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危機爆發至今已近兩個月了，事件發生後，國際輿論一片譁然，並由此帶來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對於即將在8月召開的北京奧運產生了負面影響；而首先受到衝擊的就是在世界各地奧運火炬的傳遞，抗議聲使中共處於尷尬的境地，並成為奧運歷史上空前的難堪之舉。在國際輿論和各國政要的壓力下，4月25日，中國官方的新華社發布了"考慮到達賴方面多次提出恢復商談的要求，中央政府有關部門準備在近日與達賴的私人代表進行接觸磋商。"的消息，《人民日報》和中國中央電視台同時轉發。新華社的消息是在中國總理溫家寶與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會晤之後不久發布的，巴羅佐在同溫家寶會談之後說，"中國似乎願意討論除了主權問題以外的所有議題。"
雖然新華社的消息顯示，中國決定與達賴喇嘛的代表會面是達賴喇嘛一再要求的結果；然而西方媒體普遍報導說，中國的決定是迫於國際壓力。《紐約時報》4月 26號的報導說："中國星期五看來是向國際壓力讓步，中共政府宣布將與達賴喇嘛的代表見面。""中國宣布這個決定的時機顯示，執政的共產黨希望化解3月 14日西藏自治區首府拉薩爆發暴力抗議示威，而且隨後擴大到中國西部其它藏區以來國際上對中國的批評。"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4月25日的報導也說，中國的決定是迫於國際壓力。報導說："包括美國總統布希和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在內的世界各國領導人最近敦促中國恢復對話。"CNN駐北京記者約翰.沃斯報導說："恢復對話可以在奧運會即將開始之前為北京領導人爭取一些喘息的空間。國際壓力有可能給奧運會罩上陰影，中國領導人正在爭取減緩國際壓力。"雖然從中國和西方的媒體在事件的表述各異，但有一點卻是相同的，那就是中共將和達賴進行對話。當達賴喇嘛的代表到達深圳之時，有專家分析說，會談雖然時機敏感，但不太可能出現任何突破。有人認為"本輪會談結束時，我們會聽到雙方同意進一步舉行談判，而且都同意應該穩定西藏局勢，並在未來談判中討論重要議題。除此之外，就不會有太多的結果了。"
對於這次對話，達賴喇嘛明確表示，歡迎嚴肅會談，僅僅見面則沒有意義。而中國政府則提醒達賴喇嘛要珍惜這次機會，承認當前的形勢，改變他的立場，並採取取具體措施終止他的暴力罪行、停止破壞北京奧運和分裂活動，為下一步的會談創造條件。從上述的各方面的意見、尤其是會談雙方的態度可知，這次會談出現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聯想到達賴喇嘛代表到達的這段時間裡，中共開動一切宣傳機器，以密集的炮火批判和揭露"達賴集團"，以及那位西藏王張慶黎所謂的"你死我活"的鬥爭的愚昧無知，很難使人們對這次會談抱有更多希望。難道這次會談真的就成為沒有意義的見面而已？如果真是這樣的結果，對達賴喇嘛來說也就無所謂珍惜不珍惜了。不過，對於這次人們並不看好的會談，我倒覺得是中共難得的一次歷史機遇，希望他們一定要珍惜，而不是應付了事。
所謂1959年的西藏叛亂，雖然各種緣由錯綜複雜，但我們更應該看到，這次反抗或是反叛，以及達賴的出走，則是毛澤東極端的階級鬥爭哲學必然的、符合邏輯的結果。因為在毛澤東眼裡，"民族鬥爭，說到底，是一個階級鬥爭問題。"既然他本人抱著這樣一個偏見，西藏問題最終要走向極端也就在情理之中。所謂藏區的民主改革，與內地的土地革命、對資改造並無實質上的差別，只不過對藏區換了一個說法而已。1956年，中共雖然宣布了六年不改的方針，即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不進行改革，第三個五年計劃期間是否改革，毛澤東表態說："要待西藏大多數人民群眾和領袖人物認為可行的時候，才能作出決定，不能性急"。但毛澤東說的話並非真話，敷衍而已。他一腦子的專制帝王思想，秦皇漢武都不在話下，更何況你一個小小的西藏？事實上在康區早就大動干戈，民主改革已是轟轟烈烈了。康區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四川，但你很難從文化和民族的角度上把他們一刀切開。早在1955年12月四川省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甘孜州出席會議的樊執中、沙納等13名代表向大會提出了甘孜州進行民主改革的提案，大會不但通過了這個提案並作出了在甘孜州進行民主改革的決議。這就是說，所謂六年不改的方針話一句爾，一種安定藏民的謀略而已。這種說一套做一套，出爾反爾、分而治之的政治伎倆，才是所謂西藏叛亂的根源所在。從1956年起，康區就開始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尤其是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以階級鬥爭是主要矛盾之說，推翻了八大的決議，政治上的左傾和極端已成大勢。從黨內黨外到內地各個領域，從57年的反右到緊接其後的大躍進、人民公社，烏托邦的冒進已經到了狂熱的地步，毛澤東的高燒已經41度了，誰能相信他在西藏問題上還會是冷靜的頭腦？何況這個無神論者此時正神經兮兮地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要超英趕美，他哪裡還會在乎十七條，在乎民族和睦，尊重宗教信仰？如果我們不把西藏59年的問題放到這樣一個政治背景上去理解，西藏問題的責任永遠都在達賴身上！因此，我們不能始終站在大漢族主義的立場上來看待歷史，更不能帶著皇權專制的偏見來處理民族問題。
正是這樣一個重要的歷史背景，毛澤東在民族問題上的強硬態度更是必然。這種強硬、極端的的立場，加之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的政治哲學，很快就蔓延到了康藏地區；加快了所謂民主改革的步伐，搞得藏人的中上階層人心惶惶，不是就地反抗，就是逃往拉薩，聚集起了一股對中共不滿的政治力量。而這些人後來也成了反抗或反叛，最終跟隨達賴流亡的一股重要勢力。對此，1959年4月15日毛澤東自己在第16次最高國務會議上就毫不隱諱地承認："四川省人民代表大會開會，商量在藏族地區搞點民主改革，聽了一點風，立即就傳到原西康這個區域，一些人就舉行武裝叛亂"。如果毛澤東的說法是事實，那麼阿沛??阿旺晉美最近對59年西藏叛亂真相的說明一文中講到："在西藏從和平解放到1956年，在貫徹執行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達成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方面，沒有任何違背協議的地方。因此，對西藏工作提不出任何意見。但是在康區和甘青等藏族地區的民主改革中，有一些不好的做法，希望中央予以重視並認真糾正。周總理採納了這個意見。"就是自相矛盾，值得商榷。既然沒有任何違背協議的地方，你讓中央認真糾正什麼？語無倫次！至少，事情絕非是阿沛??阿旺晉美所說的那麼簡單。對於這段歷史，胡耀邦曾說到："59年的拉薩事件，我們把它忘了，大家向前看，不再提了"，正因如此，我們就沒有必要再去爭論59年拉薩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非曲直，這些都可以留給後人去解讀。重要的是我們對待西藏問題的現在該如何解決，才是值得我們去努力爭取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對大量的歷史遺留的問題進行甄別處理，從胡風事件到彭德懷、劉少奇，以及彭、羅、陸、楊到薄一波等人的叛徒集團，當初哪個不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最後審查結果，哪個又不是冤假錯案？而所謂的西藏叛亂的真相又如何呢？未必就此一件是個例外？57年以整風為名，實則是引蛇出洞，目的就是要把曾經是中共盟友的民主黨派趕出權利中心。對自己的盟友尚且如此，更何況被稱作農奴制度的代表的三大領主？毛澤東對達賴喇嘛就網開一面？能和他們和平共處？多少年以來，我們總是把別人拖到馬列鏡子的面前，說人家這裡有問題，那裡不乾淨，總而言之妖魔一個；唯獨自己在馬列的鏡子裡卻是千般妖嬈，萬種風情，好看得很！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做了多少醜事？他本人是人是鬼眾所周知，根本無需誰來妖魔化他。我們不能一涉及到民族問題，大漢族主義的毛病就一股腦兒地涌將出來，擺出一副誓不兩立、拼個你死我活的架勢來。就是不問是非曲直，不講天理良心。所謂西藏叛亂怎麼能只說藏人鬧獨立，偏不說中共的霸道和毛澤東的無賴呢？在民主改革的承諾上，明明是中共失言在先，藏人反抗在後，豈能將責任一推了事？把屎盆子扣在達賴頭上？好在改革開發之後，中共黨內那些有遠見的政治家，打破了解決西藏問題的堅冰，鄧小平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1979年明確地對達賴喇嘛的二哥嘉樂頓珠先生說過："除獨立外，什麼都可以談。" 而鄧小平的這個表態，得到了達賴喇嘛的良性回應：放棄西藏獨立，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下解決西藏問題。有鄧小平的"尚方寶劍"，有達賴喇嘛的放棄西藏獨立、堅持走中間路線的承諾，西藏問題為什麼談了這麼多年就是得不到實質性的進展呢？其要害就在於中共黨內那股極左思潮沒有得到應有的清除，一黨專制的霸道沒有絲毫改變；那些吃的是反分裂的飯，升的是反分裂的官，發的是反分裂的財的人才敢於從中作梗；才敢於置民族和睦於不顧，置國家安危於不顧！
今年3月的西藏危機，表面看是壞事，但最終引出中央政府與達賴中斷了許久的談判重新開始，壞事也許又會引出好結果來。中共的新聞發言人在宣布這一消息時說到，希望達賴珍惜這次談判的機會，其實應該反過來講，中共更應該珍惜這次機會。因為中國在經過30年的經濟改革，經濟實力有了一定發展的同時，由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滯後，國內的種種矛盾日趨激化，政治體制改革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已經走到盡頭，而中共至今扛著這面旗幟不敢扔，什麼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枯燥無味，毫無創意，連花言巧語都說不上。真是不到黃河心不干，不鬧出亂子不鬆口？中國正處於政治轉型的前夜，同時也是中共處於自身前途的十字路口，嚴峻的現實，將迫使中共不得不面對。何去何從？當然是擇善而行。這就是說，在這個歷史的緊要關頭，中共的高層領導不但需要政治的大智慧，行動的大氣魄，同時也需要各種有效的政治、文化乃至宗教的資源。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是使西藏問題因對抗而成為負擔和壓力，還是因和解而成為資源和動力呢？這當然是一個值得中共認真思考的大問題，也是我認為這次談判更是中共應該珍惜的一次重要機遇的理由所在。
自17大以來，中共講科學發展觀，講思想解放，講軟實力，西藏問題的解決不正需要講科學，講思想解放，講軟實力的時候嗎？講科學發展，就要老老實實地學習，學習現代的政治文明，而不是學習皇權政治的陰謀詭計、帝王之學。才能懂得什麼是共和，什麼是民主，才能和專制獨裁一刀兩斷，才能懂得如何與少數民族和睦相處。有了這些現代文明的ABC,才能從毛澤東血腥政治的泥潭中爬出來，才不至於在現代政治舞台上，冷不防又轉出幾個農耕時代的土老冒政客。不要再迷信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胡說八道，因為在歷史上丟掉政權的沒有哪個沒有槍桿子。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不過是是農耕時代的馬上得天下的翻版，即便是那個時代的政治家，也懂得馬上是治不了天下的。馬上治天下是指那些峙力者的愚昧，而不是政治家的智慧。所以與達賴的談判，並不只是達賴的機會，更是中共自己的機會，是化解這些年積累的大量矛盾，學習、實踐現代政治文明，順利實現政治轉型的重要機會。不能依靠那些吃反分裂飯的人來解決西藏問題，更不能依靠黨內所謂的強硬分子 ——實則是極左分子來解決西藏問題，這些人從來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從這個意義上講，西藏就不是什麼問題，而是中國由民族和睦並走向現代、走向富強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和文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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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議報》第35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