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有點像孫立平說的那種幸災樂禍派，是因為看到了現世報，但憂慮也是有的。從去年以來我就不大寫時論了，覺得建言沒什麼用，善意已經很難正常表達了，只好去惡搞，最近也就寫點打油詩而已。當然學術探討是另一回事，社會潰敗還有沒有可能挽救？我基本上是持比較悲觀的看法，近期內看不到什麼希望。
剛才子明也談到了歷史上的潰敗以及毛時代留下來的後遺症，我這兩天在看吳江先生最近發表的《世人爭談「中國模式」》，也看到1300多條網友的跟貼，大部分不同意他的觀點，覺得現在的腐敗已經沒治了。
至於潰敗這個問題我是這樣看的，潰敗和動盪可能是互動的關係，現在很難說哪一種就最終會居於主導地位，是不是就一定不動盪或者不潰敗了，很可能這兩個東西會互動，加劇整個形勢的發展。
說說治理模式，我前幾天又在翻錢穆先生的《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代王朝中有兩個最自私，一是元，二是清，這兩個王朝都是部族政權，是少數民族以一個族群行使統治，和傳統上的「家天下」不太一樣，按余英時先生的說法就是「族天下」。這個概念可以引申出很多的聯想：靠一個利益集團統治國家，不是單憑皇帝一人作主，一旦要想變法改革的時候，必定觸動整個集團的既得利益，八旗貴族們對皇帝的制約是很大的。一條龍能治水，龍多了不治水。這種情況也可作某種類比，即便最高領導人想要搞一些改革，也是受到龐大利益集團的牽制。
治理模式歸結到稅負，歷史上的王朝稅負，只要養活皇上一家和一個政府，相對來講比較簡單，如今要養活兩套以上的班子，政府一套，黨務也有一套。我以前多次說過，人民負擔比歷代王朝都要重，黨務幹部也歸入吃皇糧的公務員系列，不從黨費開支，行政成本是雙倍的，這種情況在現代民主國家是不可能有的，搞得民不堪命，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尖銳，這個問題現在也很難解決。
這麼多年來，一黨執政體制越來越削弱自己。為什麼這麼說呢？在統治團體之外，沒有其他有力的監督能夠起作用；團體之內都是領導者，形成很多「小國之君」，各層各部門從上到下各自為政，越到下面越明顯，什麼黨紀國法都不在話下，就是我說了算。這種情況確實就是行政潰敗或政權失控，中央對地方、高層對中層以下的控制能力越來越弱，很多基層政權已經黑社會化了，執政能力本身在削弱，這就是子明說的行政潰敗，我認同他這個提法。
關於政府信用的問題，西方社會是建立在社會契約的前提之下，中國歷史上也不是不講信用，每個王朝在奪取政權以前，都會提出若干承諾，劉邦就有「約法三章」，只不過西方最後歸結到憲政制度上，所以能夠相對穩定；中國最後歸結到人治上，所以就會有周期性的動盪，也就是我們常說「歷史周期律」。
60多年了，究竟兌現了多少？實際上直接關係到執政黨的信用問題，還有沒有信用？執政黨的信用，從毛的時代就已經透支得差不多了。到改革開放的時候，大家看到一點希望，希望還能有一個「中興」，但那是20年前的心態，現在基本上不抱希望了。
政權信用喪失必定導致全社會的道德淪喪，我知道章伯鈞57年以後曾經講過，現在是閉關鎖國，大家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什麼樣，所以這個統治還能維持，將來一旦開放國門，所有的資訊和生活方式的封鎖被突破以後，必將是人慾橫流的社會。我們也已經看到這個社會了。傳統的封建道德以及資本主義道德，都已經被「文革」摧毀了，所謂社會主義道德也沒有建立，現在就是一個無誠信的社會，想重新提振儒學來補救，已經為時太晚。無誠信的社會怎麼造成的？要問責的話，就從毛澤東開始問責吧，這個清算遠遠不夠，
政府現在奉行的是「技治主義」，就是靠技術控制社會，有財力，有軍隊，有科技手段，有高度的動員能力，既不是制度的控制，也不是理念的控制，過去推行某項舉措還要講一番理想、道理，然後證明自己的正確，現在不跟你講了，直接下手就幹了，沒有任何道理可講。科學發展觀是必要的，但是往往被曲解了，把很多東西庸俗化、技術化了，技術化的後果往往是短視的、急功近利的，只顧解決眼前的問題，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按了葫蘆起了瓢，接著再按……沒有長遠的思維。「技治主義」的背後是極度的不自信，導致政府經常反應過度。20年前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反應過度引起的，現在反省起來，那時候如果能夠以平常心正確對待民間提出的要求，就不會做出非常意氣用事的決斷，但這些現在都已經是歷史了。
至於能否建立良性的機制來挽回潰敗，我覺得相當困難，因為已經積重難返了。如果將社會問題製成圖表，我們可以畫出三條線，一是經濟這條線，二是政治這條線，三是社會這條線，看這幾條線是不是同時到臨界點。如果這三條線之間有點「時間差」，這條到了那條沒到，或許可以解釋為潰敗，如果三條線同時到臨界點，我覺得就不是潰敗的問題，很可能就是動盪。
費正清在中共剛剛執政的時候有一個預言，中國共產黨將來會遇到三個問題，一是人口問題，二是官僚腐敗的問題，三是強調思想統一，使整個民族喪失創造力的問題。這三個問題都沒有說錯，為什麼找不到長治久安之策，這個社會已經沒有創造力了。問題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我個人確實不抱什麼太多的幻想。我們開會的目的仍是建設性的，希望能找出一條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思路，但可能真的沒有時間了，最好的改革和社會重建的時機已經錯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