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發：親歷校園告密者 我這樣做 大獲全勝！
想當年，我們讀大學時，遇到這樣的學生，一方面同情憐憫；另一方面是鄙視加疏遠；第三就是公開揭露其賣友求榮，腦子一鍋漿糊，使其名聲大臭，而無人成其友而「自絕於人民」，最後便是對告密者不客氣，揮拳相向。
除了揮拳相向我現在不是很贊成外，其餘幾點，我認為至今仍可以拿來大學裡學生對付告密者的一種辦法。一方面我們要努力使整個社會不成為告密的土壤，要進行制度改良，要讓整個社會覺得告密是一種恥辱，而非一種光榮。而這樣的共識，也要讓學生在大學裡達成，而不是因此告密成風，不告密者反而成為一種異端少數。官方是以搞學運起家的，他們培養的「職業學生」自然有不少是告密高手，因此他們深諳在學校安插各種告密者、眼線（據有同學說叫「信息員」），對於嚴酷管理學校的好處。
整個中國，自古及今，為何告密盛行，那就因為統治者利用告密統治社會，其成本低廉，卻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使民眾成為百依百順的奴才。從互相掣肘的陰謀術，到無處不在的線人之告發，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度，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成本，從而達到民眾不結社（因為大家互不信任），處於永不團結的馬鈴薯狀態，這樣官方的統治成本不僅低廉，而且官方統治集團卻能因此實現利益最大化。
楊師群老師既然在政法大學教書，且是遭遇的成年學生的告發（當今大學生幾乎都十八歲以上），還被有司請去教訓和調查，我認為他有通過法律手段，來主張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我認為將這兩位告密的學生告上法庭，讓他們知道告密的壞處何在，是一種真正負責任的法治教育。同時也讓那些喜歡告密者「名揚四海」，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原來是告密者，讓他們也知道人們是如何鄙視她們所做的一切的。我認為你拿到了告密者的證據，通過法律手段，讓告密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是最為理性的做法。雖然如今的法院不一定立案，但我認為打這種哪怕是暫時還不能立案的官司，對大學和社會裡的告密者都是一種鄙棄與震懾，讓他們也要掂量一下做奴才不只是有不盡的收益，還有應付之成本。
跟帖中有的網友說現在有些高校有學生信息員，這是千真萬確的。我見到的高校信息員是一個班級有兩名，具體是哪個學生，是不讓老師知道的。信息員實質上就是准特務，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記錄和監視老師上課的言論，至於其他教學方面的問題，雖然也包括，但那不過是個名頭和掩護。大家想想，一個班有班長、學習委員、課代表等，要信息員幹什麼？
其中有一次反映我的就是一個班的女信息員。領導先是告訴我某個系的信息員反映的，但是沒有告訴我具體的人名。我到課堂上，我就問這個系的信息員是誰？這個世界上凡是非個人隱私的事情，只要是不願意讓人知道的，都是見不得人的；反過來說，一個人只要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情，都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一言以蔽之，既要做見不得人的事情，又不希望別人知道，這就是一切特務准特務們的美好願望，可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所以當時沒有一個人站起來，沒有一個人回答說自己就是信息員。實話實說，我之所以想知道誰是信息員，根本不是想著報復誰，因為我知道學生信息員其實也不過是受害者，被人當工具使而已，根本沒有認識到「信息員」性質的嚴重性和信息員將是多麼的「光榮」。我主要是出於對信息員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信息員（聯想到特務）究竟是長著一副什麼樣面孔？
在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下，我非常執著地問到底誰是信息員？而且我保證絕對不會對誰怎麼樣（事實上我也是這樣做的），我只是想就教學問題溝通交流一下（這是一個幌子），但還是沒有人站起來。其中一位信息員實在熬不住了（是個男生），就站了起來，說：「不是我說的」。這個男生之所以先站起來，原因很簡單，「不是他說的」，所以心理上放鬆一點。當時我以為一個班級只有一位信息員，所以認為他是不願意承認。所以我還是再三聲明絕無要怎麼樣之意，只是想就教學問題溝通和交流一下（你既然反映有問題，為什麼不願意光明磊落地直接與教師溝通和交流呢，所以我不斷地要求）這時，旁邊的學生說，有兩個信息員，我才恍然大悟。於是我立刻追問另外一個信息員是誰？，範圍已經縮小，看到我問不出來決不罷休，最後那個信息員（是個女生）終於滿臉通紅地緩慢地站了起來。
所有的學生立刻像看稀有動物一般將眼光投射了過去，緊張、鄙夷、吃驚、暗笑皆有之（不由得想起達文西的名畫《最後的晚餐》），其中有一個靠近的學生還忙不迭及地向這位信息員講解言論自由的道理。這就是我遇到的高校信息員的情況。當然我知道學校有信息員比這要早，當第一次聽學生說每個班都有學生信息員的時候，我非常的震驚，真的，非常的震驚。當時的直接感覺就是這信息員絕非善類，一個班級，班長、學習委員、課代表等應有盡有，要信息員幹什麼？大家想想就知道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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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裡的極品告密者 《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 》
最近華東政法大學楊師群老師因為課堂上批評了幾句政府，被學生向上海市警局和上海市教委告發，而遭到有關單位的調查。這樣的學生，在四九年後，無時無之，並不覺得奇怪。在中國這樣的專制國家，眼線之多，視人民為嫌疑犯的做法並非始自今日，而是六十年來統治之常態。只不過現在經濟有所發展，而恐怖稍遜於四九年至七八年之前而已，但恐怖的實質並沒有什麼大的變化。在目下這種多事之秋，說空氣中都充滿著一股肅殺的告密氣氛，這不是誇張，而是一種事實描述。從街道居委會大媽到鄉村小邑的「革命群眾」；從小學的同學互告，到大學裡面告發老師「思想反動」。一是因帶著神聖的告密任務，二就是腦子被洗得聽不得任何批評政府批評社會的言論，華東政法大學的兩位女學生之大腦被洗白得成了如此模樣，她們當然是中國學校愚民教育的一個縮影
一所政法大學的老師講《古代漢語》，聯繫當下，說了些批評政府的言論，竟被自己習政法的學生告到市警局和教委，發生在一個信息廣泛，民智漸開的社會，實在太過黑色幽默。幾年前遇到吉林藝術學院的盧雪松老師，提及她那次被學生告密的經歷對她的生活的影響，她淡然處之，但我們朋友旁聽下來，卻感到對學生有一種深深的悲憫。盧老師對學生並不怨恨，對整治她的人也沒有什麼報復行動，但她對做人底線和自己人格的堅持是有目共睹的。為什麼對學生有著一種悲憫呢？這是因為他們的確是這種愚民教育制度下的犧牲品，有許多學生能考上大學，但他們的腦子基本上已經黨化、固化了，成為官方思想的垃圾桶。並以時常說套話廢話假話，以羊隨大群不挨打的態度來擁護官方，而自鳴得意。很多學生實用到一種毫無做人之底線倫理及人格的地步，對官方的說教根本就是照單全收，認為只要官方說的就絕對正確。只要與官方的說法不同，而且你還要批評官方的錯誤，那就是你思想反動，我就要告發你。這種被愚民教育弄得把自己賣了，還幫著官方數錢的學生，我不敢說在當下有多少，但這種告密學生的存在，絕對是大學教育的恥辱。
一個老師無論如何批評政府，都是他的權利，這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任何人不能剝奪。講《古代漢語》聯繫到當下糟糕的現實，有所指陳與批評，我認為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那種認為學生只需了解知識的「純學術」要求，對於學生來講固然需要，但開啟學生對社會、對自身權利的清醒認識，讓學生認識到民主、自由的重要，依舊是一個真誠正直的老師的天職。一個社會的言論不自由到連大學裡面都不能自由言說的地步，那麼這樣的高等教育還有什麼指望？每年頒諾獎時中國官方傳媒猴急馬急的那個樣子（常呈意淫狀態），時常提及的民族的偉大復興，能指望被閹割的大學教育來實現嗎？想一想為什麼西南聯大在抗戰那種非常時期能培養出如此多的科學家（有獲諾獎者）、學者、合格的公民--別的不多說，你看看何兆武先生的《上學記》你就應該明白什麼是真正的教育了--而四九年後六十年來大學裡面教出來的學生質量，能與1919至1949三十年的質量相提並論嗎？四九年後的學部委員能與一九四八的院士相提並論嗎？
想當年，我們讀大學時，遇到這樣的學生，一方面同情憐憫；另一方面是鄙視加疏遠；第三就是公開揭露其賣友求榮，腦子一鍋漿糊，使其名聲大臭，而無人成其友而「自絕於人民」，最後便是對告密者不客氣，揮拳相向。除了揮拳相向我現在不是很贊成外，其餘幾點，我認為至今仍可以拿來大學裡學生對付告密者的一種辦法。一方面我們要努力使整個社會不成為告密的土壤，要進行制度改良，要讓整個社會覺得告密是一種恥辱，而非一種光榮。而這樣的共識，也要讓學生在大學裡達成，而不是因此告密成風，不告密者反而成為一種異端少數。官方是以搞學運起家的，他們培養的「職業學生」自然有不少是告密高手，因此他們深諳在學校安插各種告密者、眼線（據有同學說叫「信息員」），對於嚴酷管理學校的好處。整個中國，自古及今，為何告密盛行，那就因為統治者利用告密統治社會，其成本低廉，卻能造成人人自危的恐怖氣氛，使民眾成為百依百順的奴才。從互相掣肘的陰謀術，到無處不在的線人之告發，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度，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成本，從而達到民眾不結社（因為大家互不信任），處於永不團結的馬鈴薯狀態，這樣官方的統治成本不僅低廉，而且官方統治集團卻能因此實現利益最大化。
楊師群老師既然在政法大學教書，且是遭遇的成年學生的告發（當今大學生幾乎都十八歲以上），還被有司請去教訓和調查，我認為他有通過法律手段，來主張自己言論自由的權利。我認為將這兩位告密的學生告上法庭，讓他們知道告密的壞處何在，是一種真正負責任的法治教育。同時也讓那些喜歡告密者「名揚四海」，讓更多的人知道他們原來是告密者，讓他們也知道人們是如何鄙視她們所做的一切的。我認為你拿到了告密者的證據，通過法律手段，讓告密者付出應有的代價，是最為理性的做法。雖然如今的法院不一定立案，但我認為打這種哪怕是暫時還不能立案的官司，對大學和社會裡的告密者都是一種鄙棄與震懾，讓他們也要掂量一下做奴才不只是有不盡的收益，還有應付之成本。
讀《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有感
我讀了貓眼看人轉帖的華東政法大學教授的《有同學告我是「反革命」》一文之後，我除了同感之外， 沒有其他任何的感覺。但是我看了一些跟帖，倒讓我感到不吐不快。所以我也想就一些問題談一談自己的經歷和看法。
一、有些左左懷疑兩位女生稱該老師「反革命」的真實性。看來左左們真是江河日下了，連左左們也覺得在今天還叫別人「反革命」也是一件丟人的事了（要知道「反革命」可曾是左棍們的口頭禪），所以多麼希望他們的同類們別如此丟人現眼了，於是倒打一耙，懷疑起該老師訴說的真實性。大家想一想，我們告別「反革命」這個詞有幾天？即使在今天，大家到毛澤東旗幟網和毛澤東網上紀念館去看看，看會不會發現毛左們說別人是「反革命」的情況和字眼？不要回溯得更早，就從1949年起，共高喊了多少年的「反革命」？喊叫了幾十年的反革命，會因官方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大概）不再使用，就立刻銷聲匿跡了嗎？就不會有任何一個人去使用了嗎？告說別人是「反革命」，有什麼不可能呢？我的一個非常親的人，我都不忍心去提（現在正在上大學二年級，也是個女孩），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有一次來我家，具體講什麼不清楚了，主要內容還是批評共的不是。令我想不到的是，我還沒說幾句，我這個特別親的人，脫口而出（請原諒，一個人很少把愚昧無知、腦殘等與自己特別親的人聯繫起來，所以我才感到吃驚。關於我這位特別親的人的如此之類的情況還很多。）：「你怎麼這麼反動？」大家想想，我那麼親的人當著我的面質問我「你怎麼這麼反動？」那麼一個非親非故的學生說老師「反革命」有什麼不可能呢？當時，我就差一點說她就是個洗腦兒，最後忍著只是泛泛地說了一些有關「中毒」「洗腦」之類的話。至於私底下別人說我「反動」我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我相信一定會有，只是當著我的面不敢說而已。但學生說我反動，我知道的就有兩次，都是因為已經反映到上方，然後領導找我談話和開會通報時，我才知道的。因為有學生反映我講了「反動」的話，領導就揚言如果我再如此，就要處理我，開除我的公職。究竟是誰說的，一次不知道，但另一次就是一個系的信息員（也是個女生，關於信息員，我在下面還會提到）。
二、跟帖中有的網友說現在有些高校有學生信息員，這是千真萬確的。我見到的高校信息員是一個班級有兩名，具體是哪個學生，是不讓老師知道的。信息員實質上就是准特務，最主要的功能就是記錄和監視老師上課的言論，至於其他教學方面的問題，雖然也包括，但那不過是個名頭和掩護。大家想想，一個班有班長、學習委員、課代表等，要信息員幹什麼？其中有一次反映我的就是一個班的女信息員。領導先是告訴我某個系的信息員反映的，但是沒有告訴我具體的人名。我到課堂上，我就問這個系的信息員是誰？這個世界上凡是非個人隱私的事情，只要是不願意讓人知道的，都是見不得人的；反過來說，一個人只要幹了見不得人的事情，都是不希望別人知道的。一言以蔽之，既要做見不得人的事情，又不希望別人知道，這就是一切特務准特務們的美好願望，可惜，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所以當時沒有一個人站起來，沒有一個人回答說自己就是信息員。實話實說，我之所以想知道誰是信息員，根本不是想著報復誰，因為我知道學生信息員其實也不過是受害者，被人當工具使而已，根本沒有認識到「信息員」性質的嚴重性和信息員將是多麼的「光榮」。我主要是出於對信息員的好奇，我非常想知道信息員（聯想到特務）究竟是長著一副什麼樣面孔？在強烈的好奇心驅使下，我非常執著地問到底誰是信息員？而且我保證絕對不會對誰怎麼樣（事實上我也是這樣做的），我只是想就教學問題溝通交流一下（這是一個幌子），但還是沒有人站起來。其中一位信息員實在熬不住了（是個男生），就站了起來，說：「不是我說的」。這個男生之所以先站起來，原因很簡單，「不是他說的」，所以心理上放鬆一點。當時我以為一個班級只有一位信息員，所以認為他是不願意承認。所以我還是再三聲明絕無要怎麼樣之意，只是想就教學問題溝通和交流一下（你既然反映有問題，為什麼不願意光明磊落地直接與教師溝通和交流呢，所以我不斷地要求）這時，旁邊的學生說，有兩個信息員，我才恍然大悟。於是我立刻追問另外一個信息員是誰？，範圍已經縮小，看到我問不出來決不罷休，最後那個信息員（是個女生）終於滿臉通紅地緩慢地站了起來。所有的學生立刻像看稀有動物一般將眼光投射了過去，緊張、鄙夷、吃驚、暗笑皆有之（不由得想起達文西的名畫《最後的晚餐》），其中有一個靠近的學生還忙不迭及地向這位信息員講解言論自由的道理。這就是我遇到的高校信息員的情況。當然我知道學校有信息員比這要早，當第一次聽學生說每個班都有學生信息員的時候，我非常的震驚，真的，非常的震驚。當時的直接感覺就是這信息員絕非善類，一個班級，班長、學習委員、課代表等應有盡有，要信息員幹什麼？大家想想就知道了，後來的事實也證明了這點。
三、為什麼在今天說別人是「反革命」等被大家認為匪夷所思（好笑和腦殘）的事情會以女性居多呢？這是有道理的。第一，女性總體上缺乏理性思維，所以女性容易被欺騙和愚弄。這並非是對女同胞抱有偏見，而是一個事實。所以我在此真誠地希望我們的女同胞們能夠在這方面有所改進，尤其在面對單向度的官方宣傳的時候，能夠多動一下自己的腦子。當然我並非說所有的女同胞都如此，知性的女同胞在今天越來越多了。回想一下，我們告別「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代才有幾天呢？所以這樣的事情以女性居多，一點也不奇怪。不要忘記，文革的時候率先打老師的就是那位宋彬彬女士，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場面中被感動得淚流滿面的是女紅衛兵，見了毛澤東緊張得，據說是幸福得暈倒的也是女人。第三，女性比較單純易迷信且執著，所以別人說什麼就容易相信什麼，而且一旦被灌輸進去，就非常執著，你想讓她醒過來，她也不願意醒過來，這一點愛情中的女人最典型。運用在思想政治問題上，也是如此。但是絕非所有的女性都是如此，有思想有主見的女性也不少，譬如同是「文革」當中，既有江青、宋彬彬之流，也有張志新、黎九蓮等傑出的女豪。尤其諷刺的是，在開除劉少奇的大會中，所有的男人們都（不少是違心地）投了票，只有一個女人投了反對票。所以女人要是有思想有主見，那么女人的執著就非常可貴。如果只有執著，而沒有思想和主見，那麼就多半會淪落為像李銳的女兒的母親那樣可悲可憐的女人了。當然我在此還要說一句，在今天，男人當中的敗類和無良之徒更多，為了那點骨頭和油水，他們什麼勞都效。
最後我需要補充兩點的是：一、如果你沒有遇上類似的事情，那只能說明你很少去批評當政者，你很少去告訴人們真實的歷史，或者你本身就是紅色意識形態的中毒者和衷心擁護者。在這種情況下，「反動」或者「反革命」從何而來？但凡一個正直的人，不願意繼續謊言的人，即使在今天，多半會遇上類似的事情。倘若遇不上，那就說明共的宣傳真是連放屁都不如，但這可能嗎？學校、報紙、期刊、電台、影視，包括網絡，掌握在誰的手中？要是真的一點作用都不起，共會視思想政治工作是自己的生命線嗎？會視宣傳機器是自己的喉舌嗎？二、但是有人說稱呼別人「反動」或者「反革命」完全是宣傳和灌輸的結果，那麼你就太小看了這些人。他們果真一點思考力都沒有嗎？如果沒有，你試著和他（她）辯論，他（她）為共辯護的各種論據和角度都有，即使他（她）知道自己錯了，他（她）最後也要千方百計證明只要是共身上發生的事情都是必然的合理的。他們為什麼會如此「腦殘」？這「腦殘」背後的最堅實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為如此「腦殘」是有利於自己的，有利於自己的家庭目前所處的社會位置的，簡單地，他們之所以如此甘願和頑固地「腦殘」是因為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或者社會關係都處於特權集團或者處於既得利益範圍內。正如我那位特別親的人，一方面明白無誤地知道中國的官員是怎麼「選」出來的，另一方面卻又親口跟我說她覺得中國非常民主，當我問她為什麼會有如此矛盾的說法時，她說她也不知道為什麼？當我對她已經是一個大學生，卻還停留在這樣一個思維水準表示遺憾和不解的時候，她說了一句至今讓我記憶猶新的話，她說，「我就是覺著現在這樣，很滿足的」。其實，她家相比大款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相比周圍其他的人，卻是「很滿足的」。所以你可以發現，今天支共的人，大多是一些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階層，尤其是與權力有緊密聯繫的既得利益階層。道理很簡單，如果實現民主，確立一種比較正義的社會秩序，他們發財致富所依賴的權力網，就會大大地減少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