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評論》編者按：與崔健聊過許多次，可是每次都有不同的話題，每次他都能給人帶來新的思想衝擊。採訪崔健是一件愉快而勞神的活兒，因為他的思維飛得太快，語言是跳躍式的向前飛奔，那節奏就象他音樂的節奏，快得讓人喘不過氣來，以至於我時常對他的話無法做出正確及時的反應，這是在別的採訪中從來不會出現的情況。】
創作是一個理性的過程
記者：我想知道你創作是怎樣一個過程？你最初的動機什麼？是先有音樂上的動機還是先有歌詞的動機？
崔健：絕大部分是音樂上的動機，先有音樂後有詞。音樂給你一種氣氛，在這個氣氛中你在想表達什麼更合適，當你捕捉到這種氣氛中潛在的感受，就能一下子寫出來一整篇東西。
記者：那麼是先有一個節奏然後慢慢發揮完善呢？還是腦子裡一下子就出現一個完整的曲子？
崔健：以前有過很多這樣的歌，是先有旋律的，後來就沒有了，因為不相信靈感了，而相信一種理性的創作。所以我更多的是去尋找一種節奏。因為我覺得旋律的東西都是帶著一種纏綿的浪漫的情緒，不夠理性。彈吉他找旋律這種方式已經不能更深地表達我的藝術感受了。
記者：電腦介入你的創作，會不會影響你的創造力？是不是電腦里給你的節奏會把你帶走？
崔健：電腦肯定是一個創作的理性的平台，沒有節奏的話就不知道怎樣下手——那樣寫出來的歌不是你渴望的創作。我覺得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你想創作的時候才創作的情況下出來的。所以我寫歌特別慢。我以前就說過，好的藝術品一定要象個植物一樣自己長出來，千萬不要催生出來。
記者：那你多久會有一次那樣創作的衝動呢？
崔健：每次創作都會相對淋漓盡致了一把。當你痛快完了之後就需要重新積累，那這個積累的過程會很長。
記者：大多數聽你歌的人是迷戀你的歌詞的，因為你歌詞的思想性是那麼強，我覺得似乎是你想表達某種思想、想說某些話才去寫歌，而剛才你說你先有了音樂才有歌詞，你的創作過程和我們想的正好相反。
崔健：是的，我的命題都是最後寫。別人寫歌可能是先有命題後寫詞，然後作曲，然後配器，然後節奏。我正好是反的：先出節奏，後出配器，然後想唱便填詞，填完詞再起名字。
記者：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順序？
崔健：因為音樂是身體的，是從身體裡出來的。我不喜歡沒有感覺的時候硬寫，我寧可不拿出來，也不給自己下指標。
記者：你竟然是在填詞！那為什麼大家會從裡面會讀出很多思考？
崔健：那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因為不太甘心跟別人說的一樣，這增加了我獨立思考能力。面對所有事情，我喜歡首先去懷疑。後來我發現這種懷疑是一種殘酷，這種殘酷只能適合我自己，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能承受多少。
記者：是對所有的事情都報著懷疑的態度？是想從中發現真相？
崔健：我記得我12、3歲的時候看電視就老在罵傻*，我非常感謝我的媽媽，她從來不認為我是在說髒話，她只是在笑，她覺得很好玩，我就得到一種鼓勵。她從來沒有要求我不能那樣想，從來沒有制止過我，鎮壓過我。
記者：音樂自己從身體裡出來，這是你生命的本能。這是一個非常感性的東西，但你的歌詞又是那裡理性的思考，但又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覺得是兩個人在同時做兩件事，你明白我嗎？
崔健：那我還第三個人第四個人做的事呢，比如說我去做錄音師做音響師。
記者：你覺得音樂本身有思想麼？撇開交響樂不談。
崔健：如果有的話，也是再生出來的，一定不是原創的，音樂不是多麼理性的東西，他本身沒有思想——我是一個創作者我自己知道。音樂撞擊到每一個人的心裡它會再生出來某種新的東西。所以不要相信理論家，也不要相信作曲家本身，你就相信自己的理解就夠了。
沒有選舉意識的人是精神殘疾
記者：你在創作歌詞的時候有政治的概念嗎？
崔健：我覺得如果一個男人或者說一個正常的人，沒有政治的判斷的話，這個人基本上是殘廢，是自我閹割的阿Q，還自以為是時尚，其實都是騙人的。人有選舉權，是因為你十八歲之後，身體裡面就有一種政治機能。如果你不關心政治，你就浪費了這個機能，等於說你自我放棄了這個權利。
記者：政治是人的一種本能？
崔健：我認為一個沒有選舉意識的人是精神殘疾。
記者：那你覺得周作人梁實秋那樣的人呢？
崔健：我覺得他們是一種選擇之後的放棄。
記者：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不參與政治生活，但那一定是基於你的一種政治判斷？
崔健：我認為這是一種權利，我願意不願意使而已。但是好多人不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利。其實這個權利標誌著你所有的理性活動都要活躍起來，被人關注起來。比如我認識一個女孩，她就是不喜歡考政治，這本身就是政治！是對政治有判斷！而且她的政治個性比任何人都強。「你為什麼要考我政治，這個東西跟我的未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是在浪費我的生命」，這種考核制度就是該被廢除，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個性。不要以為很多人政治考得好就是有很強的政治意識，恰恰相反，考得好的人大多沒有政治意識。他們把政治當成一種可以浪費的技巧。考得最好的人可能最不相信馬列主義。
東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
記者：記者：你的歌詞，早期是浪漫的東西比較多，中期直接面對政治的東西比較多，現在轉到對人格人性的批判，你自己怎麼看待這個轉變的過程？
崔健：中國人有很多人「性無能」，更有很多人「愛無能」，還有一種是 「個性無能」、「人格無能」。我有的時候可能更關注第三者。許多人的個性是給可以欺負的那個人看的，而不是在表現愛護人的時候表現。
記者：你認為原因是什麼呢？
崔健：中國人不願意建立有原則的個性，中國人更願意建立仗義和情感的原則。所謂原則不是建立在思想活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感情活動的基礎上。仗義和有信任是兩回事，感情基礎上建立的是仗義，而思想活動基礎上建立的是原則。實際上，當一個人思維的線條清晰地展示給對方的時候，對方才會信任你。所以我覺得東方人在人格上的思維是不被發現和重視的。東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情感細膩，思維粗糙。
記者：你認為跟儒家文化的影響有關係麼？
崔健：我覺得不能那麼簡單地看待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這麼深遠地左右了東方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是一個悲劇。這也許是因為統治者的專制，而不是因為思想家的專制。因為思想家是沒有這個權利和機會去專制的。我覺得更多的是統治者認為創作、個性是危險的，這種思想長期控制著人們。還有可能是人們對自身的生存環境有著一個習慣性的判斷，對危險與機會——大部分人會認為在危險面前，被鎮壓的機會會大於成功的機會。我覺得危險的面前成功的可能性占50%。
記者：那你這樣的判斷是從哪來的？
崔健：我覺得是直覺和理性之間的一種平衡吧？！不能光是理性的也不能光是感性的。在我最火的時候我沒那麼得意，在我前幾年比較低潮的時候也沒人想像的那麼沉重。現在很多人都說我復出了，我一點也沒覺得，我覺得現在的演出比以前少了，呵呵。而且我覺得做了那麼多工作只為了一場演出，我覺得還挺虧的呢。我覺得一個媒體給大眾造成的印象，在我腦子裡完全不是一個標準。
沒有原則的理性不叫理性，沒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
記者：你剛才說的危險，你覺得對你來說什麼是危險？
崔健：未知。你的原則加上未知，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危險。如果沒有原則的話你就沒有必要試探危險。
記者：等於說你的原則是指你的理性、你的價值觀指導下的目的性？
崔健：沒有原則的理性不叫理性，沒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我覺得中國大部分人生活在沒有自由的感性中和沒有原則的理性中。
記者：那你對外在環境有危險的感覺麼？
崔健：我覺得一個人對外在環境的判斷是比較自然的，我覺得你完全沒有一個特別的必要從政治上的「原則」概念來理解。大家一說原則都會想到政治上的原則，而且對政治有一種恐懼，有著「要保持距離」的一種潛意識，其實政治是你身體中的一部分，就是一個遊戲。
現在的媒體滿足的是人的一種閱讀欲
記者：你剛才說到媒體，我想問你，你對媒體怎樣看待？你覺得媒體是個什麼東西？
崔健：我覺得現在的媒體滿足的是人的一種閱讀欲而不是求知慾。求知慾是知道真實的欲望，我覺得中華文化裡面沒有真正的天翻地覆的自由的變化。我覺得媒體首先應該表達現實，記錄社會現實。媒體沒有做到這個的話，就只是在滿足人的閱讀欲。
記者：我覺得是「窺視欲」。
崔健：說「窺視欲」是在貶低讀者，而不是在批判媒體。因為本身閱讀就是窺視，沒有隱私就沒有文學。閱讀就是因為人想知道別人心裡想什麼，文學是公開化人的隱私，美化人的隱私麼！
記者：我看一本書的時候，更多的是想在裡面讀到自己。
崔健：讀到意外的自己，並不是實際的自己。我覺得閱讀是挺無聊的。
記者：你自己不閱讀嗎？
崔健：我只在需要閱讀的時候閱讀。聽音樂也一樣，是一種獲取知識的途徑，只要你能獲得一種感受就可以，閱讀也一樣。中國是個文字大國，一直都是文字至上的，解釋似乎比創作更有意義。多的是解釋者，而不是實幹者。
記者：你剛才在說音樂也是一種知識，你是指什麼知識呢？我在聽音樂的時候是獲取一種營養，我在裡面沒有學到什麼理性的思考，對你來說，知識是什麼概念呢？
崔健：我覺得知識是一種平衡，是一種獨立思考，是你渴望知道和不知道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去知道你不需要知道的東西。唯音樂和唯文學都是危險的，我覺得人對知識的獲取應該是平衡的。是自己必須用很長時間來消化的一種生活方式，然後你才覺得生活很有意義。很多人永遠覺得自己要求學，這是對自己的一個歧視，一種自我貶低。我覺得知識是為了自己使用的，而不是為了炫耀用的。當你的五臟六腑正常工作的時候你才需要吃東西，如果你不消化不排泄，你硬吃東西是沒有用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正常的思維方式沒有一個獨立的獨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時候，學來的知識就是無用的垃圾。
一個人沒有能力讓自己幸福
記者：你覺得音樂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或者說音樂在文化里占一個什麼樣的分量？
崔健：我不是一個唯音樂主義，這是一個平衡。音樂是我生長的環境造成的，音樂是我能掌握的表達方式，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人與人之間就要搭配，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人在一個方面很出色，他一定會在別的方面很弱，甚至白痴，所以需要合作。人真正的幸福是需要合作的，一個人沒有能力讓自己幸福，人的成功最多的就是三分之一需要個人的努力。但是你千萬不要忽視自己的這個三分之一，如果沒有這三分之一，就不可能成功。
記者：你認為另外三分之二是什麼呢？
崔健：一定要從朋友那、從生活那裡學到特別多的東西，還有一個是你的運氣。
記者：你認為成功是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發揮到及至嗎？
崔健：我認為每個人在社會發展里程中發揮好自己的角色。成功不成功不是一個標準，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你自己。也許我不該這麼說，但是約翰列農一死，披頭四就沒魂了，但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給後人的內心的情緒一個什麼樣的鼓勵，當你想到什麼的時候你會想到有他在溫暖地支持你，我覺得這是一個前者對後者的一個最重要的遺產。
記者：你認為藝術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
崔健：藝術家存在的意義是他想的事情讓正常人不理解。
記者：藝術家對社會對生活的理想是什麼呢？
崔健：一個藝術家應該堅持一種感性的自由，如果沒有這種自由，你的感性可以說是一種撒潑、或者說是一種野蠻，或者說是一種針對行動背叛的自由，而不是絕對的自由。
記者：對你來說自由的概念是什麼？
崔健：在你不傷害其他人的情況下，奇想。
記者：那任何時候你也可以天馬行空地幻想啊，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崔健：文化大革命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必須想的一樣。藝術家就是要隨便想。一個人的暢想是社會的財富還是災難？一個保守的人會覺得所有人都會暢想是社會的災難，我覺得所有人都可以暢想是一個財富。
記者：你認為人的創造力是來自哪裡？
崔健：想法。人必須有非常自由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自由的思維的話，人們很容易會掉進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你的道德準則的建立是會非常小氣的。創造的意義在於對自己過去的背叛，如果你沒有對過去的背叛你並不是一種自由的狀態。不複製自己，是一種創造。
重要的是自由創作意識
記者：你對中國搖滾樂的現狀怎麼看？
崔健：我覺得搖滾樂這個詞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創作意識。通過創作表達自己。搖滾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感受是自由的感覺，是面對現實的感覺，這是他存在的美。如果你找到了這種美，這個詞的外表都可以去掉。我渴望聽到人們說話的時候在活躍的思考，活躍的觀察，在樂觀的生活，不妥協的，在暢想。
記者：但是中國的學術界好象還沒有專家在探討搖滾的意義和實質的。
崔健：評論家如果不能對現實去批判，就不能稱為一個評論家。特別是現代藝術一定要跟現實嫁接起來。好的評論家就應該鼓勵人思考，而不是說「丫不懂你丫多學學」，我最討厭的是這種東西。我希望一個真正好的老師是讓人真正對音樂感興趣，而不是對一個人成功之後的生活方式感興趣，一個成功的生活方式是最無聊的，一個音樂家生活的成功是他失敗的開始。我為什麼喜歡滾石？他們就是不合作！他們找到對自身的忠實，和對賄賂的反叛。
性就是你身體發出的質問
記者：你的歌詞中有許多是在描寫性的，但是人們卻從中看到了政治，你認為性跟政治是什麼關係？
崔健：性是一種最公平的檢驗尺度，我把性當成自己的一面鏡子。性開放不是一種亂淫的概念，而是一種個性真正開放的一種概念。你對性徹底的讀解，你就可以讀解自己的政治，包括你自己懼。性是一個特別清晰的界限，陰就是陰陽就是陽。如果你對性上睜眼說瞎話，就代表你政治上的虛偽。
記者：你面對性是等於面對真實的自己？你要裝模做樣還是一針見血是代表著一個人在社會中的政治行為方式？
崔健：可以這樣說。性是現實給你的一個知識，而不是別人的積累給你的知識。性是直接跟你對話，不是通過文學或者其他的載體傳達的知識，性就是你身體發出的質問。
－－原載：《藝術評論》
創作是一個理性的過程
記者：我想知道你創作是怎樣一個過程？你最初的動機什麼？是先有音樂上的動機還是先有歌詞的動機？崔健：絕大部分是音樂上的動機，先有音樂後有詞。音樂給你一種氣氛，在這個氣氛中你在想表達什麼更合適，當你捕捉到這種氣氛中潛在的感受，就能一下子寫出來一整篇東西。
記者：那麼是先有一個節奏然後慢慢發揮完善呢？還是腦子裡一下子就出現一個完整的曲子？
崔健：以前有過很多這樣的歌，是先有旋律的，後來就沒有了，因為不相信靈感了，而相信一種理性的創作。所以我更多的是去尋找一種節奏。因為我覺得旋律的東西都是帶著一種纏綿的浪漫的情緒，不夠理性。彈吉他找旋律這種方式已經不能更深地表達我的藝術感受了。
記者：電腦介入你的創作，會不會影響你的創造力？是不是電腦里給你的節奏會把你帶走？
崔健：電腦肯定是一個創作的理性的平台，沒有節奏的話就不知道怎樣下手——那樣寫出來的歌不是你渴望的創作。我覺得真正好的作品都是在你想創作的時候才創作的情況下出來的。所以我寫歌特別慢。我以前就說過，好的藝術品一定要象個植物一樣自己長出來，千萬不要催生出來。
記者：那你多久會有一次那樣創作的衝動呢？
崔健：每次創作都會相對淋漓盡致了一把。當你痛快完了之後就需要重新積累，那這個積累的過程會很長。
記者：大多數聽你歌的人是迷戀你的歌詞的，因為你歌詞的思想性是那麼強，我覺得似乎是你想表達某種思想、想說某些話才去寫歌，而剛才你說你先有了音樂才有歌詞，你的創作過程和我們想的正好相反。
崔健：是的，我的命題都是最後寫。別人寫歌可能是先有命題後寫詞，然後作曲，然後配器，然後節奏。我正好是反的：先出節奏，後出配器，然後想唱便填詞，填完詞再起名字。
記者：為什麼會是這樣的順序？
崔健：因為音樂是身體的，是從身體裡出來的。我不喜歡沒有感覺的時候硬寫，我寧可不拿出來，也不給自己下指標。
記者：你竟然是在填詞！那為什麼大家會從裡面會讀出很多思考？
崔健：那是一個思考的過程，因為不太甘心跟別人說的一樣，這增加了我獨立思考能力。面對所有事情，我喜歡首先去懷疑。後來我發現這種懷疑是一種殘酷，這種殘酷只能適合我自己，因為我自己知道我的心理能承受多少。
記者：是對所有的事情都報著懷疑的態度？是想從中發現真相？
崔健：我記得我12、3歲的時候看電視就老在罵傻*，我非常感謝我的媽媽，她從來不認為我是在說髒話，她只是在笑，她覺得很好玩，我就得到一種鼓勵。她從來沒有要求我不能那樣想，從來沒有制止過我，鎮壓過我。
記者：音樂自己從身體裡出來，這是你生命的本能。這是一個非常感性的東西，但你的歌詞又是那裡理性的思考，但又很好地融合在一起，我覺得是兩個人在同時做兩件事，你明白我嗎？
崔健：那我還第三個人第四個人做的事呢，比如說我去做錄音師做音響師。
記者：你覺得音樂本身有思想麼？撇開交響樂不談。
崔健：如果有的話，也是再生出來的，一定不是原創的，音樂不是多麼理性的東西，他本身沒有思想——我是一個創作者我自己知道。音樂撞擊到每一個人的心裡它會再生出來某種新的東西。所以不要相信理論家，也不要相信作曲家本身，你就相信自己的理解就夠了。
沒有選舉意識的人是精神殘疾
記者：你在創作歌詞的時候有政治的概念嗎？
崔健：我覺得如果一個男人或者說一個正常的人，沒有政治的判斷的話，這個人基本上是殘廢，是自我閹割的阿Q，還自以為是時尚，其實都是騙人的。人有選舉權，是因為你十八歲之後，身體裡面就有一種政治機能。如果你不關心政治，你就浪費了這個機能，等於說你自我放棄了這個權利。
記者：政治是人的一種本能？
崔健：我認為一個沒有選舉意識的人是精神殘疾。
記者：那你覺得周作人梁實秋那樣的人呢？
崔健：我覺得他們是一種選擇之後的放棄。
記者：也就是說你可以選擇你不參與政治生活，但那一定是基於你的一種政治判斷？
崔健：我認為這是一種權利，我願意不願意使而已。但是好多人不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利。其實這個權利標誌著你所有的理性活動都要活躍起來，被人關注起來。比如我認識一個女孩，她就是不喜歡考政治，這本身就是政治！是對政治有判斷！而且她的政治個性比任何人都強。「你為什麼要考我政治，這個東西跟我的未來沒有一點關係，這是在浪費我的生命」，這種考核制度就是該被廢除，這種態度本身就是一種政治個性。不要以為很多人政治考得好就是有很強的政治意識，恰恰相反，考得好的人大多沒有政治意識。他們把政治當成一種可以浪費的技巧。考得最好的人可能最不相信馬列主義。
東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
記者：記者：你的歌詞，早期是浪漫的東西比較多，中期直接面對政治的東西比較多，現在轉到對人格人性的批判，你自己怎麼看待這個轉變的過程？崔健：中國人有很多人「性無能」，更有很多人「愛無能」，還有一種是 「個性無能」、「人格無能」。我有的時候可能更關注第三者。許多人的個性是給可以欺負的那個人看的，而不是在表現愛護人的時候表現。
記者：你認為原因是什麼呢？
崔健：中國人不願意建立有原則的個性，中國人更願意建立仗義和情感的原則。所謂原則不是建立在思想活動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感情活動的基礎上。仗義和有信任是兩回事，感情基礎上建立的是仗義，而思想活動基礎上建立的是原則。實際上，當一個人思維的線條清晰地展示給對方的時候，對方才會信任你。所以我覺得東方人在人格上的思維是不被發現和重視的。東方民族在思想方式上是非常粗糙的民族——情感細膩，思維粗糙。
記者：你認為跟儒家文化的影響有關係麼？
崔健：我覺得不能那麼簡單地看待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這麼深遠地左右了東方民族幾千年的發展，是一個悲劇。這也許是因為統治者的專制，而不是因為思想家的專制。因為思想家是沒有這個權利和機會去專制的。我覺得更多的是統治者認為創作、個性是危險的，這種思想長期控制著人們。還有可能是人們對自身的生存環境有著一個習慣性的判斷，對危險與機會——大部分人會認為在危險面前，被鎮壓的機會會大於成功的機會。我覺得危險的面前成功的可能性占50%。
記者：那你這樣的判斷是從哪來的？
崔健：我覺得是直覺和理性之間的一種平衡吧？！不能光是理性的也不能光是感性的。在我最火的時候我沒那麼得意，在我前幾年比較低潮的時候也沒人想像的那麼沉重。現在很多人都說我復出了，我一點也沒覺得，我覺得現在的演出比以前少了，呵呵。而且我覺得做了那麼多工作只為了一場演出，我覺得還挺虧的呢。我覺得一個媒體給大眾造成的印象，在我腦子裡完全不是一個標準。
沒有原則的理性不叫理性，沒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
記者：你剛才說的危險，你覺得對你來說什麼是危險？
崔健：未知。你的原則加上未知，成功的可能性就是危險。如果沒有原則的話你就沒有必要試探危險。
記者：等於說你的原則是指你的理性、你的價值觀指導下的目的性？
崔健：沒有原則的理性不叫理性，沒有自由的感性也不叫感性。我覺得中國大部分人生活在沒有自由的感性中和沒有原則的理性中。
記者：那你對外在環境有危險的感覺麼？
崔健：我覺得一個人對外在環境的判斷是比較自然的，我覺得你完全沒有一個特別的必要從政治上的「原則」概念來理解。大家一說原則都會想到政治上的原則，而且對政治有一種恐懼，有著「要保持距離」的一種潛意識，其實政治是你身體中的一部分，就是一個遊戲。
現在的媒體滿足的是人的一種閱讀欲
記者：你剛才說到媒體，我想問你，你對媒體怎樣看待？你覺得媒體是個什麼東西？
崔健：我覺得現在的媒體滿足的是人的一種閱讀欲而不是求知慾。求知慾是知道真實的欲望，我覺得中華文化裡面沒有真正的天翻地覆的自由的變化。我覺得媒體首先應該表達現實，記錄社會現實。媒體沒有做到這個的話，就只是在滿足人的閱讀欲。
記者：我覺得是「窺視欲」。
崔健：說「窺視欲」是在貶低讀者，而不是在批判媒體。因為本身閱讀就是窺視，沒有隱私就沒有文學。閱讀就是因為人想知道別人心裡想什麼，文學是公開化人的隱私，美化人的隱私麼！
記者：我看一本書的時候，更多的是想在裡面讀到自己。
崔健：讀到意外的自己，並不是實際的自己。我覺得閱讀是挺無聊的。
記者：你自己不閱讀嗎？
崔健：我只在需要閱讀的時候閱讀。聽音樂也一樣，是一種獲取知識的途徑，只要你能獲得一種感受就可以，閱讀也一樣。中國是個文字大國，一直都是文字至上的，解釋似乎比創作更有意義。多的是解釋者，而不是實幹者。
記者：你剛才在說音樂也是一種知識，你是指什麼知識呢？我在聽音樂的時候是獲取一種營養，我在裡面沒有學到什麼理性的思考，對你來說，知識是什麼概念呢？
崔健：我覺得知識是一種平衡，是一種獨立思考，是你渴望知道和不知道之間的關係，而不是去知道你不需要知道的東西。唯音樂和唯文學都是危險的，我覺得人對知識的獲取應該是平衡的。是自己必須用很長時間來消化的一種生活方式，然後你才覺得生活很有意義。很多人永遠覺得自己要求學，這是對自己的一個歧視，一種自我貶低。我覺得知識是為了自己使用的，而不是為了炫耀用的。當你的五臟六腑正常工作的時候你才需要吃東西，如果你不消化不排泄，你硬吃東西是沒有用的。如果一個人沒有正常的思維方式沒有一個獨立的獨特的角度來看待問題的時候，學來的知識就是無用的垃圾。
一個人沒有能力讓自己幸福
記者：你覺得音樂和文化之間的關係是什麼？或者說音樂在文化里占一個什麼樣的分量？
崔健：我不是一個唯音樂主義，這是一個平衡。音樂是我生長的環境造成的，音樂是我能掌握的表達方式，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表達方式。人與人之間就要搭配，人不可能做到十全十美，人在一個方面很出色，他一定會在別的方面很弱，甚至白痴，所以需要合作。人真正的幸福是需要合作的，一個人沒有能力讓自己幸福，人的成功最多的就是三分之一需要個人的努力。但是你千萬不要忽視自己的這個三分之一，如果沒有這三分之一，就不可能成功。
記者：你認為另外三分之二是什麼呢？
崔健：一定要從朋友那、從生活那裡學到特別多的東西，還有一個是你的運氣。
記者：你認為成功是每個人都必須把自己發揮到及至嗎？
崔健：我認為每個人在社會發展里程中發揮好自己的角色。成功不成功不是一個標準，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你自己。也許我不該這麼說，但是約翰列農一死，披頭四就沒魂了，但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給後人的內心的情緒一個什麼樣的鼓勵，當你想到什麼的時候你會想到有他在溫暖地支持你，我覺得這是一個前者對後者的一個最重要的遺產。
記者：你認為藝術家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
崔健：藝術家存在的意義是他想的事情讓正常人不理解。
記者：藝術家對社會對生活的理想是什麼呢？
崔健：一個藝術家應該堅持一種感性的自由，如果沒有這種自由，你的感性可以說是一種撒潑、或者說是一種野蠻，或者說是一種針對行動背叛的自由，而不是絕對的自由。
記者：對你來說自由的概念是什麼？
崔健：在你不傷害其他人的情況下，奇想。
記者：那任何時候你也可以天馬行空地幻想啊，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崔健：文化大革命不一樣，文化大革命所有的人都必須想的一樣。藝術家就是要隨便想。一個人的暢想是社會的財富還是災難？一個保守的人會覺得所有人都會暢想是社會的災難，我覺得所有人都可以暢想是一個財富。
記者：你認為人的創造力是來自哪裡？
崔健：想法。人必須有非常自由的思維方式，如果沒有自由的思維的話，人們很容易會掉進國家主義民族主義，你的道德準則的建立是會非常小氣的。創造的意義在於對自己過去的背叛，如果你沒有對過去的背叛你並不是一種自由的狀態。不複製自己，是一種創造。
重要的是自由創作意識
記者：你對中國搖滾樂的現狀怎麼看？
崔健：我覺得搖滾樂這個詞一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由創作意識。通過創作表達自己。搖滾給我們帶來的真正感受是自由的感覺，是面對現實的感覺，這是他存在的美。如果你找到了這種美，這個詞的外表都可以去掉。我渴望聽到人們說話的時候在活躍的思考，活躍的觀察，在樂觀的生活，不妥協的，在暢想。
記者：但是中國的學術界好象還沒有專家在探討搖滾的意義和實質的。
崔健：評論家如果不能對現實去批判，就不能稱為一個評論家。特別是現代藝術一定要跟現實嫁接起來。好的評論家就應該鼓勵人思考，而不是說「丫不懂你丫多學學」，我最討厭的是這種東西。我希望一個真正好的老師是讓人真正對音樂感興趣，而不是對一個人成功之後的生活方式感興趣，一個成功的生活方式是最無聊的，一個音樂家生活的成功是他失敗的開始。我為什麼喜歡滾石？他們就是不合作！他們找到對自身的忠實，和對賄賂的反叛。
性就是你身體發出的質問
記者：你的歌詞中有許多是在描寫性的，但是人們卻從中看到了政治，你認為性跟政治是什麼關係？
崔健：性是一種最公平的檢驗尺度，我把性當成自己的一面鏡子。性開放不是一種亂淫的概念，而是一種個性真正開放的一種概念。你對性徹底的讀解，你就可以讀解自己的政治，包括你自己懼。性是一個特別清晰的界限，陰就是陰陽就是陽。如果你對性上睜眼說瞎話，就代表你政治上的虛偽。
記者：你面對性是等於面對真實的自己？你要裝模做樣還是一針見血是代表著一個人在社會中的政治行為方式？
崔健：可以這樣說。性是現實給你的一個知識，而不是別人的積累給你的知識。性是直接跟你對話，不是通過文學或者其他的載體傳達的知識，性就是你身體發出的質問。
－－原載：《藝術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