主義運動中那被刻意掩蓋的陰暗面，那可就大錯特錯。那些小文章只是程映虹在完成大作品的同時，將大歷史的邊角余料順手拿來雕琢的小品而已。作為一位有眼光的歷史學者，他的真正功力還在於他對共產主義運動史、尤其是對毛時代「輸出革命」時期那段國際共運史的宏觀把握與深刻分析。在分析「反右」與「文革」時，中國人一直有一個見仁見智、說過千遍但其實還是沒有得出合理解釋的問題，即毛澤東為什麼要發動「反右」、「文革」這種今天看來無異於自毀的運動？程映虹的研究正好從這個角度詮釋了毛澤東發動「反右」、「文革」的國際背景，廓清了這團歷史疑雲。他的研究不僅展示了毛澤東為了爭當國際共運領袖與蘇共「鬥法」的歷史過程，還讓我們看到了毛澤東那種「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帝王氣慨，從「紅色高棉」大屠殺直到中共在東南亞國家的「輸出革命」。這些東南亞人民不堪回首的痛史後面，處處閃動著毛澤東領導的中共身影。這些中國人本應知道的歷史，在那九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今仍是「國家機密」。作為這些文章的編輯者與閱讀者，我能夠惦量出這些文字在祛共產主義之魅時將會起到的重要作用。
優秀學者對歷史研究的貢獻，可分為幾方面。一是史料方面的貢獻，即挖掘整理歷史資料，為歷史研究做基礎工作。如宋永毅在爬梳「文革」史料多年之後，終於將他整理的文獻資料匯集為一個數百萬字的資料庫，為「文革」研究作了一項利在當代、功在久遠的奠基工作。其間爬梳整理之苦、籌劃組織之難，作為學術界人大都能夠理解。但因此受到中國當局之拘捕，經歷牢獄之災，卻是生活於民主制度下的人士絕難想像之事。
二是對已有史料搜集整理，同時挖掘新的歷史資料，再在這一基礎上對歷史重新做出解釋。這方面，一個原非歷史學家的華人作家張戎女士作了傑出貢獻，無論當下一些毛澤東研究者感覺如何不舒服，她這本書今後都是研究毛澤東的人士繞不過去的一個讀本。
三是還原因種種政治因素而被嚴重扭曲的歷史。程映虹對共產主義運動史的挖掘研究堪稱這一類型的代表。做到這點，看似不難，其實卻非常不容易。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所決定的：
第一，從學術的政治需要來說，在當代國際社會，種族歧視、性別歧視、同性戀權利、殖民歷史等才是世界近現代史研究的時髦課題，共產主義運動史早已成為被研究者遺忘的角落。以美國為例，一度貴為顯學的蘇聯研究在1989年之後一落千丈，許多蘇聯研究專家不得不改做其他研究。此情此境之下，探討與現實國際政治無關的共產主義運動史自然很不容易申請到研究經費，更不是一些學術雜誌青睞的題材。
第二，從學術的理論創新來說，自由主義學說早就對共產主義理論做過入骨批判，這方面卡爾·普普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是其代表作。而對共產主義極權政治批判得最徹底的當屬漢娜·阿倫特，她在這個領域的學術成就至今仍難被超越。更兼「冷戰」結束之後，自由主義學者們失去了共產主義極權這個大敵而刀槍入庫，左派及其同血緣的新左派則因共產主義實踐的失敗而對這段歷史諱莫如深。所有這些，使得共產主義運動史研究在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不再受到關注。
第三，在中國，由於當局此刻還在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口頭上仍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這種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扒糞」工作自然不可能成為中國學者的研究課題。
就是在這條冷清的小路上，在這塊被刻意遺忘的凍土中，程映虹憑藉學者的責任感，憑藉共產主義受害者要為共產主義祛魅的信念的支撐，十幾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勤勤墾墾，從歷史塵封中掏挖出一塊塊歷史碎片，努力還原成完整的歷史拼圖，將本來屬於專業圈子共享的成果推向了公共閱讀的平台。每當聽到映虹在電話中告訴我與曉農，他又發現了新的歷史資料，可以做哪方面的研究時，我們也跟著他一道高興。
但如果將還原歷史拼圖理解為純粹的史料整理工作，那是不理解歷史研究的性質。一個好的歷史研究者，史識、史才、史德三者缺一不可。「史識」者，顧名思義，就是對歷史的見解要高人一籌，要能夠於細微處見大勢；「史才」就是歷史研究的能力，要能夠將散落在各種資料中的歷史片段串珠成線，對歷史事件或者人物條陳縷析，最後自成一家之言。更重要的是，凡研究者，從俗入雅易，由雅入俗難。
將一些簡單道理裝點成高深莫測的學術玄談比較容易，大多數研究者都有這等本事；但要將深刻的道理深入淺出，把宏大敘事化為普通讀者都願意閱讀的文章，還少有學者做到。從這點來說，程映虹還真做到了由雅入俗。而「史德」即歷史學家的學術良心。程映虹在美國大學任教，研究共產主義運動史雖然無政治壓力，但有另外一種現實利益的壓力。如果他將精力花到一些時髦話題上來，申請研究經費等會容易得多。但出於對母國的拳拳之心，出於對人類經歷過共產主義浩劫之痛，他選擇了一條崎嶇的學術道路。
人類歷史上，儘管不少統治者都有篡改歷史的癖好，但能夠自成一體的建構謊言（包括銷毀史料並建構虛假的歷史），卻只在共產主義極權國家發生。而且這類國家的統治歷史越長，在重重謊言之下辨識真相就越困難。我相信，中國總有一天會告別共產主義學說並清理這段歷史遺產。我也相信，人們也會記住程映虹這本學術論文集《毛主義革命：20世紀的中國與世界》，記住這些文章在祛共產主義之魅的過程中所起過的重要作用。
《毛主義革命：20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作者：程映虹
出版：香港田園書屋，2008年
－－原載：《當代中國研究》，2008年第1期
http://www.chinayj.net/StubArticle.asp?issue=080110&total=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