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故事--北島訪談錄
2008-6-15
南方都市報：在採訪黃銳的時候他曾經提到，《今天》的創辦跟當時西單民主牆這個大背景有關，是這樣嗎？
北島：這還得從「西單民主牆」的形成過程說起。文革結束後，有很多外地人到北京上訪，他們在文革中受到了種種不公正的待遇。上訪高峰期僅在北京就有幾十萬人。國務院有個上訪接待處，每天擠滿了人，上訪者大都露宿街頭。那時長安街在西單地段北側有一段灰色磚牆，成了上訪者張貼申冤及個人訴求的大小字報園地，其中也有提出普遍政治與社會訴求的文章。到1978年底，一些非官方的報紙刊物開始出現（首先張貼在這牆上），其影響逐漸擴展到全國主要城市。這就是「西單民主牆運動」（簡稱「民主牆」）。
在這些報紙刊物中，比較出名的有《四五論壇》、《北京之春》、《人權同盟》、《探索》、《今天》、《沃土》，還有青島的《海浪花》、貴州的《啟蒙》等。《今天》是最早出現在「西單民主牆」上的民刊之一，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份文學刊物。它於1978年12月23日創刊，除了「民主牆「，同時張貼在北京的政府機構文化出版單位和大學。
南方都市報：那時政府對民主牆的態度是怎樣的？
北島：鄧小平最初是非常支持的。1978年11月某個晚上，一個加拿大記者在人民大會堂剛被鄧小平接見後，來到「民主牆」。沒有麥克風，他就通過人聲一層層向外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鄧小平說民主牆是個好東西」。我當時也在場。顯然，民主牆最初得到官方某種程度的認可。大約在中越邊界衝突後，鄧小平對民主牆的態度完全變了，提出嚴厲的批評，於是民主牆被遷到月壇公園的指定地點，隨即被關閉，而「民主牆」最終被拆除，就像被強行抹掉的一段歷史記憶。它前後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時間。
南方都市報：當時民主牆每天都有很多人圍觀嗎？
北島：那是很壯觀的場面，現在還可以找到當年人們圍觀手抄的老照片。那時都是靠手抄，抄大小字報和民間報刊，當然也包括《今天》在內。
南方都市報：就是說，《今天》的出現跟當時包括民主牆在內的整個政治、文化環境的寬鬆有很大的關係？
北島：是的，《今天》問世無疑和國家的大氣候有關。1976年是多事之秋：「四五運動」、唐山大地震、「三巨頭」去世、「四人幫」被捕，最終是鄧小平上台，推行改革開放的國策。從1978年下半年起，中國的政局明顯得變得寬鬆多了。中國人是有特殊嗅覺的動物，任何微妙的變化聞都能聞出來，於是蠢蠢欲動。
南方都市報：你當時跟芒克、黃銳提出創辦《今天》，有什麼具體的原因觸動嗎？
北島：這要說起來得追溯到北京的地下文學運動。六十年代後期，即紅衛兵運動的高峰期就有人開始寫詩了，比如食指（原名郭路生）。六十年代末，「上山下鄉」運動把大家一下拋到了社會底層，生活的動盪加青春的苦悶，使年輕一代從書本和寫作中尋找精神的出路。而食指的的風格正好與此契合，他的詩歌在全國範圍內被廣為傳抄。
那時候，每年冬天農閒，年輕人都紛紛回到北京，互相交換書籍，很多人開始寫作，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文學文化沙龍。當時北京有一個比較大的沙龍，女主人徐浩淵是個傳奇人物。「文革」期間，她曾裝成乞丐到農村去了解農民的生活，又因反江青坐過兩次牢。七十年代初，她周圍聚集了一批詩人藝術家，包括依群彭剛等人，還有根子（原名岳重）多多、芒克，他們三個都是被稱為「白洋淀詩派」的代表人物。
類似的沙龍在北京不少。我所在的沙龍比較小，以我們三個同班同學為主，聚在一起讀書討論，交換作品。後來這些沙龍不斷交錯重組。比如，我通過劉羽認識了芒克，再通過芒克認識了彭剛，他是畫家。就這樣一圈一圈，大家串在一起。當年多多和芒克兩人就像要交換決鬥的手槍一樣，每人年底要各自拿出一本詩集，看誰寫得好。後來因受到警察的「圍剿」，許多作品或遺失或被沒收了。
南方都市報：就是說這種沙龍還是受到限制的？
北島：何止受到限制，當時可得冒著危險，弄不好進大獄。徐浩淵的沙龍很早就被警察查抄了，她弟弟坐了牢。說到北京的地下沙龍，趙一凡是個重要人物。他父親是文字改革文員會的頭頭之一。他從小癱瘓，才氣過人，三歲讀《紅樓夢》，五歲讀魯迅，八歲就自己寫書出版了。從他那裡我們借到了很多「黃皮書」。還有他精力過人，什麼都抄，很多地下文學作品因此倖存下來，後來得以發表在《今天》上。比如依群的詩，甚至連本人都沒有了，是趙一凡提供的抄本。
從1969年到1978年，經過近十年的準備期，地下文學趨向成熟，其中以詩歌的成就最高。地下也流傳過不少小說，比如《九級浪》、《第四次慰問》、《當芙蓉花盛開的時候》等，和詩歌相比就顯得弱多了。
南方都市報：《今天》就在這些手抄本的基礎上產生？
北島：記得有一次我跟彭剛、芒克喝酒時說過這樣的話「將來有一天中國出現自由化運動，我們一定要站出來為之獻身」。這是讀了屠格涅夫的《羅亭》後有感而發的。我們一直在等待機會。1976年以前中國社會極度黑暗，看不到希望，看不到我們的作品發表的可能。1978年政治上的鬆動終於給了我們一個機會，關鍵是我們能夠做些什麼。
記得那是1978年初秋一個晚上，我和芒克、黃銳在黃銳家的小院裡喝了點兒白酒，我們常在那裡聚會。我提議說，我們應該辦個文學雜誌，現在是時候了。他們立即響應說好，於是說干就干。
南方都市報：開始就你們三個？
北島：那時我們另有個文化沙龍（與同班同學的沙龍不同），常在一起聚會郊遊。我們把這個計劃跟大伙兒說了，全都認可。於是開始定期開會商量，比如討論稿件、起刊名、找印刷設備。那時印刷設備是由國家統一控制的，一般人借不到。從九月到十二月，我們不停地奔忙。至於稿件，詩歌積攢了十年了，綽綽有餘。當時我通過蔡其矯認識舒婷，一直保持通信聯繫。寫信徵得他們的同意後，我選了蔡其矯和舒婷的詩。舒婷其中一首詩原題為《橡樹》，根據上下文，我覺得加上「致」字效果會更好，於是改成《致橡樹》，都沒跟她商量。蔡其矯的筆名「喬加」也是我順手起的。當時缺的是小說和評論，我趕寫了一篇，發在創刊號上，此後我幾乎每期都寫一篇。
南方都市報：大家都自己動手寫？
北島：也有外來稿，比如馬德升的短篇《瘦弱的人》。他是通過朋友介紹來的，最初我們想發表他的一幅木刻，他也給了這篇小說。我們都覺得小說不怎麼理想，先由黃銳改了一稿，芒克改了一稿，最後我又改了一稿，改得面目全非，把他氣壞了，寫了一封抗議信。那時我們還不懂得尊重作者，得慢慢學。馬德升從創刊號起就加入《今天》，幫我們印刷他的木刻作品，要印好幾百份。他拄著雙拐穿過冰天雪地，幫忙幹活。
南方都市報：你們最早在哪裡印製《今天》？
北島：在我們成員中有個叫陸煥興的，原來是北汽的技術員，後來當過分廠副廠長，現已退休。他家那時在一個「三不管」地區，是亮馬河邊的小村子，與三里屯使館區遙遙相望，估計早就不在了。陸煥興和他妻子在那兒租了間小屋，也就六、七平方米吧。他妻子叫申麗靈，多才多藝，有副好嗓子。她父親是民盟的元老，文革時全家被遣返回山東原籍，她在北京上訪多年，與陸煥興成家。自七十年代中期起，他們家成了聚會的中心，喝酒、唱歌、聊天，通宵達旦。這群人後來成了《今天》的骨幹。
其中有兩位值得一提，張鵬志和孫俊世，他們既博學又能幹，對《今天》創刊起過重要作用。尤其是陸煥興，他把自己的小家騰出來印刷，那要冒多大風險啊。說起他的小家真是令人懷念。他們常備幾個小菜，大家帶酒去。申麗靈沒有北京戶口，大家每月給她湊點兒糧票什麼的。我們當時過的就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生活。那小村子沒人管，鬧得多晚都沒事兒。我的一首詩《走吧》，就是給陸煥興過生日即興寫的。
南方都市報：紙怎麼來的？
北島：這也是個小插曲。大家都沒錢，當時芒克在北京造紙廠工作，黃銳在工廠宣傳科打雜，每人每天「順」一些，積少成多，所以《今天》創刊號的紙張顏色都不一樣。這可以算一種時代特色吧。
南方都市報：第一期全是用手工刻嗎？
北島：是的，第一期完全是手刻蠟板。當時很難找到油印機，我還為此找過北京醫學院團委的張辛欣。直到最後一分鐘，謝天謝地，不知道黃銳從哪裡弄來一台很破的油印機。我們七個人在陸煥興家裡輪流倒班，誰累了就睡一會兒，醒了接著干。有的刻版，有的印刷。最初由於技術差，沒印多少，蠟紙就起褶破了，還得重刻。正當我們印刷《今天》時，北京下了場大雪。從12月20號起，我們在小屋裡整整幹了三天三夜，吃的是炸醬麵。22號晚終於完工了，大家決定好好吃一頓，慶祝一下。
我們騎車來到東四的一家飯館（那是北京極少數夜間營業的飯館之一），點了幾個菜，要了瓶白酒。席間決定由陸煥興、芒克和我第二天去張貼《今天》。那是要冒點兒風險的。酒後有點兒傷感，告別時還有人落了淚，真可謂「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第二天早上我們三個從我家出發。買糨糊太貴，我就用麵粉放在鐵桶里熬。隨後我還把我們騎的三輛自行車的牌照號碼都改了。
南方都市報：怎麼改呢？
北島：很容易，用白色水粉在原號碼上添加幾筆就行了。比如中文數字的「零」是扁圓形，中間加個小八就改成四；在「二」中間加一橫就改成「三」。1976年「四五」運動中，警察就是通過抄自行車牌號抓人的。吸取教訓，我們先把自行車牌號改了。
12月23日我們先在市內轉了一圈，在民主牆、中南海、天安門廣場，文化部、人民文學出版社、《詩刊》、《人民文學》等處張貼。第二天去的是大學區，包括北大、清華、人大、師大等。
南方都市報：有受到阻攔嗎？
北島：在人大張貼時，學校保衛組出面阻攔，爭吵後我們照貼不誤，據說我們走後就被揭掉了。其它地方都挺順利的。
南方都市報：你們貼了以後聽到反饋了嗎？
北島：其實除了人身安全外，更讓人擔心的是我們的作品是能否會為人們所接受。在工農兵文藝的一統天下，這類文學作品已絕跡很多年了。於是我們混到圍觀的人群中觀察讀者的反應。在張貼時附有一張白紙供大家留言，沒想到留言中90%都是肯定的，甚至有人留下地址姓名，希望和我們聯繫。後來成為《今天》核心成員的周楣英就是這麼跟我們聯繫上的。
南方都市報：第一期的封面是怎樣的？
北島：都是黃銳設計的。原來第一期封面不是現在看到的樣子。它是油印的，在柵欄圍住的窗口中有「今天」的字樣。 因為蠟版刻印的效果不好，封面不夠醒目。從第二期起，徐曉弄來學生會介紹信，在印刷廠製成鉛印封面，即那個天藍底色青年男女奮進的設計，後來我們用這個鉛印封面重印了創刊號。
南方都市報：「今天」這個名字是怎樣來的？
北島：是芒克起的。在一次籌備會上，說起刊物名字，大家苦思冥想，排出一大串，都不合適。芒克靈機一動，提議叫「今天」，大家都覺得好，既新鮮又有某種緊迫感。我後來向馮亦代請教《今天》的英文譯名，他說，「TODAY」不好，接著他跟他太太查字典，把「TODAY」改成「The Moment」，強調時代的緊迫感。《今天》創刊號的英文是The Moment。到第二期重新設計封面時，黃銳還是改成「TODAY」。
去年年底在澳門舉辦的中國文學討論會上，有個復旦教授在發言中，試圖把「今天派」歸入「傷痕文學」的範疇中，讓我很憤怒。像這樣的學者就是白吃乾飯的，睜眼說瞎話，連最基本的事實都不顧。我提醒他說，《今天》在創刊號上就已發表了評論文章《評》，副標題是「醒來吧，劉心武」。可見我們從一開始就對「傷痕文學」極其反感，要跟它劃清界線。物證俱在，而歷史還是被悄悄篡改了。
南方都市報：你們是從文學價值的角度來說嗎？
北島：從各種角度來說都有問題。首先，「傷痕文學」根本不是文學，而是另一種宣傳代用品——把文學當成控訴。再說，文革是一個複雜的歷史事件，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全都成了受害者呢？所謂「傷痕文學」就是工農兵文藝的變種。
南方都市報：第一期之後編輯部就發生了分裂？
北島：很多民刊像雨後春筍般出現，大家都面臨著生存危機：一旦受到鉗制該怎麼辦。於是達成共識，由各個刊物派代表成立「聯席會議」，互相支持。1979年1月底，通過聯席會議協調，各個刊物在「民主牆」前搞了一個公開演講會。那些政治性刊物，諸如《探索》、《人權同盟》，言辭非常激烈，矛頭直指官方意識形態。當天晚上，在《今天》內部大家吵了起來。刊物何去何從：到底堅持純文學立場，還是要捲入到民主運動中去。
當時代表《今天》在聯席會議簽字，同意參加集會的是芒克，反對的人要求芒克發表個人聲明，貼到「民主牆」上，說明他無權代表大家簽字。但我堅決反對，覺得事到臨頭，只能扛，不能落井下石，於是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要麼反對者留下來辦《今天》，我們退出；要麼他們離開，由我們辦。那天晚上除了三個發起人，即芒克、黃銳和我，其他人都離開了。我們從讀者留言上的聯繫地址，並通過朋友介紹找到了一批新人，他們後來成了《今天》骨幹。
南方都市報：你們做雜誌的詳細情形是怎樣的？
北島：現在提到一本雜誌，你不會想到它是手工勞動的結果。但那時候《今天》編輯部就是個名副其實的作坊，從刻蠟版到油印，從折頁到裝訂，全部是手工的，永遠有干不完的活。《今天》分成兩個部分，一是比較鬆散的作者隊伍，每月定期開作品討論會。每個人念完自己的作品，大家討論，提出修改意見。討論會通常在《今天》的成員趙南家，他家房子開間較大，而且有院子，最多的時候有四、五十人來參加作品討論會，很多是大學生，後來有人也成了作家。另一部分是就是我說的作坊，在北京東四14條76號，那是編輯部所在地。
南方都市報：是劉念春的家嗎？
北島：對，是他們哥倆的家，後來他們都搬出去住了，被我們喧賓奪主。那是大雜院中的一間半小平房。芒克和當時的女友毛毛住裡屋。從早到晚，來幫忙幹活的人絡繹不絕，各行各業的人都有，護士、售貨員、大學生、工人、待業青年等等。那個圈子有兩個重要人物，一個周楣英，是徐曉的丈夫，後因病去世。還有一個是鄂復明，他是《今天》的大管家，包括印刷財務訂閱郵寄，事無巨細。那個以作坊為中心的圈子鮮為人知，而正是由於他們的獻身精神，《今天》才得以存活下來。
南方都市報：那些不搞創作的人去那裡做什麼呢？
北島：很多人喜歡文學，但不一定非得寫作。那是一種很獨特的生活方式，大家在一起邊幹活邊聊天，討論包括文學在內的各種問題。到吃飯的時候，大家掏腰包湊錢湊糧票，做一大鍋炸醬麵。記得我的《回答》在《詩刊》發表，我拿到九塊錢稿費，馬上到附近飯館請客，不夠，大家再湊湊。那是一種共產主義式的生活。其中很多人回憶起來，都覺得那是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
南方都市報：你們還舉辦過一些詩歌朗誦會是嗎？
北島：1979年4月8日，我們在玉淵潭公園舉辦了第一次詩歌朗誦會，同年10月21日在同一地點舉辦了第二次。每次開朗誦會前我們都向有關部門申報——和出版《今天》一樣，我們從一開始就爭取合法出版，但無人理會。朗誦者中還有陳凱歌，他當時還是電影學院的學生。他曾在《今天》發表過小說，也是《今天》在北京電影學院的代理人，每期刊物都由他在那兒張貼出售。
南方都市報：當時去參加朗誦會的人多嗎？
北島：第一次朗誦會正趕上颳大風，但還是有四、五百個聽眾。第二次有近千人參加，那是「民主牆」被關閉後，民主運動處於低潮。
南方都市報：那麼多人的話朗誦也聽不到啊？
北島：鄂復明是我們的技術專家，他用蓄電池連上話筒和錄音機，再把喇叭掛在樹上。雖說擴音效果不怎麼樣，但聊勝於無。黃銳用白床單畫了幅抽象畫，掛在兩棵樹之間，作為幕布。我們因地制宜，用一個天然土坡做舞台。可惜像這樣珍貴的時刻，沒有錄音錄影保存下來。
南方都市報：觀眾當時能聽得懂你們那些詩歌嗎？
北島：那時似乎沒有聽懂不聽得懂的問題。那個時代不一樣，整個社會氣氛非常開放：往往越是異端的東西，越被接受。
南方都市報：你們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賣《今天》的呢？
北島：從第二期起，我們就在民主牆公開出售。先把剛出版的那期張貼在民主牆上，順便貼個廣告，告知出售《今天》的時間。到時候大家就排起隊來。另一個銷售渠道就是征訂，最多的時候訂戶有六七百，除了西藏，全國各省都有。每期印一千冊，每本賣NO到七毛不等。韓少功曾說起，他有一次到北京參加我們的作品討論會，用他一個月工資買了幾十本《今天》，帶回去送給湖南的朋友們。後來我們甚至略有盈餘，除了維持雜誌的運轉，還能養活為了辦《今天》而辭職的芒克。
南方都市報：《今天》後來一共辦了多少期呢？
北島：前後兩年內共出版了九期，還有四本叢書。
南方都市報：你們的印刷設備有沒有得到更新呢？
北島：隨著財政情況好轉，我們讓芒克到外省出差，買回一台滾筒式半自動油印機，對我們來說是技術革命。滾筒式油印機不僅速度快多了，而且每張蠟紙的印數也大大增加了。
南方都市報：當時《今天》編輯部還吸引了全國各地的很多人？
北島：東四14條76號就像個民間的文化中心，吸引著全國各路人馬，形形色色，什麼怪人都有。有時候挺煩人的，我擔心警局藉此給我們找麻煩。
有一陣子，芒克老總是帶領著一群女孩子出去喝酒，讓我感到不安。在一次編輯部會議上，我提議成立紀律檢查小組，由會「大乘拳」的劉念春擔任組長，主要是針對芒克的，因為他是「花花公子」，呵呵。我們還通過決議，明確規定《今天》編輯部成員之間不許談戀愛。主要考慮談戀愛有可能被當成流氓團伙。這顯然受到革命的鐵血紀律那老一套的影響。在那兩年中，《今天》成員之間果然沒人談戀愛，直到《今天》散夥後周楣英才和徐曉結合。我想當時少男少女之間難免有非分之想，可受限於清規戒律，只能藏在心裡。那種革命時期的愛情，沒有結果或許反倒是好事。
南方都市報：後來《今天》是怎樣被解散的？
北島：1979年秋天，「民主牆」被拆除後，很多雜誌都自動停辦了，比如《沃土》，一聽風聲不對就關了。我們一直堅持到了1980年9月。顯然關於「民主牆」上層也有分歧，據說胡耀邦跟《北京之春》的關係很密切。《中國青年報》曾派內參記者和民刊接觸過，寫過比較正面的報導。這在民刊中燃起過一線希望。
1980年9月，作為《今天》的聯絡人劉念春接到警局通知，命令我們停辦。我們改頭換面，成立了「今天文學研究會」，把《今天》化整為零，變成內部交流資料，出了三期。這樣又拖了三個月，同年12月我們接到更加嚴厲的警告。整個局勢變得越來越險惡，「山雨欲來風滿樓」。為了保護作者和編輯部成員，我們做出解散的決定。此前我們給北京文藝界的名人發了一兩百封呼籲信，希望得到他們的回應，但只收到蕭軍的回信，表示支持。為此我和芒克專門找過蕭軍，才發現他對《今天》一無所知，由於糊塗加熱情才寫的回信。
南方都市報：《今天》解散後你受到影響了嗎？
北島：1981年年初，中共中央發了一個關於清理民刊的九號文件，幾乎所有民刊的頭頭都一網打盡。我當時在《新觀察》雜誌當編輯，《新觀察》隸屬中國作家協會。九號文件下來後，警局找到作家協會，對我施壓，希望我寫檢查交代問題，被我拒絕了。《新觀察》主編是戈揚，副主編是楊犁（後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前兩年我才聽楊犁的兒子楊葵說起，原來當年是楊犁替我寫了份檢查，才倖免於難。
南方都市報：那後來有沒有讓你辭職呢？
北島：沒有，但讓我停職反省。在《新觀察》呆了半年多，不許工作，自己也覺得無趣，後來通過朋友調到了外文局的《中國報導》，那是對外宣傳的世界語刊物。此後在外文局呆了四年多，直到1985年。1983年，我在外文局成了「反精神污染運動」的批判對象，再次停職反省。
南方都市報：成為「反精神污染運動」批判對象是由於《今天》的關係嗎？
北島：跟《今天》沒有直接關係。「反精神污染運動」開始以後，雷抒雁化名「蘆丁」寫了篇批判文章，把我的一首愛情詩《彗星》進行政治解讀。我成了文化部的整頓重點。有一年多的時間禁止發表作品。那時候我家朋友來往多開銷大，我只好化名搞翻譯，寫散文、傳記，賺點外快，以貼補家用。
南方都市報：化名什麼呢？
北島：艾珊、石默、李平等。熬到1985年，我在單位實在呆不下去了，就調到昌平縣的一個鄉鎮企業。在那兒呆了大半年又混不下去了，後來索性成了自由業者。1987年春我去了英國，在大學當訪問學者。
南方都市報：「朦朧詩」的爭論是什麼時候開始的呢？
北島：始於1980年。最初是因為「九葉派」詩人杜運燮的一首詩，有個叫章明寫了篇批判文章《令人氣悶的「朦朧」》。
南方都市報：當時還不是針對你們的？
北島：後來公劉寫了《新的課題》，談到顧城的詩，慢慢引發了一個全國性關於「朦朧詩」的爭論。但奇怪的是，沒有人提到《今天》，因為它被當時的審查制度完全過濾掉了。這麼多年過去了，人們開始把「朦朧詩」還原為「今天詩」，為歷史正名。
南方都市報：爭論的結果呢？
北島：從現在的角度來看，這個爭論並沒什麼意義，可能唯一的意義就是讓「今天詩」更深入人心了。當時有三個人為之辯護，分別是謝冕、孫紹振、徐敬亞，寫了三個「崛起」的文章，後來他們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壓力，特別是徐敬亞，壓力最大。
南方都市報：你在創辦《今天》之前就寫《回答》了嗎？
北島：對，史保嘉有一篇回憶錄《詩的往事》，收入《持燈的使者》一書，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她在文章中引用了這首詩的最初版本，寫於1973年，我自己都沒留底稿。
南方都市報：1973年就寫了，為什麼說《回答》的寫作跟「四五運動」有關呢？
北島：我最後一次修改是1978年，為了《今天》創刊號，也就是人們現在看到的版本。後來在《詩刊》發表時，為安全起見加上「1976年」，故人們認為與「四五運動」有關。
南方都市報：定稿跟初稿差別大嗎？
北島：差別不小，初稿雖說比較個人化，但無疑與當時社會的高壓有關，更憤怒也更絕望。
南方都市報：1973年你是做工人對嗎？
北島：，我從1969年到1980年，做了十一年的建築工人。第一期《今天》出版後，我送給邵燕祥一本。他很喜歡《回答》，還有舒婷的《致橡樹》，問我能不能把它們發在《詩刊》上，我說當然可以，他就在1979年《詩刊》三月號發表了《回答》，四月號發表了《致橡樹》。《詩刊》當時的發行量有上百萬份，這兩首詩藉此廣為流傳，造成全國性影響。對這個問題我們內部有爭論：芒克反對《今天》的詩歌在官方刊物發表，而我認為應儘可能擴大影響，包括藉助官方刊物的傳播能力。
南方都市報：你後來意識到它的影響是什麼時候呢？比如很多人寫信給你嗎？
北島：在1979年《今天》第一次朗誦會上，陳凱歌朗誦的就是這首詩。當時很多人喜歡這首詩，在我看來是表達一種反叛精神，與時代的轉折有關。我理解人們的這種閱讀期待。但我並不認為這首詩是我的代表作。
南方都市報：為什麼呢？
北島：它屬於我詩歌寫作的某個階段，比較幼稚比較簡單化的階段。由於這首詩黑白分明、朗朗上口，所以易於傳播。說到底，它源自我們上一代的革命詩歌，立場不同，但方式方法語調修辭是基本一致的。
南方都市報：特別是前兩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有些人就認為它很像革命時期的口號或者標語。
北島：不只這兩句，其實整首詩都有這個問題。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張閎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北島或一代人成長的小說》。在他看來，《回答》和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之間，有著回聲般的對應關係。說得有道理。《回答》中的反抗者如同鏡像中的主宰者。問題是誰有權代表誰來宣告呢？這裡有一種僭越的危險。一不留神，反抗者就轉變成了主宰者。歷史上這種事兒還少嗎？
直到現在出門參加活動，中國聽眾還總是堅持要我朗誦《回答》。我覺得他們都被冷凍在那個時代了。如果詩人往前走的話，就只能不管不顧，越走越孤獨。
南方都市報：很多人可能就讀過你的這首詩，對你的印象也已經固化了。
北島：就像給牲口蓋上烙印，永遠擺脫不掉。其實我的詩風自八十年代初起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更加內省多變，而一般的讀者沒有耐心去跟蹤這種變化。這就像里爾克說的，「一個人的名譽是所有誤解的總和」。
南方都市報：「今天」 派一開始寫的就是比較現代的詩，這種資源是哪裡來的呢？
北島：坦率地說，我們的詩歌只有兩個直接的傳統資源，一個是革命主義詩歌，一個是毛澤東的古體詩詞。而後來匯進來的西方現代詩歌，由於當時不懂外語只能依賴譯文，使這一資源變得非常有限。我們開始寫詩，多少有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悲涼感。是青春和社會高壓給予我們可貴的能量。
如果把《今天》的歷史放在一個大背景中看，首先要看到它與中國文化傳統之間的重大偏離，文化革命成了推進這一偏離的動力。《今天》的重要成員幾乎都是青年工人，有人半開玩笑地說：「《今天》是工人教育知識分子的運動」；而知識分子作為群體當時在精神上已被徹底打垮，無力載道，致使文化傳統的鏈條斷裂。無知者無畏，正是一批沒受過多少正規教育的青年人敢領風氣之先，在歷史的轉折時刻闖出條新路。「為有源頭活水來」，這是中國文學的可悲之處，又是幸運之處，縱然有種種缺憾，畢竟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毫無疑問，從「五四運動」發端的中國新詩，到七十年代末異軍突起，我相信這一影響會持續很多年。
南方都市報：在受到西方文學的多年薰陶以後，再回頭去看當年的那些作品，你會覺得不滿嗎？
北島：雖說我們的傳統資源不多，但參照系可非常複雜，很難簡單用西方文學作為唯一的參照系。比如，和台灣的現代詩歌相比，大陸現代詩歌由於歷史語境不同，所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今天派」詩歌靠造反起家，它造了老祖宗的反，造了革命詩歌的反，等於也造了自己的反，自然對西方文學也並非那麼畢恭畢敬。對文學史家來說，關於「今天派」產生的原因，以及和中國文學傳統的關係、和近代史及革命的關係，和文革的關係，都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題目。
南方都市報：1990年《今天》復刊是什麼回事？
北島：當時有一大批中國作家滯留在海外，比如李陀、查建英、劉索拉、高行健、陳邁平等，於1990年春天到奧斯陸開會，大家一致同意恢復出版《今天》，為海內外的中國作家提供一個共同的園地。同年8月《今天》復刊號問世。1991年夏天，我們在美國愛荷華召開編委會，決定調整方向，把《今天》辦成一個跨地域的漢語文學先鋒雜誌。除了發表文學作品外，《今天》也支持那些邊緣化的文化藝術，讓中國文化的香火不斷。《今天》近些年陸續推出各種專輯，包括「中國實驗戲劇專輯」、「中國獨立電影專輯」、「新紀錄片運動專輯」、「香港文化專輯」等。
復刊後的《今天》困難重重，比如孤懸海外、資金短缺、稿源不足，編輯分散，發行渠道不暢等。但《今天》堅持下來，在海外一辦就是18年，一期都沒拖過，而它在當今更加顯示了堅持的意義：它是卡在權力與金錢合謀的全球化喉中的一根刺。
南方都市報：目前新《今天》情況怎樣呢？
北島：新《今天》和老《今天》的歷史語境完全不同。如果說老《今天》是揭竿而起的話，新《今天》一度是孤掌難鳴。但它總算耐得住寂寞。寂寞18年，算得上是一種修行吧。但新老《今天》是一脈相承的，正如我在《今天》25周年紀念活動開幕式上所說的：「我要特別強調的是，一個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的時代。沒有想像與激情，一個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貧窮的，一個再強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這個意義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點：它反抗的絕不僅僅是專制，而是語言的暴力、審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瑣。」新《今天》已走出低谷，絕處逢生，關於它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