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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達林
作為黨內反對派和著名政論家，吉拉斯以言獲罪，亦因此而名世。《新階級》在西方出版後，半年之內就再版了十次；中譯本也在1963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內部發行。1981年5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理論室重印此書（16開「大字本」，「僅供中央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考」。據我所見，除了《新階級》，吉拉斯至少還有兩本著作譯為中文：《狄托內幕故事》和《同史達林的談話》。這裡先介紹後一本。
吉拉斯在罹禍前，是狄托很信任的「親密戰友」，也是南共「四巨頭」之一。正因為這種特殊身份，吉拉斯在1944年、1945年和 1948年三次作為南共高級代表團成員（後兩次與狄托一起）訪問蘇聯，受到史達林的「特別接見」。1961年吉拉斯出獄後，把他同史達林三次會見的過程寫成一本書《同史達林的談話》（世界知識出版社1963年3月出版中譯本，司徒協譯「供內部參考」），並在扉頁題辭：「紀念安奈林・比萬」----即那位寫《代替恐懼》，宣揚社會民主主義的英國工黨領袖。1962年4月，吉拉斯因出版《同史達林的談話》再次被捕，南斯拉夫法院以「泄漏機密」罪判處他五年徒刑，另追加第一次因「敵意宣傳」判罪而尚未服完的刑期，共八年零八個月。因兩本書而受刑十五年，可見強加「思想罪」之殘暴。
1944年吉拉斯第一次訪蘇，正是蘇聯「衛國戰爭」的勝利轉折階段，他是懷著朝聖般的「狂喜」心情去的。但「陰暗的、憂鬱的」莫斯科和蘇聯臃腫的行政機關、高不可攀的顯要階層給他留下很差的印象。有一天，蘇聯安全部門的特務把吉拉斯帶到一處神秘的地方，像警察詰問那樣要他提供黨內情報和黨領導人的情況，他知道這些人的職業是搜集材料以「在黨內進行鬥爭」，就巧妙地迴避了他們的問題。令吉拉斯感到震驚的是，戰爭期間，史達林竟然還在軍隊中進行大清洗，許多高級將領被鎮壓。大敵當前，他們不能浴血沙場，卻冤死於自己陣營內的大屠殺。而另一方面，被蘇聯當局視為「舊秩序殘餘」的教會，在戰爭爆發後，即 「以其古老的和宗教上的愛國思想」號召人民共同抵抗德國侵略者，「在戰爭的苦難中，宗教復活了」。他們說：「我們甚至會靠正教來拯救俄國，如果那是不可避免的話。」吉拉斯認為，「史達林直覺地知道，他的政府和他的社會制度是經受不住德國軍隊的打擊的，
除非他依靠俄國人民民族精神的支持」；經過衛國戰爭，「已經證明蘇聯人民對祖國、對革命忠心耿耿，再也沒有理由實行政治限制或者讓一小撮領導人、特別讓一個領袖去壟斷思想意識了」。但史達林不會放棄思想控制，「由於他的思想和方法、個人經歷和歷史遺產，他認為只有被他牢牢掌握的東西才是靠得住的，而他的警察所不能控制的任何人都是潛在的敵人」。
吉拉斯訪蘇期間受到史達林的兩次接見，會面的氣氛是神秘而怪異的。吉拉斯描述，史達林在座位上很不安詳，「家長式的頭」不斷地晃來晃去；他「長著一對黃眼睛，既粗暴又奸詐」，「他的臉色白皙，兩頰帶紅。這種顏色是長期坐在辦公室里的人的特徵，在蘇聯高級幹部中被稱為『克里姆林宮氣色 』」。
獨斷專行的史達林
第二次會見是一場晚宴，吉拉斯算是長見識了。作陪的有莫洛托夫等蘇共高級領導人。宴會從晚上十點一直吃到第二天凌晨四五點，談話漫無邊際 ----「這種宴會是史達林的單調沉悶的生活中最經常和最方便的消遣，也是他的惟一的享樂」，「蘇聯的政策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這種宴會上非正式地決定的 」；即便外面戰火紛飛，「廣大的俄羅斯國土的命運，以及在很大程度上人類的命運，就是在這些宴會上決定的」；史達林的同僚們都習慣於這種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他們在中午以前不上班，把他們的夜晚消磨在同史達林或者同夥的吃飯上」；「這很像一個家長制的家庭，家長性情怪癖，沒有人強硬地反對他」；「這就是蘇聯的領導人在其中生活著的那個世界----在一切方面都在進行著殘酷的無休止的鬥爭……那是一個除了勝利或者死亡以外沒有其他選擇的世界」。
晚宴結束後已是黎明，籠罩在藍色的煙霧和露水中的莫斯科尚未甦醒。告別的時候，吉拉斯頗有感觸，恍如置身夢與現實之間：「從史達林別墅周圍的樅樹叢中，升起了一片霧和曙光。經歷了又一個不眠之夜而疲倦的史達林和我握手……在我踏上俄國土地的時候有過的那種感覺重新出現了：有了史達林，有了被認為最後將向人類揭示出社會和個人的真理的那種思想，世界也許不是不可征服的……這是一個美夢----在戰爭的現實中的美夢----我不能斷定夢與現實哪一個更真實……那就是史達林----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的締造者。」
在《同史達林的談話》一書中，吉拉斯披露了一樁不為外人所道的事件，這大概是他以「泄露機密」罪而被判刑的原因之一。
1941年4月，納粹德國入侵南斯拉夫。1943年12月，狄托宣布在開羅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已被剝奪了所有權利」，國王不得歸國。 1944年秋天，蘇聯紅軍進入南斯拉夫；10月，貝爾格勒解放。1945年11月，狄托領導的南斯拉夫聯邦人民共和國成立。蘇軍在南斯拉夫期間，「個別地或成批地對南斯拉夫人民和軍隊犯了很多嚴重的暴行」。據南共當局統計，「有一百二十多宗強姦案，其中一百一十宗屬姦殺案，另有一千二百多宗行兇搶劫案。如果考慮到紅軍只是在南斯拉夫的東北角經過，那末這些數字就不能說微不足道了」。而蘇軍司令部竟對各種控訴充耳不聞，給人以縱容這些罪行的印象。當時也有英軍在南斯拉夫，但「他們倒沒有這樣違法亂紀」。「那個理想的、我們老早就在期待著的紅軍難道能是這樣的嗎？」南斯拉夫新政權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於是狄托和吉拉斯等南共最高領導人與蘇軍高層開會交涉。會上，狄托「用極其溫和、客氣的方式」提出問題，卻遭到粗暴無理的對待，吉拉斯則情緒激動地質問蘇軍將領，會談無結果而散，會後吉拉斯受到他的同志的責備。吉拉斯憤怒地說：「當婦女被蹂躪（我認為這是一種滔天罪行），我們計程車兵被凌辱，我們的財產被劫掠的時候，我無法保持緘默。」在這件事上，吉拉斯切身感受到蘇聯這個大國對弱小國家的那種傲慢蠻橫的態度，也為自己的同志的軟弱感到悲哀和痛苦。爾後，因為政治理念分殊，他與狄托等黨內領導人之間的矛盾越來越深，幾乎陷於孤立。
1945年4月，狄托率領一個龐大的政府代表團訪問蘇聯，吉拉斯隨同出訪。在抵達莫斯科後，蘇方將狄托接到專用的別墅里去，而讓代表團其餘的人住進酒店。第二天發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吉拉斯房間裡的電話響了，是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女人的聲音，她糾纏著要求與吉拉斯見面。吉拉斯警惕起來，他知道蘇聯特務機關經常設美人計陷阱以套取情報。吉拉斯去問代表團的其他高級成員，他們同樣接到各種性感女人的約會電話。吉拉斯不寒而慄，對蘇方的卑鄙做法感到憤怒。
史達林還是在他的別墅里以「馬拉松宴會」歡迎南斯拉夫「戰友」。蘇聯方面出席的都是史達林的心腹：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布爾加寧，特務頭子貝利亞和安東諾夫將軍等。置身於金碧輝煌的宴會廳，吉拉斯感慨萬端：史達林君臨天下，目空一切，他的朝臣們則將他奉若神明，極盡阿諛之態。這樣的晚宴是史達林的 「常備節目」，而「他」的國家瘡痍滿目，飢餓，筋疲力盡。但是他和元帥們卻窮奢極欲，滿身勳章，沉醉在伏特加之中。他們已踩遍了半個歐洲，而他深信在下一個回合他們將踐踏另外的一半。他明白自己是人類歷史上最殘暴、最專制的人物之一，但是這一點也不使他煩惱，因為他深信他是在執行歷史的判決。儘管有成百萬人已為了他和根據他的命令而遭到毀滅。儘管有成千名他的最親密的合作者被他當作叛徒加以謀害，因為這些人懷疑他是否在領導國家和人民走向幸福、平等和自由。他的良心毫無不安，在他的哲學中，良心是沒有地位的。詩人們從他那裡得到靈感，管弦樂隊演奏向他致敬的聖歌，哲學家們寫出成卷關於他的語錄的書，烈士們在斷頭台上高呼他的名字而死」。
宴會中雙方又談到蘇聯紅軍違法亂紀的事，史達林不屑地說：「當蘇聯紅軍從史達林格勒打到貝爾格勒，跨過他們的戰友的屍體，這樣的人的反應怎麼能正常呢？在經歷了這種慘事以後，玩玩女人，有什麼了不得呢？我們打開了監獄的大門，把所有的罪犯都安置到軍隊裡去了。紅軍並不理想，重要的是它同德國人打仗----而且打得很好，其他的一切就無所謂了。」史達林對紅軍中的罪行的「諒解」態度，吉拉斯知道有同樣的例子：當蘇軍坦克經過東普魯士的時候，接連不斷地向德國難民----婦女和兒童開炮，把他們全部打死了。有人將此事報告史達林，並請示如何處理，史達林回答道：「我們對士兵訓誡得太多了，讓他們有點主動性吧！」
那次晚宴的氣氛對于吉拉斯來說是壓抑的，空虛的，也是狂迷的。「大家吃得很多，喝得更多，還有數不清的無聊的祝酒。」吉拉斯感到，「這些聚集在史達林身邊的蘇聯領導人，正當他們對人類的命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時，卻過著與世隔絕、空虛和無聊的生活。我回想起當年俄國沙皇彼得大帝，當他操縱著俄國和俄國人民命運的時候，也曾同他的大臣們舉行這樣的晚宴，他們在宴席上拼命大吃大喝，直到不醒人事」。
返回的時候又是下半夜了。在路上，已經微醉的狄托喃喃地說：「我真不懂這些俄國人怎麼搞的，喝得那麼多----簡直是墮落！」吉拉斯望著車窗外夜色幽暗的俄羅斯大地，無言以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