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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安 BBC中文網記者 |
韶關發生鬥毆的玩具廠已經復工。 |
新疆的騷亂事件造成了嚴重人員傷亡，引起了新一波維族和漢族之間的民族矛盾和對立。
周日烏魯木齊維吾爾人示威的直接起因是遠在4000公里之外的廣東韶關一家玩具廠6月26日發生的維漢兩族員工鬥毆事件。
根據中國官方的說法，鬥毆事件是因為有人「造謠」說該廠有漢族女工被維族工人強姦，結果數百人參與的鬥毆導致兩名維族員工死亡， 100多人受傷。
出事的旭日玩具廠香港老闆蔡志明稱，是響應政府的扶貧政策才聘用了這批新疆人。
不過，縱觀新疆近年來向中國內地、沿海勞動力輸出以及這一政策出現的問題可以發現，韶關事件固然可以說是一個孤立的個案，但新疆少數民族對勞務輸出的牴觸由來已久。
從疏附到韶關
韶關鬥毆事件中的維吾爾族人主要來自新疆喀什附近的疏附縣。5月21日離開疏附的這400多名農村青年已經是這個只有36萬人口的小縣今年送出去的第七批外出務工人員。
在內地省份，河南也好，安徽也好，誰都無法想像一批青年南下打工會有當地黨委、政府舉行歡送儀式。但疏附縣和新疆其它縣市一樣不僅舉行了儀式，行前還由政府對他們進行了漢語、法律甚至禮儀方面的培訓。
可以看出，和內地外出打工不同的是，新疆少數民族出去打工更多的不是個人的事，而是政府的事；更多的不是一個外出賺錢的經濟問題，更是一個東西合作、「民族互助」的政治問題。
而更根本的不同還在於漢民族和當地少數民族不同的觀念。
內地漢人相信「人挪活樹挪死」，離家打工是多數人自然、自發的選擇。而新疆農村的很多維族父母則擔心，孩子外出打工會「學壞」，會「惹禍」。
對年輕穆斯林女子來說，外多打工則面臨更大的來自傳統習俗的壓力，甚至會擔心連未來找婆家都可能受到影響。
打工運動
正因為這樣，勞務輸出這個中國西部開發經濟大戰略的構成部分在新疆變成了政治任務。
至少從2006年開始，新疆各地各級政府就開始了大規模的宣傳動員工作。
鄉村幹部（往往由經常是漢族的鄉黨委書記牽頭）和青年團、婦聯一起，不僅做可能外出務工的年輕人的工作，也去作他（她）們父母的工作；不僅作普通村民的工作，也作民族人士，比如阿訇們的工作，讓這些有威信的人出來宣傳外出打工的好處。（新疆有些地方過去曾用同樣手法推動計劃生育工作，儘管民族地區的計劃生育並不嚴格。）
周日烏魯木齊的騷亂已導致156人死亡。 |
還有的縣向同意外出的青年家庭獎勵電視機，讓人覺得仿佛回到了「一人參軍全家光榮」的時代。
在真主和金錢之間
按照一般漢族人的想法，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是天經地義的「常理」。這也是很多主持勞務輸出工作的新疆漢族幹部的自然想法。但是正如藏人把來世看得比今生更重要一樣，對很多新疆穆斯林來說，他們貧瘠的鄉土、他們去禮拜的清真寺比內地的高樓大廈、比數倍於眼前的收入更加重要。
何況，面對已經政治化、運動化的勞務輸出，人們也可以問：內地也提倡的「離土不離鄉」農村勞動力轉移辦法為什麼在新疆不能大力推動，而一定要把勞力轉移出來？
近年來，在大約有800萬少數民族農村人口（包括各種年齡段）的新疆已經有十幾萬人次（青壯年為主）外出打工。而同時，每年在棉花收穫等農忙季節又有大批內地漢族農民工進入新疆。
另外，在包括疏附這樣名不見經傳的小縣，旅遊資源也相當豐富，當地經濟發展的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揮出來。勞力輸出真的是脫貧致富的唯一靈丹？
一樣的問題，不一樣的後果
新疆少數民族員工在內地或者沿海地區工作的收入和待遇應該說還是過得去的。根據地區的不同他們基本都有1000元上下的月收入，他們一般也都每年給家裡寄回數千甚至上萬塊的積蓄，也可見他們在打工地的消費並不多，生活並不寬裕。
接受和派出務工人員的地方也不能說沒有意識到這些少數民族員工的特殊性，一般派出地也會有帶隊幹部陪同。
在韶關，這批維族員工到來後，當地勞動和宗教部門就曾考察了他們打工的玩具廠的食堂和宿舍。
不過，現在我們仍無從知道這批維族人在廠里工作生活的情形到底如何。
韶關騷亂發生後，玩具廠老闆、旭日國際集團主席蔡志明對香港《明報》表示，這次事件「主要由於廠內新疆人與廣東人的生活習慣出現差異」。
近年，中國企業，特別是沿海加工企業經常發生因工資和勞動條件而起的糾紛甚至「群體性事件」。這樣的問題對漢族員工來說不過是勞資矛盾，但對少數民族員工來說就可能加上了民族矛盾。
而這一點，估計很難是以利益為核心的企業主和以確保當地經濟增長為要務的地方官員所願意考慮的。一旦出了問題，還得上級、甚至中央政府承受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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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中國國土六分之一的新疆有著複雜的歷史和民族關係，連「新疆」這個名字本身今天聽起來也顯得怪異，因為乾隆年的收復已經有250多年，新中國的自治區也成立了50多年。
新疆固然已經不新，但新疆仍然特殊。勞務輸出如此，其他事情也如此。
中國各地近年拆遷糾紛不斷。在新疆，南疆名城喀什的老城也不斷在保護和改造的名義下遭到蠶食。
周日的騷亂已經暫時平息，但難保動盪下一次又因為哪個地方的「都更」而再起。因為對地方官和開發商來說，中央政府的維穩大計遠沒有他們的政績和金錢來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