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傑：中國到底有多少窮人？
去年12月，世界銀行公布了旨在測量購買力平價(PPP)的《國際比較計劃》(ICP)，由於中國的PPP被下調，結果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被「高估了40%」。由於數據採集上的種種問題，這一估算的結果引起了不少爭議。此外，經濟總量被打了個六折，人均GDP自然也不能倖免，這樣一來按「1美元/天」的國際標準，中國的貧窮人口將比先前估計的多了多少也是各界關注的問題。日前，世行發展研究組的陳少華和拉瓦雷發表的研究報告《China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大概可以為這些疑問提供一些答案。
ICP的中國數據採集自11個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寧波、青島、廣州、廈門、大連、哈爾濱、武漢、重慶及西安)，排除了中國的落後地區，這是其樣本代表性受到質疑的原因。去年在有關數據公布後，筆者曾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僅以這11個城市的統計樣本評估中國的物價水平，將掩蓋了我國城鄉間和地區間存在的巨大物價差異；二、這11個城市中有7個在東部沿海地區，只有4個來自中部地區和1個來自西部地區，比重上並不合理，尤其是京滬穗這些城市的物價水平和居民消費能力並不能代表普通城鎮的水平，選一個都太多。與此同時，國際學術界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在數據採集和統計匯總等方面提出了類似的質疑，全部指向的都是世行數據可能存在的巨大偏差。
面對這些質疑，該研究的作者查詢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負責人員，並被告知這樣做的原因，是這11個城市有ICP此輪調查中供國際比較之用的參照商品，而這些參照商品在其它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並不易找到。對於比重不合理的問題，統計局的答案是已用了不同的加權數調整了比重，消除了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抽樣結果在總樣本中失衡的問題。統計上存在的這些客觀困難值得體諒，但這些數據是否有代表性是另一個問題。陳少華和瓦拉雷在重新分析這些數據後便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兩位作者在報告中指出ICP調查得出的中國物價指數「並不能代表中國的農村地區」，由於這些地區的物價較低而食物占居民日常開支的比例較城市地區更高，即使調查了加權數也「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結果」。這兩點結論說明ICP的中國數據只能代表「城市中國」，證實了筆者幾個月前的質疑。
在如何統計中國的貧窮人口的問題上，由於PPP使中國經濟總量「縮水」，有意見認為中國的貧窮人口將隨著人均GDP的下調而大幅增加。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凱德爾(Albert Keidel)便認為按「1美元/天」的標準統計，中國的貧窮人口將有三億之多，較現時估計的七到八千萬多出三倍。陳少華和拉瓦雷的研究並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他們認為以1986年物價為基準的「1美元/天」的標準未有與時俱進，認為應該採取2005年基準的「1.25美元/天」的新標準；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存在嚴重的偏差，ICP里關於中國的PPP「高估了中國的生活成本」，因此中國可能的確較此前估算的窮，但中國貧窮人口的購買力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卻是另一回事。
因此，該項研究認為，按新的PPP並根據1.25 美元/天的國際標準估算，中國的貧困人口為2.04億，較之前估計的高出1.3億。與此同時，按這個新的統計方式，中國改革開放前期的貧困人口也相應增加了，而中國在扶貧方面成績因此比原來想像的還要大：1990到2004年間，有4.07億中國人脫貧，而原來估計的只有2.5億。坦率地講，這些數字的變化，最終只是經濟統計的「遊戲規則」改變產生的結果，與真實生活中變化毫無關係。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我們的貧困人口還是先前估計的七八千萬，這仍是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我們的扶貧之路仍任重道遠。
去年12月，世界銀行公布了旨在測量購買力平價(PPP)的《國際比較計劃》(ICP)，由於中國的PPP被下調，結果顯示中國的經濟總量被「高估了40%」。由於數據採集上的種種問題，這一估算的結果引起了不少爭議。此外，經濟總量被打了個六折，人均GDP自然也不能倖免，這樣一來按「1美元/天」的國際標準，中國的貧窮人口將比先前估計的多了多少也是各界關注的問題。日前，世行發展研究組的陳少華和拉瓦雷發表的研究報告《China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大概可以為這些疑問提供一些答案。
ICP的中國數據採集自11個大型城市(北京、上海、寧波、青島、廣州、廈門、大連、哈爾濱、武漢、重慶及西安)，排除了中國的落後地區，這是其樣本代表性受到質疑的原因。去年在有關數據公布後，筆者曾提出了兩個問題：一、僅以這11個城市的統計樣本評估中國的物價水平，將掩蓋了我國城鄉間和地區間存在的巨大物價差異；二、這11個城市中有7個在東部沿海地區，只有4個來自中部地區和1個來自西部地區，比重上並不合理，尤其是京滬穗這些城市的物價水平和居民消費能力並不能代表普通城鎮的水平，選一個都太多。與此同時，國際學術界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在數據採集和統計匯總等方面提出了類似的質疑，全部指向的都是世行數據可能存在的巨大偏差。
面對這些質疑，該研究的作者查詢了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有關負責人員，並被告知這樣做的原因，是這11個城市有ICP此輪調查中供國際比較之用的參照商品，而這些參照商品在其它地區(尤其是農村地區)並不易找到。對於比重不合理的問題，統計局的答案是已用了不同的加權數調整了比重，消除了東中西三大地區的抽樣結果在總樣本中失衡的問題。統計上存在的這些客觀困難值得體諒，但這些數據是否有代表性是另一個問題。陳少華和瓦拉雷在重新分析這些數據後便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兩位作者在報告中指出ICP調查得出的中國物價指數「並不能代表中國的農村地區」，由於這些地區的物價較低而食物占居民日常開支的比例較城市地區更高，即使調查了加權數也「不可能得出可靠的結果」。這兩點結論說明ICP的中國數據只能代表「城市中國」，證實了筆者幾個月前的質疑。
在如何統計中國的貧窮人口的問題上，由於PPP使中國經濟總量「縮水」，有意見認為中國的貧窮人口將隨著人均GDP的下調而大幅增加。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凱德爾(Albert Keidel)便認為按「1美元/天」的標準統計，中國的貧窮人口將有三億之多，較現時估計的七到八千萬多出三倍。陳少華和拉瓦雷的研究並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他們認為以1986年物價為基準的「1美元/天」的標準未有與時俱進，認為應該採取2005年基準的「1.25美元/天」的新標準；另一方面，由於中國的統計數據存在嚴重的偏差，ICP里關於中國的PPP「高估了中國的生活成本」，因此中國可能的確較此前估算的窮，但中國貧窮人口的購買力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卻是另一回事。
因此，該項研究認為，按新的PPP並根據1.25 美元/天的國際標準估算，中國的貧困人口為2.04億，較之前估計的高出1.3億。與此同時，按這個新的統計方式，中國改革開放前期的貧困人口也相應增加了，而中國在扶貧方面成績因此比原來想像的還要大：1990到2004年間，有4.07億中國人脫貧，而原來估計的只有2.5億。坦率地講，這些數字的變化，最終只是經濟統計的「遊戲規則」改變產生的結果，與真實生活中變化毫無關係。對於中國的老百姓，即使我們的貧困人口還是先前估計的七八千萬，這仍是相當於一個歐洲大國的人口，我們的扶貧之路仍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