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些採訪對象和你周旋，用一個謊言來遮蔽另一個謊言，而你不斷地將假象拆穿，與他鬥智鬥勇，確實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會有種擔當道義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亞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強者，但卻最害怕陽光。
許多人知道劉萬永，都緣於《一個退休高官的生意經》一文。該文於2005年5月18日發表後被全國多家媒體轉載，社會熱議不斷，也入選了當年年底由《檢察日報》社、新浪網聯合推出的《法治影響生活2005藍皮書》。
3年過去，事件仿佛已是「舊聞」，但事實上仍有細微變化。3年內，文章作者劉萬永一直在跟蹤此事，並陸續發表相關文章。今年2月20日，其《遼寧阜新公安法院製造冤案陷害舉報者》一文面世，揭開了當年「誰導演了這樁離奇的誣告陷害案」的迷津。
近日，面對記者，劉萬永講起之前報導中尚不及講全的幕後故事，他同時強調，「一些事現在還是不能講」。
重磅選題浮出水面
2005年3月，一位朋友給我介紹一個新聞線索：當事一方是曾歷任市長、市委書記，當時已退休的王亞忱，其女兒在市警局任要職，兒子經商;另一方是當地某商場的管理者高文華，「前者利用公權侵占了後者開發的阜新商貿城近億元資產，還把後者關押了11個月」。
實際上，對王亞忱案，我的第一判斷是「黑吃黑」----官商勾結，得利後分贓不均。但從另一方面看，長期以來，權錢交易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如果此事為真，那對此典型事件進行深度剖析，也會是很好的事。
我決定進一步觀察。第二天，我見到了當事人高文華，他向我出示了大量證據，以及全國人大、全國政協關於他的案件簡報。案件的脈絡開始清晰，我心裡有底了。
2005年4月20日，《冰點》周刊開例會，大家報選題。我將這個事情報了上去：「我有一個案子。一個退休的市委書記，她女兒是市警局副局長……我的話還沒有說完，主編李大同一揮手：「不用說了，趕緊去做吧!」
會後，我進一步了解案情時發現，該案由公安部和高檢聯合督辦，遼寧省撫順市望花區檢察院執行審查，當時已有結論：高文華不構成犯罪。按照程序，應該放人，但事實上，其當時卻處於取保候審。
以新聞人的敏感度判斷，此事背後應有某種力量助推。
採訪輾轉周折
2005年4月23日，到達瀋陽後，我馬上採訪了高文華的律師周坤，她提供的卷宗讓我更詳細地了解了案情。
2005年4月26日，我趕往撫順檢察院，想採訪辦案檢察官。然而，對方卻以「不方便」為由委婉拒絕提供。見此，我返回瀋陽，當夜趕去阜新。2005年4月26日上午，我分別採訪了阜新市細河區和海州區檢察院。
事實上，在我之前，高文華家人已找過很多記者，紙媒和電視台的都有。高文華的哥哥告訴我，北京某報一個主任記者當時連資料都沒看，只聽了一點情況，當即明確表示做不了;另一家報社記者了解情況後，說發了個內參。我看到這個所謂「內參」直接對高文華家人說：「假的!」，因為這個「內參」和高家的舉報信內容基本一樣，一個記者沒有調查採訪怎麼能寫內參呢?
高家人還介紹，該記者曾在阜新商貿城調查了一個多月，主動表示願幫他們打官司，但前提是要做商貿城總經理一職，高家應允。該記者搜集到了各種齊全資料，但在與商貿城司機許寧交談時卻說，「你要舉報高文華，王曉雲(王亞忱的女兒，時任阜新市警局副局長)說給你20萬。」高家得知此事後，收回所有資料，讓該記者退出。讓高家失望的是，該記者之後去警局報案，說高文華在經營過程中有違法犯罪行為。
逐步掌握更多資料後，我決定把調查進行下去。
但採訪的難點出現：我手中的材料是「結果」，但曾經發生過什麼事，以及真正原因我不了解。必須與王亞忱當面質證，否則就很難應對極有可能出現的法律訴訟。
但是，如果王亞忱拒不見我怎麼辦?
與退休高官鬥智鬥勇
2005年4月26日下午，阜新市委宣傳部的幫助之下，在阜新商貿城5樓辦公區，我見到了王亞忱。看得出，他是個頭腦很清醒的人，多年政界生涯可能讓他相信：他可以應付任何記者。
為減緩他的牴觸情緒，我故意做出疲憊的樣子：「領導非叫我來採訪，我材料都沒看完!」
他開始和我大談特談其退休前的「政績」，說他如何搞改革，是名震全國的改革家，美國記者也曾來採訪他……同時，不停地數落著高文華不會做人，不識抬舉。來源：記者觀察・民聲
他當時的語氣讓我感覺到，他不僅是沉浸於「改革家談經驗」的光環，更是在為他和一個商人爭鬥的行為做辯解。作為記者，我需要用不同方式來引入正題：他是如何成為阜新商貿城顧問的，他兒子王曉軍在商貿城的股份是如何從37.5%到50%，最終成為商貿城董事長的。
「現在我們查清了，高文華從公司拿了1000萬元跑了。他在北京告狀，用的就是這個錢。你之所以能來，說明他錢花到位了!」王亞忱這樣和我說。
我立即反問：「王書記，你的意思是我拿了高文華的錢，還是我們報社領導拿了錢?」
「我不知道，肯定是有人拿錢了」。王亞忱這樣回應我。
採訪中途，王亞忱說：「前兩天，阜新市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教育領導小組來我家時我提出，像高文華這樣的人，如果不被繩之以法，我就在網上公開退黨。」
採訪結束前，我問：「如果案子結論與你想像的不同，你會怎麼樣?」「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他信誓旦旦。
文章就像一顆原子彈
王亞忱對我的「來訪」並沒有掉以輕心，但顯然他更相信自己雄厚的「資源」。採訪完畢，我帶著大包證據剛抵京，總編輯李而亮就找到了我，「說情的已經找來了。」我把採訪的具體情況向他做了匯報，同時表示手中的材料很紮實。「那就做吧!」李而亮回答得毫不含糊。
2005年5月18日，我的文章發表;同年5月19日，撫順市望花區檢察院宣布：高文華解除取保候審，不予起訴，無罪釋放。
接下來的一些天，我的文章被廣泛轉載。
再接下來，我接到了很多電話，對方第一句話便是：「劉記者，我和高文華的遭遇一模一樣」。
讓我感到振奮的是，2005年5月27日，遼寧省紀委、公安廳、檢察院聯合成立了「5・27專案組」，調查王亞忱及其子女的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輿論監督之所以能發揮作用，並不是媒體代替了行政或司法的權力，而是在媒體披露事實後，行政和司法迅速有效的跟進。
對我而言，這篇作品入選當年的《法治影響生活2005藍皮書》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對社會而言，假如我的文章能讓大家重新關注退休高官的生活狀態，關注他如何發揮「餘熱」，那將是很好的事。同時，雖然中紀委早有文件，禁止黨政領導幹部子弟在自己的轄區內、行業內經商，但對退休官員的相關規定，暫時還存在空白點。
高文華的哥哥說，「文章見報就像一顆原子彈，把保護王亞忱的力量『大壩』一下子炸毀了」。但我不那麼樂觀：一篇報導很難把新聞價值長久保存，時間長了，關注的人就少了。
果然，不久後王家開始了不停地起訴、反撲。
跟蹤報導的價值
文章見報的幾天後，王曉雲通過各種關係找到報社領導說情，我知道的他們至少找了三位領導，但無一例外地被拒絕了。見這一招不奏效，王亞忱發狠了：告狀!他先是到全國高檢告我「泄露國家機密」----他認為的「國家機密」，其實是我們刊登了公安部和高檢對高文華無罪釋放的決定。隨後，他又到團中央舉報，說我「緊密配合遼寧省檢察院，妄圖用輿論殺人」。
沒多久，我在報社看到了團中央信訪部門轉交過來的，王亞忱一尺多高的告狀材料，上面標明了答覆時間：10天之內。我問李大同需要我做什麼，他說，「不用理他!」這樣的回答，讓我心裡很安慰。如果沒有報社的支持，那麼記者就要獨自去承擔各種不堪設想的後果。
2005年8月4日，王亞忱和兒子、女兒分別在北京東城區法院起訴，要求我們賠償220萬元。著名律師浦志強和周澤打電話表示，願無償為我們代理這場官司。
就在我們做好應訴準備之時，王亞忱案也有了積極進展。同年9月，阜新商貿城總經理於雅君、會計科科長，阜新某律師事務所副主任相繼被刑事拘留;同年10月12日，王亞忱的兒子王曉軍被遼寧警方刑事拘留;同年11月6日，王亞忱被遼寧省多個部門組成的專案組帶走，他最後的表演是：被帶走前，強烈提出要坐自己的「奧迪」。
同年12月初，王亞忱、王曉軍被正式逮捕;同年12月13日，北京市東城區法院駁回王亞忱及其子女起訴名譽侵權一案……直至2007年，王曉雲等也相繼被判刑。來源：記者觀察・民聲
自2005年初趕赴瀋陽，到王曉雲被抓，幾年間，我一直關注並持續報導了此事件。最終，看到事件得到了圓滿解決，我很欣慰。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事件中，當事人高文華始終是一個弱者。我跟蹤報導此事，實際上也是對高文華命運的關注。如果王亞忱沒有被判刑，高文華在阜新還會面臨來自各方的壓力;如果不對王亞忱進行第二次起訴，沒有專案組去追回他挪走的資金，即使高文華重新擁有了商貿城的經營權，也只是守著空殼，前景茫然。
採訪過程險象環生
採訪此案，我多次遇險。採訪前，我了解到，在我之前，不少記者只到瀋陽與高文華的律師見了一面，之後便不再敢深入阜新實地採訪。因為他們知道面對的是警局副局長，還有治安隊副支隊長，採訪過程中極有可能被「黑」。
我永遠記得2006年10月14日。那天，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人民法院對此案提起訴訟，一審開庭。
在聽會現場，一開始我就發現很多人對我指指點點。為安全起見，我決定中午休庭時，或者第一個走，要麼最後走。結果，兩招都不管用，因為法庭外站了好多人等著我。
我硬著頭皮剛出門，就聽有人喊，「那個穿紅衣服的就是劉萬永，別讓他走!劉萬永，你是流氓記者，你為了黑錢，騙了多少人!」，在王曉雲的指認下，六、七十個人迅速向我圍堵過來。刺耳的尖叫聲、謾罵聲瞬間摻雜在一起。幾個身穿牛仔服，腳蹬運動鞋的壯漢叫囂著：「打他!打他!」一名法警拍拍我的肩膀，說「趕緊走，別理他們」。
我的第一感覺是，只要出了法院，就沒人能保證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沿著樓邊的小胡同快走，門口有計程車，我匆忙上車。司機問我去哪，我說趕緊繞幾個小胡同。我當時的感覺就是計程車開的太慢了。走了沒幾分鐘，有人打電話告訴我，「後面有三個壯漢上了計程車!」。
繞了幾個小胡同，我直奔賓館。儘管庭審尚未結束，但我還是決定當夜離開。匆匆吃點東西，之後寫稿，晚上12點寫完，發回報社後，我連夜坐車趕到瀋陽。
次日早上，文章見報，我接連不斷收到朋友、同事、家人的簡訊和電話，他們暖心的話讓我很感動：一個朋友讓我去唐山躲躲;總編陳小川告訴我如遇危險，及時通報……
近日聽說《新京報》記者採訪時被打，讓我再次想起自己的遭遇。我是幸運的，但我強烈譴責干擾記者正常採訪的行為，同時，也向所有被威脅、毆打的記者兄弟致以敬意。
逼近真相的樂趣
十年的工作經歷，讓我感觸很多。
隨著閱歷的增加，我越來越發現追求真相的樂趣。當你帶著資料去調查，看到一些採訪對象和你周旋，用一個謊言來遮蔽另一個謊言，而你不斷地將假象拆穿，與他鬥智鬥勇，確實很有趣。更重要的是，你會有種擔當道義的成就感。就像和王亞忱的「周旋」，他是黑暗中的強者，但卻最害怕陽光。
採訪過程中，我儘可能多地搜集資料，採訪更多人，儘可能讓他們多說。但是，獲知的資料越龐雜，就越考驗記者的判斷能力。這種時候，優秀的記者就應該像法官，在聽完各方陳述之後立即總結出「本案的爭議焦點」，然後才能確定下一步的採訪方向和重點。
採訪王亞忱案的最初，我就面臨了這個問題。關於商貿城發展，採訪對象說法不一，很難分辨和印證。高文華說，他的股份之所以逐步減少，是因為王亞忱動用關係網、他兒女的權力來逼他;而王亞忱則說，之所以他兒子的股份上升，是因為高文華當初出錢根本沒到位。
作為記者，必須保持公正客觀的新聞立場。我的處理方式是：基於一個問題，高文華怎麼回答，王亞忱如何回應，我一一陳列，讀者自會作出自己的判斷。
做調查性新聞，最怕的是法律之外的力量干擾。這種干擾，無形卻有力，加劇金錢與權勢的苟合，動搖公眾對法律的敬畏。
有諸多干擾，那做還是不做----要看記者堅持的信念。我一直牢記二戰時德國新教神父馬丁・尼莫拉的懺悔----起初他們追殺共產主義者，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最後他們奔我而來，卻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
同理，如果我們不去維護正義和公平，下一個受害者可能就是我們自己。而一旦報導，或者事件得到解決，或者有助於法制完善，有助於社會進步，那更重要。
記者的職業生涯也就二、三十年，如果有一天老了，回頭看看年輕時少做了很多事，那就很悲哀。所以，現在，我得突破自己。
直到今天，王亞忱案仍然沒有終結，更多真相還在陸續浮現，我會一直跟蹤報導。同時，我也會繼續努力，給讀者呈現更多更好的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