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晚年眾叛親離，「竹帛煙消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唐人章碣的這首詩，據說他曾手書送給傅斯年，當時抗戰勝利前夕，為促進國共兩黨和談，傅斯年與六位國民政府參議員親赴延安斡旋和平；然而卻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成為毛澤東自己晚年的寫照。林彪被毛澤東害死以後，毛終於承認自己一生都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這位毛猴子夢想廢掉四書五經，讓林彪給他編輯的《毛主席語錄》，企圖取代孔子的門徒所編輯的《論語》，冒充中國生活的指南，好讓他這個缺乏高等教育的湖南遊民，冒充中國的精神領袖。
    
    毛澤東這位遊民隊長為什麼會想起來要冒充精神領袖呢？
    
    我們注意到，由於長期的、綿延四百多年的外國征服，中國人已經習慣於高壓的、蠻不講理的軍事統治和屠殺政策。這樣的社會是無視精神領袖而只看軍閥臉色行事，而且會進一步慫恿軍事領袖去冒充和扮演精神領袖。難怪中華民國的政治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政治，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更與「人民」毫無相干，完全是軍閥的天下。天下被說成是軍閥們用槍桿子打下來的，就好像一隻鳥那樣。在這些醜陋的共和時代，軍閥們掌握了議會，而軍閥們之所以需要意識形態，也只是「拿來」作為自己放肆地進行燒殺搶劫的遮羞布，為自己的「合法性」製造一個勉為其難的「基礎」。
    
    亂世的基本信仰就是「人格混亂乃是生命鼎盛、活力充沛的結果」。人們把朝令夕改看作治國能力的體現。現代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亂世，它崇拜的是喪失原則的僭主。而要擺脫亂世的糾纏，就必須回歸「人格的單純」。人格單純其實才是生命鼎盛、活力充沛的結果。朝令夕改則是喪失治國能力的體現；治世的基礎，是堅持原則、崇拜制度。
    
    1900年以來的百年中國歷史表明，中國人始終生活在彼伏此起但綿延不斷的亂世中，現代中國人把這個亂世叫作「民國」，或者多加了幾個字叫做「人民共和國」。在這個名為共和政治、實為軍閥政治、寡頭政治、僭主政治的亂世下，中國人顯得非常缺乏政治能力。不僅大陸本土和台灣等離島是如此，中國人在各國建立的「唐人街」也充分說明了這一點。那裡公共事務的特點是「一塌糊塗」，「髒亂差」橫行霸道，體現了「失去脊樑」的社會成員所具有的「沒有規矩」的特徵。這些人不是「沒有家教」，而是受到了「只顧自己、不管閒事」等缺乏公德的「家教」。
    
    在「共和政治」下，中國人上演了「文革」這樣無恥的鬧劇、醜劇，甚至五胡亂華、蒙古入侵、滿洲竊奪，也沒有造成左派掌權這樣慘烈的災難。因為左派掌權的背景正是類似五胡亂華、蒙古入侵、滿洲竊奪的蘇聯入侵，而且在蘇聯入侵這個現代的五胡亂華、蒙古入侵、滿洲竊奪之上，還要加上那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造中國」以及山溝里的「愚公移山」。對於一個斷了脊梁骨的民族，這樣的災難已經見怪不怪。查查中共的「祖國」蘇聯，正是由於俄國在日俄戰爭和一次大戰的先後失利，使得沙皇威信終於完結，酗酒成風的俄羅斯人於是失去了最後一根支柱，淪為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這時候布爾什維克才得以趁機作亂，靠著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史達林」意為「鋼鐵」〕才能造成一個馬列主義的蘇聯政權。
    
    但是另一方面，即使像文革這樣的鬧劇、醜劇，也還是需要圍繞一個偽君子〔毛澤東〕，來演出其個人崇拜；也需要以一個偽共和制加偽君主制來推行其全面專政。可見，君權功能確實是中國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即使在毛澤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嚎叫下。
    
    作為民國首任總統的袁世凱，就為毛澤東做了一個惡劣的示範。在他的總統就職宣言中，便將傳統的綱常禮教歸納為「忠」「信」「篤」「敬」，並根據嚴復的提議，在1914年11月3日頒布的《箴規世道人心》的告令中，宣布「忠孝節義」為「中華民國的立國之精神」。
    
    在清末民初的中央政權逐漸失去地方控制權時，原先在社會勢力分層中處於邊緣的地方軍事勢力，逐漸完成了「地區中心化」的過程，而急劇膨脹的軍事權威成為無序化社會的主導者。而後來的獨裁者毛澤一開始是積極主張聯省自治的，他說：「我主張中國原有二十二行省三特區兩蕃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由人民〔也就是像毛澤東這樣的無業游民〕建立二十七個國。」 他認為實現聯省自治尚無條件，最好的辦法是「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他甚至設計了「湖南共和國」的方案。
    
    毛在1920年9月3日的長沙《大公報》上發表一篇《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宣稱：「既然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時期內完全無望，那麼最好的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二十二個行省叄特區兩藩地合共二十七個地方，最好分為二十七個國。」毛的主張顯然比十年以後偽滿還要激進。
    
    《毛澤東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澤東早期文獻》編輯組合編，1990年版〕中有篇文章《打破沒有基礎的大中國，建設許多的中國從湖南做起》〔1920年9月5日〕，文中說，「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國，盡可以說沒有中國，因其沒有基礎。」這個「無中國論」不僅重申「二十七個中國論」，還鼓吹「我們[湖南人]絕對不干涉別人的事」，也「絕對不許別人干涉我們[湖南人]的事」。〔《絕對贊成「湖南們[門]羅主義」》[1920年9月6日]〕
    
    毛文《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1920年9月6-7日〕更無知地宣稱：「小組織受束於大組織，事事要問過中央，事事要聽命別人，致造成今日之惡結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決自治，遠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氣，居全國之先，使無所謂中央者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個新湖南嗎？」真是一個小地方、未開化的苗蠻。
    
    毛文《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1920年9月26日〕說，「我又覺得湖南自治運動是應該由『民』來發起的。假如這一回湖南自治真箇辦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於『民』，乃在於『民』以外，我敢斷言這種自治是不能長久的。」
    
    在1920年雙十節發表的《反對統一》一文，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中國的事，不是統一能夠辦得好的。」「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每朝有幾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個條件得來，就是殺人多，流血多。」可見二十七歲的毛澤東歷史知識是多麼貧乏，還不如一個普通的中學生。
    
    毛澤東還叫囂說：「中國之大，太沒有基礎，太沒有下層的組織。在沙渚上建築層樓，不待建成，便要傾倒了。中國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個建在沙渚上的樓，個個要傾倒，就是因為個個沒基礎。四千年的中國只是一個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經營，多少學者的論究，都只在一個空架子上面描寫……因此我們這四千年文明古國，簡直等於沒有國。……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甚麼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中國人有甚麼多大的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甚麼大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
    
    毛還吹捧地方分裂主義說：「胡適之先生有二十年不談政治的主張，我現在主張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們羅主義，各省關上各省的大門，大門以外，一概不理。國慶是慶中華民國，我實在老不高興他。特為趁這國慶，表示我一點反對統一的意見。」
    
    毛文所表達的，其實完全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權力欲望。馬基雅維利式的權力欲望的突出表現在於：聯省自治運動最有力的反對者是那些在未取得政權之前支持或同情聯省自治的人，這些鼓吹聯省自治的政客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越接近權力、手中的權力越多時，他們就變得對聯省自治越是反感。除了毛澤東，陳獨秀與孫文也是如此。這從反面證明，聯省自治與中央集權相悖。
    
    陳獨秀早先曾參與過陳炯明的廣東省自治政府，主管過教育，但後來主張組織一個強大的政黨，以武力來統一中國，成為聯省自治的反對者。孫文本也主張中國實行聯邦制，贊成聯省自治。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他在巴黎發表談話：「中國於地理上分為二十二行省，加以三大屬地即蒙古、西藏、新疆是也，其面積實較全歐為大。各省氣候不同，故人民之習慣性質亦各隨氣候而為差異。似此情勢，於政治上萬不宜於中央集權，倘用北美聯邦制度，最為相宜。每省對於內政各有其完全自由，各負其統御整理之責；但於各省上建設一中央政府，專管軍事、外交、財政，則氣息自聯貫矣。」〔陳定炎：《陳炯明研究．研究資料》〕但後來孫文的羽毛豐滿，認為聯省自治妨礙了他的武力統一計劃；到晚年，孫文對聯省自治乃至聯邦主義更是敵視，在其《三民主義》中痛批聯省自治。
    
    毛後來也成為武力迷信者，他在1938年11月6日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的《戰爭和戰略問題》中說：「外國的資產階級政黨不需要各自直接管領一部分軍隊。中國則不同，由於封建的分割，地主或資產階級的集團或政黨，誰有槍誰就有勢，誰槍多誰就勢大。」對近代中國「軍閥建國」的權力產生方式的進行了概括，預示中國正在進行預謀的軍閥建國。
    
    同樣，毛對尊孔和孔教的態度，表面上和民初的軍閥相反，其實都是為了抓權。民國初年是秩序變轉型時期，孔教等傳統價值觀可以成為穩定社會秩序的重要資源，特別是軍隊的成員來自於農村社會，其對新觀念相對滯後，所以傳統的價值觀念更有發揮其作用的空間。民初軍閥們的尊孔措施，很大程度上是傳統社會裡制度化了儒家之翻版，如重新厘定祭孔的儀式，對孔門後裔進行冊封等等。
    
    如1913年6月22日袁世凱的發布「尊孔崇聖令」：「……近自國體改革，締造共和，或謂孔子言制大一統，而辨等威，疑其說與今之平等自由不合。淺妄者流，至悍然倡為廢祀之說，此不獨無以識孔學之精微，即於平等自由之真相亦未有當也。……天生孔子為萬世師表，既結皇煌帝諦之終，亦開選賢與能之始，所謂反之人心既安，放之四海而准者。……值此詖邪充塞，禮法蕩然，以不服從為平等，以無忌憚為自由，民德如斯，國何以立。……根據古義，將祀孔典禮，折衷至當，詳細規定，以表尊崇，而垂久遠。」雖然羅永紹等議員以「違反約法信仰自由」對這項命提出質疑，但是1914年2月7日袁世凱和民國政府依然發布「規復祭孔令」規定：「因襲歷代之舊典，議以夏時春秋兩丁為祭孔之日，仍從大祭，其禮節服制祭品，當與祭天一律。京師文廟應由大總統主祭，各地方文廟應由長官主祭。……其他開學首日，孔子生日，仍聽各從習慣，自由致祭。」同年2月20日又發布了《崇聖典例令》，其中第一條規定：「衍聖公暨配祀賢哲後裔膺受前代榮典祀典，均仍其舊。其公爵按舊制有宗子世襲，報經地方行政長官由內務部核請承襲。」第四條規定「聖賢后裔，舊有五經博士等世職，茲均改為奉祀官，世襲主祀。」並每年可從國家獲得固定的祭祀費用和設立專門的「聖廟執事官」。
    
    這種原則很快也體現在具體的行政措施中，蔡元培比較激烈的將孔子及儒學從一般的教育體系排斥出去的教育綱領在不長的時間內被終止。由此而來，各地尊孔讀經之風復燃，並被認為是解決日趨活躍的學生運動的手段。湯化龍的《上大總統言教育書》〔1914年〕最具代表性。他說：「化龍洞觀世變，默察民情，知非明定教育指針，昌明道德，不足以正人心而固國本。深維孔子之道，最切於倫常日用，為舉國所敬仰，其言行多散見於群經。歷代本其訓詁、詞章、性理、制藝之說以詮孔學，名為尊孔，而實則乖。茲擬宣明宗旨於中、小學校修身或就國文課程中採取經訓，一以孔子之言為旨歸；其有不足者，兼采與孔子同源之說為輔。一面厘定教育要目，自初等小學以迄中學，其間教材之分配，條目之編列，均按兒童程度，循序引伸。揆之教育原理，既獲以善誘之法，樹厥初基，按之全國人心，亦克衷至聖之言，范其趨步，崇經學孔，兩利俱存。庶幾救經學設科之偏，復不蹈以孔為教之隘。」
    
    《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的作者陳志讓〔Jerome chen，1921年—〕曾經總結過，「從袁世凱就任總統到張作霖任大元帥〔1912-1927年〕，這十幾年中軍閥因襲了清末保守派的文化傳統。他們表現的第一個特點就是幾乎全部尊孔。1913年袁世凱下令尊孔；1927年張作霖下令制定禮制，次年祀孔。在這兩個年代之間，許多軍閥公開揚言要以孔教為國教，在他們統治下各省下令讀儒家的經典，特別辦學校來發揚儒家傳統。在他們的幕府、政府之中僱傭了許多受過傳統教育的官僚學者，幫他們對國家大政發表意見，發表通電。通電中振振有辭的都是以儒家道德標準為根據的理論。例如1917年張勳擁溥儀復辟，理由是維護儒家的綱紀；段祺瑞打敗了張勳挽救了民國，理由也是儒家的綱紀。」
    
    而毛澤東這個冒充「偉大導師」後起軍閥，儘管與民初軍閥不同，走的是反孔路線；但與民初軍閥相同的是，毛僅僅是用「馬列主義」取代了「孔教」——尊孔和反孔，都是軍閥們為了抓權而玩弄的意識形態把戲。
    
    例如，毛澤東對待他早年的偶像胡適的態度，就可以看出他的這種投機性格。中國新聞網轉載《新聞午報》趙健編輯的《毛澤東沒有出國與胡適有關》指出，胡適生於1891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胡大毛兩歲。但是還在毛讀師範中專時，胡已因鼓吹新文化運動而聲名鵲起，雖然他並沒有博士學位卻冒充博士。當毛到北京，通過裙帶關係在北大圖書館謀到了一個月薪八元的圖書管理員的職位時，胡是北大最年輕的新派教授，毛曾旁聽胡適的課，並自稱是胡適的學生，甚至把自己不敢出國的壓力轉嫁給胡，說胡作過一篇《非留學篇》，也曾就自己是否出國一事，「專門問過」胡適，而胡適卻贊成、支持他留在國內研究問題，因為胡適是贊成「多研究些問題」的，云云。顯然，一個留過洋的人卻勸告別人不要留洋，怎麼看怎麼讓人覺得奇怪。毛澤東是否因此而對胡適另有看法，不得而知。
    
    轉眼到了1945年。3月27日，國民黨行政院發表胡適為出席舊金山聯合國大會代表團代表。4月25日，聯合國大會中國代表團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按毛澤東指示與胡適長談，希望他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胡適搬出《淮南子》的無為主義，規勸中國共產黨從事單純的政黨活動，作為國內的第二大黨參加選舉。
    
    7月1日，國民參政會的民主黨派人士傅斯年、黃炎培、章伯鈞、褚輔成、左舜生等六人訪問延安。在見面之後，毛澤東便以學生身份請傅斯年代他向遠在美國的老師胡適問好。有趣的是傅斯年對延安的感受與黃炎培截然相反。從延安回到霧都重慶，黃炎培出版了《延安歸來》，對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大加讚賞。可傅斯年卻說毛澤東的氣度「咄咄逼人」。在重慶的報紙上，傅斯年通過文章向自己的老師兼朋友胡適轉達了毛澤東的問候，也談了對毛澤東的上述印象。
    
    胡適見到傅斯年的文章後，是年8月24日在紐約發了一封著名的電報給毛澤東：「潤之先生：頃見報載傅孟真兄轉達吾兄問候胡適之之語，感念舊好，不勝馳念。前夜與董必武兄深談，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察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棄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現譯傑弗遜〕十餘年和平奮鬥，其手創之民主黨遂於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鬥之結果，今年得千二百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力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
    
    毛澤東從此懷恨胡適，並希望讓他嘗嘗自己年輕時候受過的圖書管理員味道，他還高抬貴手地表示：「只要胡適不走，可以讓他做北京圖書館館長！」胡適從統戰名單中遭到除名，決意離開中國。毛澤東未能報復到胡適，心有不甘。進入1950年代，經過鎮反、土改和韓戰，中共政權已經鞏固。1954年10月16日，毛澤東就《紅樓夢》研究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有關人員，號召開展「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餘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一時之間，批判會不計其數，批判文章如雪片飛舞，使胡適在大陸的威信掃地。毛澤東終於戰勝了胡適，並且逼死了胡適的幼子胡思杜。
    
    自古帝王世家多有血腥和仇家，所以其祖墳經常遭到發掘。毛澤東在爭奪政權時，也被敵手發掘祖墳，後來他掌權後也發掘對方的祖墳作為報復。但是毛澤東不應該流無辜人的血，不應該發掘所有中國人的祖墳。按照同樣的道理，毛澤東出於其軍閥本性必然需要搶班奪權，但不應該為了自己的抓權，就去抬舉馬恩列斯這些夷狄，不應該為了自己的皇帝夢，就去摧毀所有中國人的精神家園。
    
    摘自謝選駿《立憲時代──中國可否君主立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