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九月中旬，習當局召開了一個特別會議，稱為「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在這個歷時兩天的會議上，主要講話人是身兼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政治局常委蔡奇，他同時傳達習近平的指示。
蔡奇和習近平稱讚各級政府和黨委的辦公廳、秘書長、秘書，「黨的十九大以來，全國黨委和政府辦公廳圍繞中心、服務大局，有效發揮統籌協調、參謀助手、督促檢查、服務保障等職能作用，紮實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經受了許多大戰考驗，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其中，「督促檢查」、「大戰考驗」等詞句，暗示秘書幫在監視各級官員、幫助習派奪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由此證實，習近平奪權，果然使用了史達林手段：通過安排安插專職秘書、專職司機、專職廚師、專職護理等，監視監控其他高級領導人和政治老人，把秘書幫變成習派的眼線或臥底。
於是，這回的「全國黨委和政府秘書長會議」，蔡奇和習近平試圖把相關經驗推廣到全國，令秘書幫進一步把全國各級官員都監視監控起來。明確要求他們：胸懷「國之大者」（指習近平），堅定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維護習），始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同習當局保持一致）。要強化政治擔當，要提升政治能力，要落實政治責任，云云。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倚重秘書幫，明確由他們來監控各級官員和將領，既是習派的一貫做法，也有當前的權鬥背景。習近平強行進入第三任之後，反習、叛習事件不斷，且愈演愈烈。除了外交系統的棄暗投明（秦剛大案），更有軍方的棄暗投明，包括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國防部、總裝備部（裝備發展部）等高層（如李尚福大案），盡都涉嫌所謂「裡通外國」，即棄暗投明。證明習時代黨心、軍心不穩，官員黨員口服心不服，普遍離心離德。
近期有各方報導，火箭軍司令李玉超出事，就源自他的秘書告密，告他有反心或裡通外國。習近平聞訊，急忙行動，來了個先下手為強。包括李玉超（火箭軍司令員）、徐忠波（火箭軍政委）、魏鳳和（前國防部長、火箭軍首任司令員）、張振中（火箭軍副司令員、副總參謀長）、劉光斌（火箭軍副司令員）、吳國華（火箭軍首任副司令員，自殺身亡）等火箭軍高層全體覆沒，竟毀在一個小秘書手上。
說到秘書幫，其實，躥升高位的習家軍中，出身秘書者甚多。諸如蔡奇、李強、丁薛祥等，盡都當過習近平的秘書，竟齊齊高升到政治局常委層面；但在習近平面前，他們的實際地位低微，如跟班、如僕從、如跑腿的辦事員，大大削弱了政府的治理能力。
讓秘書當眼線，類似歷代專制王朝的監軍；但秘書幫更類似歷代王朝的宦官階層，因為，他們既不是領兵的將領，也不是行政的官員，文不能治國，武不能安邦，竟成為朝廷中的第三勢力，偶爾還凌駕於文武大臣之上。多代王朝出現宦官當政，往往預示王朝沒落、走向毀滅。諸如秦二世時，朝廷大權落入太監趙高之手，秦朝也亡於趙高之手；東漢末年，出現「十常侍」（十大宦官）把政，朝廷內亂不止，演變成天下大亂；明朝後期，有太監魏忠賢專政，是明朝由盛轉衰、最終覆滅的分水嶺。
習近平和蔡奇公開起用、重用、倚重秘書幫，其實質，就是太監政治的復活、宦官政治的復辟。表明，飽經專制政治的沉疴和演繹，紅朝也終於走到這一步：太監當道，宦官把政。不僅從現實危機上、也從理論邏輯上證明，當今的習時代，極可能就是共產紅朝的末期，正步入動盪不安和風雨飄搖的最後時期。
一黨專政的中國，曾經歷改革開放，曾實行集體領導制和領導人任期制，竟遭習近平一手破壞、一夕復辟，重新搞起一人獨裁。習近平復辟輕易成功，本身就是紅朝氣數將盡的症兆。一人成功而全黨失敗，共產中國或正加速逼近它的終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