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旅德學者還學文2008年1月在德國記者協會舉辦的中國問題研討會上發言，講述中國自由文化運動
還學文：回應49位有色歐洲學者
（編者按：繼9位旅德華人學者和59位知名德國作家圈成員致信德國議會，要求對《德國之聲》中文部的報導長期以來有親共傾向一事的背景進行調查之後， 10月9日，49位歐洲學者和前政治家發表公開信為《德國之聲》中文部辯護，稱華人學者要求調查為「一場針對《德國之聲》華語報導的運動」，信中迴避了華人學者提出的「有中共黨員身份的記者是否能遵從《德國之聲》捍衛自由與人權的宗旨報導中國的問題」，要求新聞界、政界和學術界對要求調查的指控進行「反擊」，「保護」那些受「侵犯」的人。49名簽名者中不乏在《德國之聲》中文網上曝光率頗高的學者。據德國《日報》報導，該信由杜伊斯堡-埃ɬ大學漢學教授黑伯勒發起。《法蘭克福匯報》報導，簽名者中《德國之聲》中文網負責人朱爾寧的丈夫也赫然在列。10月12日，華人學者代表還學文就此撰文作出公開回應。)
現轉載如下：
關於10月9日49人公開信—必要的澄清和注釋
我先是看中文網站得悉這封公開信的，題目很轟動，「歐洲名人挺張丹紅反對清洗德國之聲中文部」。我立刻去尋找公開信原文（http://www.asienhaus.de/public/offener-brief- chinadw.pdf）。新華網這類灌水的宣傳攻勢自然不能當新聞報導來讀，而且這類中文不止是在官方控制的網頁。
我的經驗源自德國之聲的中文網頁。德文報導德國之聲關於張丹紅停職的公告說，台長辦公室主任布爾格霍夫（A·Burghof）宣布，張丹紅的一些言論是不能置之不問的，我們達成一致要對指控進行調查（„Es gab ein paar Aussagen von Frau Zhang, die nicht so stehen bleiben können.」 Und: „Wir sind gemeinsam ubereingekommen, die Vorwurfe in Ruhe zu prufen」.）。德國之聲的中文網頁上卻赫然寫著「有一次她的一些表述和德國之聲所秉承的主導理念不相符合，……」欺騙總不能長久，並不是所有德國人都永遠不懂中文，所有中文讀者都不懂德文。
說到名人，9月23日作家群的公開信確實比比皆是，有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匈牙利作家凱爾泰斯（Imre Kertesz）、德國著名政治和歷史學家巴林教授（Arnulf Baring）、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得主秘魯作家略薩（Mario Vargas Llosa）、德國著名評論家喬丹諾教授（Hans Dieter Giordano）……但他們是獨立的知識份子，他們不依附權勢，他們靠個人的成就，無須官銜裝潢，像49人公開信中那些前政界知名人士那樣。那不是加碼，而是掉價。俯首於極權政治的宣傳喉舌，不會懂得這個明顯而致命的區別。
必要的澄清
出自以嚴謹著稱的德國人之手，49人公開信中竟有那麼多謬誤不實之處，令人難以置信。或者竟是手段服務於目的使然，有意而為？！
對於涉及中國異議人士公開信中的不實之處，作為公開信的發起人，我應該出面澄清，還讀者一個真相。
提到我們的公開信，49人公開信信口開河：與作家群的公開信平行，有幾個中國異議人士—不是法輪功這個政治教門的積極份子，就是和他們聯繫密切的人—，也給議會寫了一封公開信，……，接下來又移花接木地聯繫到與該信內容全無干係的文章、觀點和個人。
我們9月16日的公開信，是關於德國之聲公開信中的第一份，9月23日作家群的公開信在其後。關心和維護民主社會的基本價值，就是跟進，也沒有什麼不好。然而49人公開信的簽名人應該了解，為了這個價值、這個理念，我們將繼續在德國社會和媒體中發出聲音，他們的傲慢只會貽誤自己。
49人公開信給我們貼上一個法輪功的標籤，以為因此就顛覆了我們的信譽。9月16日公開信的簽名人中沒有一個人是法輪功修煉者，其後法輪功學員黃思帆女士追加簽名是作為當事人，表示我們對公眾負責任。為了維護信仰自由這一基本人權，反對一個極權政府對信仰自由的粗暴踐踏、對法輪功修煉者的殘酷迫害，我們過去站在法輪功修煉者一邊，將來也不避諱和法輪功的關係。竟然墮落到中共政府與國安宣傳機器如新華、凱風、亮劍網的地步，把法輪功當惡意標籤貼，作栽贓、污衊的手段，歸順到一個專制政權的旗下，這些前民主政治的名人還知道世間有羞恥二字嗎？！
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挺的自然不是張丹紅個人，公開信說得明白，他們爭的要是積極地迎合「中國的崛起」，絕不單純是意見之爭，絕不單是出於理念。
幾個簽名人的背景注釋
不會像49人公開信那樣無中生有，也不會像德國之聲中文網頁那樣矇騙中文讀者，這裡提供的資料是有據可查、充分負責的。這些背景資料會給讀者提供一個較為廣闊的判斷空間。
為什麼是德國前司法部長？
2002 年9月，當時還是在任的司法部長多伊布勒－格梅林在一次競選活動中抨擊布希用伊拉克戰爭轉嫁內政危機，並與希特勒相提並論，說「這我們自己從希特勒納粹時代就了解了」。事後儘管矢口否認，卻無奈有與會聽眾為證。施洛德立即致信布希表示歉意，保證把美國總統與犯罪聯繫在一起的人，在他的內閣之中不會有立足之地。於是多伊布勒－格梅林自動辭職，成了如今的前司法部長。作為一個民主政府的法務部長，她難道不明白，一個政府大規模的侵害人權與濫用權力是不能因為任何利益交換而充耳不聞的嗎？
在「眾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的著名亞洲和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漢學家」中，出於德國躋身洲際的維也納大學現代漢學系教授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是不能不提的。「文革」期間，1975年20歲的魏格林獲中共政府特准到北京留學兩年，1982年完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黨史研究」（"Parteigeschichtsschreibung in der VR China"）博士論文，1988年通過資格論文「『史』和『論』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方法」（"Shi" und "Lun". Studien zur Methodologie der Historiographie in der VR China）成為當時德國最年輕的教授，1990年起又成為DAAD基金會中國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成員。九十年代中去海德堡大學演講時和她認識。談到「六四」，她斷言中國人不懂民主，八九民運是西方策動。我大為詫異，雖然了解她的專業是中共黨史，卻仍然難以想像她竟擁有這樣一個中宣部式的花崗岩大腦。她愉快地講述當時她可以從西德到中國留學的優遇，談到她的丈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 Schwiedrzik）七十年代作為德共（KPD）中央政治局委員訪問中國幸運地得到得到鄧小平的接見。直到今天，他仍然表示不能放棄當年作為毛分子的所謂理想主義的初衷。這是魏格林教授網上的首頁（http://www.univie.ac.at/Sinologie/staff/weigelin- s/）上，她的擁共言論如果比張丹紅更激烈，那是毫不奇怪的。
杜伊斯堡－埃森大學教授托馬斯 ·黑伯勒簽名49人公開信，且在 「歐洲名人挺張丹紅反對清洗德國之聲中文部」文章中榜上有名，也不會是沒有由來的。他不是隨便一個什麼杜伊斯堡－埃森大學的教授，他不僅和法輪功絕無瓜葛，還寫了一本大部頭的書《法輪功—宗教、邪教黑還是崇拜？》（Falungong - Religion, Sekte oder Kult?）批判法輪功，副標題是「一個煉功團體——作為現代化問題和社會分化的宣言」（Eine Heilsgemeinschaft als Manifestation von Modernisierungsproblemen und sozialen Entfremdungsprozessen）。相反，和「崛起」中的中國官方他關係密切，作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和青島海洋大學的常駐訪問教授，利益關係顯然是不能排除的。他大學網頁的中文版上赫然刊載著三月份拉薩彈壓後新華社的採訪「德國媒體為何『妖魔化』中國 『炮轟』緣於中國崛起」，他和中國官方的兩情相悅躍然網上。涉及法輪功標籤和「中國崛起」，想必在49人公開信中，黑伯勒先生也是個舉足輕重的角色。和維也納大學的魏格林相似，他也在德國對外學術交流局（DAAD）中國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執掌大權。面對這樣的格局，對於德國之聲中文部中文雇員的甄選，也可推知一二了。
49人公開信的中文報導中還有一個遺漏的名人，也許不是無意的，那就是多特蒙德政治學教授邁耶爾（Thomas Meyer）。他是社會民主黨基本路線委員會副主席，是親社民黨的艾伯特基金會中的媒體政治顧問。他還是德國之聲中文部中文網頁負責人朱爾寧的丈夫，與德國之聲休戚與共。
還學文 2008年10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