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1988年的經濟和政治
一、十三大後出現的好形勢
現在談談1988年的政治和經濟形勢。這一段應該從1987年十三大結束以後到1989年春季這一年多的時間。這一年多變化巨大，形勢由好到壞，以致發生了天安門事件。
十三大的召開，當時國內外都比較滿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特別是國內人民從十三大召開看到了希望，民心可以說為之一振。
當時經濟形勢也是幾年來比較好的一段時間。不僅國民經濟繼續高速發展，而且出現了穩定協調發展的趨勢。國民經濟各部門之間的比例關係，除了農業以外也比較好，農業當年也是豐收，當然有前幾年農業的停頓帶來的一些問題。特別是貨幣的發行沒有超過計劃，儲蓄大量增加。這一年可以說，對經濟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也有所進步。既沒有宏觀失去控制，也沒有微觀搞死。經濟過熱的問題、貨幣發行過多的問題，情況開始有所緩解。要加強宏觀控制，又要改善宏觀控制，前幾年在這方面經常發生些問題。從1987年的經驗看，穩定經濟和一定速度的發展是可以統一的，宏觀控制和微觀搞活也是可以結合的。
當時的政治、經濟形勢總的說是好的。如果繼續採取正確的方針和政策，吸取前些年成功經驗，黨的十三大以後，88年的形勢本來可以繼續向好的方向發展。但後來情況不是這樣，而是由好向壞的方面發展，以至變得相當壞。這裡有許多教訓。
二、市場搶購和銀行擠兌的出現
1988 年全國有個熱點，即對物價問題反應較多。物價問題本來是在改革中間完全可以避免的，1987年物價上漲7%，不算很高，但比前幾年是高了一些。1988年第一季度物價繼續上漲，主要是食品價格。這一方面是由於連續幾年農業情況不太好；另方面我們在措施上也有些問題，沒有完全按價格律辦事。糧食價格提高了，而肉、蛋未相應提高，供應出現緊張情況。因而1988年春節期間有些城市又想恢復定量供應。當時如果一方面及時調整農副產品價格，另外一方面對城市居民適當補貼，問題本來是可以解決的。
但當時有一種想法：感到幾年來物價年年上漲，加起來，幅度也不小，群眾議論較多。我們只是被動地進行調整，而整個物價並沒有理順。因此，考慮能不能幹脆有意識地拿出幾年的時間，以物價上漲的一定幅度為代價，把價格理順，過價格改革這一關；同時相應地提高職工的工資。這個想法有當時的原因，也有一定道理。但現在看來不夠現實。幾年來我們腦子裡一直存在一個問題，總感到兩種體制並存、兩種市場並存、價格雙軌制並存，產生許多摩擦，以至帶來腐敗，市場也不能規範化。總想統一規劃一下，儘快結束兩個體制並存的狀況。
當時還認為，前些年改革，把容易改的都改了，效果也是好的，剩下的都是困難的。現在就要攻難點、要攻關、要知難而進，不能知難而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些難點不攻下來，改革不僅不能前進，而且會倒退。現在看來這種想法沒有認真地回顧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麼走過來的。關於這一點我另外再詳談，這裡簡單地說一下。
這幾年我們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實際上是採取一種逐步過渡的辦法，更多的是採取在計劃經濟之外，培育生長、發展一種新的經濟，即市場經濟。國民經濟有了兩塊，然後我們逐步增強、擴大市場經濟這一塊；逐步削弱、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這兩塊都是配套的。市場經濟這一塊政府不直接干預，特別是不用行政手段干預。產品是自由處理，價格也是自由的，完全由市場調節。市場經濟這一塊的企業個體戶也好、私營也好、合資企業也好，都是自主經營，自負盈虧。屬於計劃經濟這一塊的基本上處於國家計劃管理之下，價格由國家規定。當然也有一部分由他們自己支配的產品進入市場，但主要不是市場調節，國營企業也沒有真正的自主權。那時屬於市場這一部分，價格是放開的，由他們自己定。屬於計劃經濟這部分由國家規定，或者給企業一些權利，但仍受國家的約束。市場經濟這部分企業工資是自由的，由企業自己定。計劃經濟這一部分工資還是由國家規定，或是給企業一些權利，但還是受國家約束。幾年的情況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從無到有，從小到大，計劃經濟這一塊逐漸縮小，但在1988年時仍占60%以上。
這兩種經濟體制並存雖然有矛盾、有摩擦，甚至產生腐敗。但總的來講比之過去經濟增加了活力。特別是市場經濟這一部分，非常活躍。當時要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就是要不斷擴大市場這一塊，繼續縮小計劃這一塊。對於國營大中型企業，也不能通過一次體制、價格、工資的改革，一下子就轉入市場經濟；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轉過去，從計劃、價格、企業機制甚至所有制，逐步進行改革。這樣搞，比較穩定，風險也少，社會上也容易承受。其實過去幾年我們就是這樣搞的，但不自覺，腦子裡總有一個想法，我們講過價格改革是關鍵，歸根結底是要搞企業改革。總想什麼時候條件具備，採取一種辦法，一次或者分幾步，把國營企業改過去。這實際上就是說，市場經濟這一塊生長、發展是預備、是序幕，最後要攻關。
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會議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目是《建立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新秩序》，提出今後經濟體制的改革，用幾年時間進行價格改革，相應地增加職工工資，認為這是解決走向市場經濟，結束兩種體制並存、價格雙軌制的一個關鍵性戰役。
提出這個問題以後不久，我就感覺到這種想法簡單了些。所以我接著又提出，價格改革、工資改革，歸根結底離不開解決企業的效益。企業沒有效益，消化不了，改來改去，輪番漲價，搞了一圈等於不搞。這就是說，價格改革，工資改革能不能成功，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看企業能否消化，歸根結底是企業效益。要解決企業的效益問題，這就要改進企業管理，提高科技水平，最後要解決企業的機制問題。當時曾提出，要解決承包製的競爭，要把鄉鎮企業的機制引入國營企業；逐步解決大中企業也能放開經營、自負盈虧。後來又提出股份制，提出合資嫁接，把外國的資金、管理、技術嫁接過來，使國營企業轉為市場經濟的機制。
這些問題的提出，就說明價格改革不是個簡單的問題。8月前後，我就有這樣一個觀點，價格改革、工資改革的成功，取決於整個改革的深化。這個問題從價格工資問題提出，轉到整個改革，整個國營大中型企業要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就有個可操作性的問題，原先那種設想很難行得通。這屬於指導思想的問題。
另外具體工作上也出現了毛病，就是對價格改革過分渲染。本來價格改革設計是不是合理，這固然是個問題；而事先大肆宣傳，沒有考慮到人們的心理狀態。本來 1987年經濟形勢比較好，到了1988年市場緊張，主要是心理因素。國外對這種現象稱之為對通貨膨脹的「心理預期」。雖然老百姓知道政府準備今後大漲價，也知道政府會有補貼，生活不會降低，但他們有大量儲蓄，那麼大的現款儲蓄，這就有個保值的問題。而當時我們又沒有及時提高銀行利息，解決保值儲蓄問題。所以老百姓就搶購物品，用實物來保值。這主要是心理因素，我們當時雖然再三宣布提高物價不會使群眾生活水平降低，但沒想到老百姓有保值的問題，這也是個常識問題。而我們當時缺少經驗。8月份在北戴河討論物價改革問題，報紙上就大肆宣傳說要攻物價關，要闖關。說提高物價改革方案已定了。這樣老百姓就急了，於是發生到銀行提款、搶購商品的情況。
總的說，一個是物價改革方案思路不對頭，另一個是具體工作出現了很大的紕漏。發生了擠兌搶購、市場緊張現象，於是一下子感到經濟形勢不好了。其實當時經濟形勢問題並不大，也不是1988年發行票子過多，主要是心理因素，人心恐慌。當然過去幾年經濟發展過熱，貨幣發行過多，經過87年雖然有所緩解，但並沒有完全解決。人們手裡沒有實現的購買力還有很大的數量，變成銀行存款，數目我記不很清，大約有萬億元吧。心裡恐慌了，就去銀行擠兌，去市場搶購。這不是87 年、88年的問題，而是由於物價改革宣傳不當造成的。如果當時宣布價格改革停止，同時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人心會穩定下來；同時再壓縮幾百億基建，節約幾百萬噸鋼材，經濟不會有什麼問題。
當時財經領導小組曾向國務院多次提出，儘快提高銀行利息，實行保值儲蓄。但國務院李鵬、姚依林他們擔心銀行利息提高，國營企業的貸款利息不能相應提高，銀行利息負擔太大，不好辦。猶豫了一段時間，當然後來保值儲蓄還是出台了。事實證明，保值儲蓄的措施一出台，銀行儲蓄很快就回升了，從1988年第四季度開始回升，1989年一季度回升更快，形勢很快就穩定了。這也說明1988年經濟方面並沒有出現什麼大問題。主要是處置上出了一些毛病，不是真正出了大的問題。如果說通貨膨脹也不是加劇了，而是人心恐慌，把幾年來積蓄在手頭的票子取出來購買東西，一時表現的好像通貨膨脹加劇了。實際上87年以後通貨膨脹減弱了，當然沒完全解決。當時就是這麼一個情況。
三、治理整頓的負作用
由於當時大量群眾到銀行擠兌，到市場搶購東西，一下子搞得人心惶惶，來勢如風起雲湧。全國各大城市都緊張起來，黨內黨外議論紛紛，各方面壓力很大，使我們對經濟形勢的估計也過重了。認為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當時我的用語沒有用「惡性通貨膨脹」而是用了「嚴重通貨膨脹」，實際沒分析通貨膨脹，於是在9月份提出了「治理整頓」的口號，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從1989年開始把改革和建設的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
當時的用意是穩定人心，但帶來了很大的負作用。現在看來不必如此，也不應當如此。而應當繼續穩定經濟，就是進一步控制基本建設規模，進一步控制貨幣投放，經濟就可以穩定下來，不必大的調整，大的收縮。深化改革，就是繼續縮小計劃經濟這一塊，發展市場調節這部分，情況就會順利發展。當時之所以提出治理整頓，還是想迅速創造一個條件，然後再來進行價格改革和工資改革，以便結束兩種體制並存的狀況。後來看來這種想法不切合實際。
李鵬、姚依林這些人本來對改革就有保留，治理整頓口號一提出，再加上國務院負責經濟工作，在治理整頓的名義下，他們全面收縮，完全用行政的手段，大砍大壓，恢復舊的一套。原來已經下放的權利又被收回；許多老辦法又復辟；大量用市場調節的措施被取消。這樣一搞，幾個月後全國經濟就出現了市場疲軟、生產滑坡、經濟萎縮，時間長達兩、三年之久。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原來中國經濟並沒有出現什麼問題，不然為什麼一控制就出現了市場疲軟？所以當時提出治理整頓效果是不好的，儘管原來我的出發點是為了提出一個口號，把1989年的經濟工作重點放在治理整頓上，以便迅速穩定局勢，創造條件，將來重新開始價格改革、工資改革，實行原來的方案。攻價格關、工資關，解決兩個體制並存的問題，一直在腦子裡是存在的，現在回頭看這是一個教訓。
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批評了過去對治理整頓的這種消極做法，提出要利用大好形勢加快發展，加快改革，才使經濟出現了生氣，出現了活力，人民是滿意的。由此也恰恰證明，治理整頓中一味大砍、全面壓縮，不符合中國實際。如果中國經濟問題很大，通貨膨脹很嚴重，那麼南巡講話以後經濟很快發展起來，就是不可能的。
總之當時經濟領域改革和發展這一仗中有兩個問題值得重新加以認識。一個是改革。在兩種體制並存的情況下，只能採取逐步過渡的辦法，逐步擴大市場調節這一部分；逐步縮小計劃經濟這一部分，而且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縮小，一塊一塊、一批一批地縮小；用市場經濟逐步蔓延，計劃經濟逐步收縮的辦法。而不可能採取一種改革方案，一下從整體上把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現在看來不能採取這種辦法，改革思路要改變。另一個問題就是，當社會上出現了擠兌搶購風時，不要把這種情況看得過重，可以採取必要措施，不宜匆忙提出新的口號；而應該通過改革，穩定形勢。如果這樣做，那就不會出現1988年的搶購風，也不會出現後來幾年的徘徊、倒退。
總體上說，一是價格改革當時設想的方案、思路有問題，沒有按前幾年的路子走，而是想用攻堅的辦法，一舉解決價格問題。攻克這一關，市場經濟就形成了。這實際上是一種休克療法、震盪療法。二是價格改革選擇的時機和宣傳上出現了毛病。本來88年春國內各方面議論的焦點是物價問題，這個問題不是87年經濟過熱和投放貨幣太多帶來的。主要是由於農副產品價格處理不恰當，肉、蛋、蔬菜價格上漲。本來價格已是議論中心了，又要醞釀價格改革，而又選擇了一個不合適的時機，引起社會恐慌。特別是宣傳上很不恰當，吃虧很大。這是當時擠兌搶購的主要原因。人們不是為了需求，而是要保值而引起的。價格改革，從設計、討論到制定方案，報紙不斷地發，有小平講的，也有我講的，把這個問題突出起來。說過去改革容易的已經改了，現在要攻難點，要闖價格關，要知難而進。使人心恐慌，紛紛擠兌搶購。三是我們又未冷靜地加以分析，過急地提出治理整頓，結果給反對改革主張復舊的人提供了一個口實，造成幾年的經濟滑坡。
四、闖物價改革關
關於價格改革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1988年5月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作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新秩序》的報告，可不可以用5年的時間，以每一年以一定的價格上漲指數為代價，換來在理順價格的問題上，解決工資不合理的問題上，前進一步。會議確定由國務院制定方案，具體方案是由姚依林他們起草的，到北戴河大家討論過一次，他們又作了修改，然後開政治局會議討論。當時我們一面討論方案，另一面全國各地搶購不斷，此起彼伏。討論中大家有顧慮，怕價格改革引起問題。我在政治局會議上說，價格改革出台，步子不要邁得太大，同時砍掉幾百億基建，緩和鋼材等生產資料的市場供應情況。當時還認為時機比較好，經濟在發展，人民的收入在增加，承受能力增強，再說我們還有很多餘地，比如說，我們有很大一批公房可以出賣，回籠貨幣，還有些中小企業也可以出賣。到了8月間在北戴河把這個方案確定下來。在制定方案過程中，沒有明顯的意見分歧，特別是同國務院姚依林他們這些人，因為方案就是姚依林他們提出來的。地方上，特別是天津、上海當時有顧慮，但也沒明確表態。
還有一件事我在這裡說一下，就是在價格改革問題上鄧小平同志的態度。首先，小平同志歷來主張價格改革，而且在1988年還幾次講過，說價格改革搞晚了；如果早幾年搞可能更好些。1988年5月我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幾年內要在價格改革方面邁出一大步，這一點事先我向鄧小平談過，他非常贊成。後來，他公開講過要闖價格關，要攻難點。還說，對我們以及國務院李鵬他們，怕的不是我們步子邁大了，而是怕我們動搖，遇到問題就猶豫、就退縮。小平一直是主張搞價格改革的，我感覺他對價格改革的理解，更多的是考慮國營企業的虧損，希望儘量減少國家的補貼。總的講，他對價格改革非常堅決，主張步子大些，只要改革他都鼓勵。當然如果我們覺得有困難，他也不勉強。
所以1988年物價改革這件事如果講責任問題，責任不在他身上，主要是我的責任。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我提出的。一開始提出搞價格改革是我，中間改革方案的設計、國務院討論的東西也是我主持的，批准的。最後感到有困難，決定推遲、放緩，也是我提出經他同意的。小平究竟對價格改革是怎麼看的，我前面說了。他更多的是考慮到我們財政負擔太大，包括城市農副產品的價格補貼。他經常講到這個問題，說價格不合理，全國財政收入有幾百個億都是用於價格補貼。他幾次問姚依林：「這樣改革會減少多少億財政補貼，如果不改會增加多少補貼。」他關心的是這麼個問題。我們設計的價格改革更多的是價格合理了，如何使企業通過平等競爭，形成市場條件，能夠真正有企業效率的標準。我們是從這個角度考慮的。
再補充一個問題，即最後決定價格改革暫緩，轉向治理整頓是我下的決心。在9月份最後下決心前，我找姚依林談過這個問題。我當時向他提出，乾脆把價格改革放一放，他表示可以推遲幾個月，到89年下半年看一看情況再說。後來我又進一步考慮，價格改革涉及面太多，各方面確實比較緊張，下決心乾脆推遲，集中力量把經濟環境搞好，把通貨膨脹人心不穩解決了，然後再去打這個戰役。
下了決心後，我又找李鵬、姚依林談了一次，他們表示同意。我覺得應向小平同志報告。就在我下決心之前，鄧有次和李鵬談話時還鼓勵我們不要怕。他說，價格改革有風險，但需要冒這個風險。如果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可以承擔這個風險。所以既然下決心暫時不搞，就要向鄧報告。這個問題談起來還比較複雜，原來那樣打算，現在又這樣考慮，幾句話不容易說清楚，小平的耳朵又不好。因此，我先約王瑞林到我辦公室，比較詳細地把情況向王瑞林作了介紹，為什麼現在想推遲，不推遲怎麼不好等，請他向鄧報告。因為他在鄧身邊工作，可以把意思說清楚。報告了鄧以後，才召開政治局會議確定下來。
五、改革開放遭受很大挫折
本來，十三大開得非常成功，會後各方面的形勢也很好。原計劃在1988年，無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要大大向前推進一步。1987年底提出了把海南省建為一個特區省，實行更開放、更優惠的政策。而且著手制定《企業法》。1988年3月人代會通過了建立海南特區省，還通過了《企業法》和私營企業條例；並修改了憲法關於土地使用權的問題和私營企業發展的問題。特別是企業法把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開，中心意思不是強調財產的所有權，而是強調財產的經營權，強調企業對財產的使用權、支配權，不是要強調國家的所有權對企業的制約。國家不能再過多干預企業的事務。另外就是確立廠長負責制，強調廠長的中心位置，是企業的法人代表。同時在這個文件里正式承認，在我國目前階段，不僅個體經營而且私營企業也應該允許存在和發展，給予了合法的地位。修改憲法還有關於土地使用權問題，規定可以出租。這些都是為了進一步改革開放。
在這個時期還提出了許多關於企業改革的重要想法。1987年我們推行承包製，這也是兩權分離【229】的一種形式。1988年則著重強調把競爭機制引入承包製。隨後又提出把鄉鎮企業的機制引入大中型國營企業。在大中型企業實施股份制。提出用嫁接的辦法，引用國外資金、技術、管理、市場等方面的機制，實際上就是把合資企業的機制引入了大中型企業，也等於嫁接了一個機制，改造大中型企業。後來我看到浙江蘭溪5家國營企業放開經營的消息，給我以啟發。所以我提出了大中企業放開經營、自負盈虧的思路。所謂放開經營，就是說政府部門不干預企業的經營，包括價格，包括生產什麼東西，包括分配，屬於企業的事都由企業去解決，只要他不違反法律，完全可以獨立經營，放開經營。
到了8、9月份，我把放開經營、自負盈虧作為企業改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思路。我強調放開經營和自負盈虧要結合起來：只有放開經營才能自負盈虧，只有自負盈虧才能放開經營。否則盈了是自己的，虧了是國家的，那不行。我曾經說過放開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叫做「無上級企業」，這個話當然不一定確切，實際上是說這樣的企業不歸屬於任何一個政府行政部門，我還很強調股份制問題。這些都是為了提高企業的效率，使企業能更好地進行科學管理，增強它在價格改革時的承受力。提出價格改革以後，後期感到價格改革歸根結底決定於企業的效益，決定於企業的承受能力。為了價格改革的成功，特別是講到企業的改革，後來還講到政治改革。當時是從價格改革出發提出的這些問題。現在來看，基本上提出了真正把企業推向市場和企業的產權改革的問題。一個是市場問題，一個是產權問題。涉及到企業法人的問題，觸及到企業裡面最主要，最根本的問題。
在這一時期，我也很重視股份制。1988年9月我在同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弗里德曼【230】談話時說，我們最大的問題就是全民所有制無處不在，但產權不清。是我的呢，是他的呢，誰也可以不關心。那時企業的改革就涉及到一個產權問題，提出股份制也是這個意思。當時為了推進改革開放，1987年冬還提出了沿海發展戰略問題。這是一個非常重要、非常大的問題，我另外再詳談。在這一時期，還提出了廣東全省成為改革開放的先行地區，各方面都先行一步。這些都是一些重要的舉措。
總之，1988年不論開放也好，改革也好，都提了一些重大部署。如果這些能夠順利執行下去，可以肯定1988年無論改革也好，開放也好，都將大大深化一步，大大前進一步。當時也完全有可能有條件這樣做，在十三大以後的大好形勢下，把整個改革開放大大推進一步，發展大好形勢。但很可惜，由於價格改革失當，整個改革開放不僅沒有深化、前進，反而受到了很大挫折，以治理整頓告終，現在想起來還感到非常可惜。
治理整頓提出以後，有些情況變化是我原來沒有想到的。首先是國務院那邊，李鵬、姚依林他們借著治理整頓的機會大肆復舊，使改革全面回潮。他們接二連三頒發了許多條例、法令、規定，除控制基本建設外，實際上把前幾年搞活企業的措施，絕大部分取消了，把分散到地方和企業的權力又收了回來。1989年物價上漲指數不高於1988年，這本來是我提出的作為預期目標，是我們預計各項工作搞的結果。但他們把它變為行政指令層層分下去，變成了完全用行政手段來管理物價，以至把一些早已放開的物價又管死了。一個時期甚至把農村糧食在完成國家徵購後，留給地區和群眾讓他們在品種、有無、多少之間互相調劑的部分也取消了，一律納入國家計劃，由國家管起來。剛剛提出、布置下去的沿海發展戰略，實際上統統作廢了。可以說，這是體制大的復舊，改革的大回潮。他們把許多權力集中到國務院和中央各部，如為控制信貸，甚至老百姓在銀行的存款都不能提。他們搞這種治理整頓，不久就出現了經濟滑坡，市場疲軟，生產停滯。如果不是因為前幾年改革出現的受市場經濟調節的個體經濟、合資企業、非國有經濟的存在，國家經濟將陷入非常困難的境地。
六、來自中央高層不和諧的聲音
另外還發生了一個情況變化，就是把整個治理整頓的權力全部集中到國務院手中，把我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架空。雖然這個時期，我通過財經領導小組不斷研究經濟問題，但他們不予討論，更不執行。
本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是十三大籌備期間，鄧小平提出的一種組織形式。目的是在我不兼總理後仍然能指導經濟建設和改革。因為當時我不兼總理，李鵬當總理，許多人有顧慮，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多年來是我領導的，我比較熟悉。而李鵬對經濟改革的態度一直是不明朗的，對他也不放心。所以鄧小平專門確定一條，我不擔任總理後仍然要管經濟工作，因而專門成立財經領導小組。財經小組實際上是使我繼續領導經濟工作的一個組織形式。
但是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我領導經濟工作的地位削弱了。借這個機會他們把持治理整頓的控制權，使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以及我本人，無法過問經濟，使他們能夠借治理整頓大搞復舊。因為常委、財經小組是不會同意他們這麼搞的。
前面我已說過，群眾有儲蓄保值心理，所以到銀行擠兌到市場搶購物品。如果能夠及早提高存款利息，這個問題並不難解決。我在財經小組會上多次正式提出要提高銀行儲蓄利息，小組其他同志如張勁夫【231】、杜潤生都同意，認為這是一項重要舉措。但國務院就是拖，一直拖，既不提高利息，也不搞保值儲蓄。後來雖然提高了利息，但提高很小，根本不解決問題。他們的辦法就是用行政手段大量削減貸款指標。結果貸款指針控制得很嚴，規模縮得很小，使農產品收購沒有資金；工廠技術改造也沒有資金；甚至流動資金都沒有。結果生產停滯、滑坡。
另外，人民儲蓄大量減少，貨幣發行量卻沒有減少而且大量增加了。所以1988年下半年、1989年初，貸款大量緊縮，造成生產、流通的困難。而貨幣發行量、貨幣流通量沒有減少，大大超過上一年。這就證明這種方法不對頭。當時我的意見是，貸款的控制，既要從緊，又不能一刀切，要照顧生產；另方面集中力量解決儲蓄問題，穩定人心。但是我的這一主張沒有得到執行。同時黨內一些老人當中有一種議論，認為我現在是總書記，不做總理了，因此主要力量應抓黨的工作，抓政治思想工作，經濟工作由國務院來搞；而我仍然對政府工作，對經濟工作干涉太多。事實明明是國務院在架空我、在擺脫財經小組對經濟工作的決策，卻又散布這麼一種輿論，其目的就是要迫使我少過問、不過問經濟工作。這是對國務院架空我、擺脫財經小組的一種支持和配合。這裡面是不是還有別的東西，有沒有什麼秘密交易，我就不清楚了。
總之這不是偶然的，也不會是不謀而合。這股風颳得很大，當時香港報紙也有這樣的報導，說我已被架空，不再過問經濟，已沒有過問經濟的權力。一次在懷仁堂接見會議代表照相時，小平還問我：「怎麼香港報紙說你不再過問經濟了？怎麼能不管經濟呢？」總之當時這股風颳得不小，國務院那邊內外配合，迫使我不過問經濟，只管黨務就是了。
情況的另一變化，就是治理整頓一提出，給人一種印象，以為經濟改革出現了大問題，不然為什麼不再講深化改革、穩定經濟，而搞了治理整頓呢？這就給一些人一個口實，藉此否定經濟改革，否定經濟建設的成績，颳起了倒趙風。有的老同志竟然興師問罪，要常委，實際上主要是我本人承擔責任作檢討。王任重在政治局會上不止一次提出要追查責任，說出現了這麼大的問題，領導要帶頭檢討。正是在這個時期，國內外到處流傳著一些流言，說我地位不穩，權力被削弱，甚至說我不當總書記了，說我將要去當軍委主席，當國家主席等等，無非是說我搞不下去了。在這個時期，我也從很多渠道聽說，有一批老人集體上書鄧小平講我壞話，要我下台。
鄧小平在這一段時間幾次講中央領導格局不能動，當然是有緣故的。大約1988年底，香港一家報紙報導說，鄧在上海期間，李先念向鄧建議要我下台，但鄧沒有接受這個建議。這個消息我看後寫了幾句話給王瑞林轉鄧看一看，我的話大概意思是國內外最近這類流言很多，不知鄧知道不知道。當時國內外颳起了這麼一股風，也有人為我擔心，說我是不是耀邦第二。
這一段時間，國務院也好，一些老人也好，總是把前一段的經濟問題說得非常嚴重，當時的國務院多次講要反對過去經濟工作中的兩個急於求成，一個叫建設急於求成，一個叫改革急於求成。說建設急於求成還情有可原，就是指基建規模大一了些，但改革不是急於求成的問題。除價格改革外，其他改革也都是步履艱難。他們就是藉此反對改革，否定過去。當時黨內有些老人同國務院李鵬、姚依林相互配合。
1989 年元旦前，政治局常委開生活會，李鵬、姚依林帶頭批評我。其實那時他們已把我架空，但他們在會上都說我過問太多，他這個總理很難當。同時對改革開放這一套東西，提出了許多奇奇怪怪的問題。姚依林更直截了當地說，攻價格關這是什麼意思？是怎麼出來的？他當時沒有弄清楚這話不是我先講的，而是鄧小平講的，他以為是我提出來的，以此對我攻擊，實際上要清算，來算帳。這次會議很明顯，矛頭指向我在經濟改革中的責任問題。會後我把會議情況向鄧作了匯報，鄧看了很不高興，講了一大篇話支持改革，肯定改革，認為中國不改革沒有出路。
姚依林這個人過去講話從來不很明朗，也不領頭，這次講得非常明朗，非常尖銳，而且有恃無恐。看來他和李鵬這兩個人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代表了一種氣候，背後有人在支持他們。從1988年秋季以後就颳起了這個風，與此同時，對我，對我家庭的流言蜚語也很多。說我的幾個孩子倒賣彩電，倒賣汽車，倒賣糧食，倒賣合金鋼，發了大財。這完全是無中生有，完全不是事實，但流傳很廣。後來我下台了，他們迫不及待就去查，這也好了，查來查去什麼也沒有查出來，只好不了了之。過去對我這方面的流言很少很少，為什麼一到88年下半年流言這樣集中，當時給人的印象是好像我這個家就是搞「官倒」的。這也不是偶然的，而是企圖醜化我，毀掉我這樣一個主張改革的形象。
七、「倒趙風」的由來
1988 年治理整頓提出以後，黨內颳起了一股反對改革、倒趙的風。當時黨內這股風颳得很大，造這麼大的輿論，這除了黨內有一批長期受計劃經濟觀點影響的同志，對改革開放幾年後出現經濟上的一些問題，如搶購擠兌，認為改革開放搞糟了，不如搞計劃經濟，有這麼個土壤容易接受這樣的東西以外，主要的是1987年以來我同黨內的反改革的保守力量，同教條主義者，同有左傾思想的人，同這股勢力關係緊張、激化的結果。
現在回顧一下，1987年以前我擔任總理，主要是處理經濟事務，當然是改革開放。政治領域和意識形態方面的事，是耀邦在管。由於我事情比較多，這方面管得比較少；再加上在經濟上我和耀邦也有一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分歧。比較來講，我被認為是較為謹慎些，不隨便講話。我不贊成把速度搞得過快，不主張基建戰線太長，改革也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來搞，不象耀邦那樣思想解放，無所顧慮。在我們黨內有一股頑固反對自由化，反對改革開放的保守勢力。老人當中以李先念、王震為代表；在前台管意識形態的有胡喬木，特別是鄧力群。他們有一套人馬，有一套班子，有一股勢力。過去他們把反對的矛頭主要對準耀邦。由於上面講的原因，沒有把我當作反對的主要目標，我似乎是居中的，他們甚至可能認為我和他們還有些接近的地方。所以耀邦下台，決定我當總書記的時候，他們並沒有反對。當然當時李先念有保留，說我學外國太多了，要我改。我要改了，他支持我接耀邦，其他的沒有聽到什麼明確的反對意見。當時王震曾勸我繼續當總理，他說總書記可由姚依林來搞。因為我當時也不願當總書記而願意繼續當總理，認為誰當總書記都行，所以對他的建議沒有異議。後來別人告訴我，王震實際上是想讓鄧力群當總書記，但這件事後來沒有得到別人的支持。
總之我出任總書記沒有什麼人反對。但我代理總書記後首先就要面對反自由化的問題。我當時主張加以嚴格限制，縮小它的範圍，要降溫，沒有同意他們大搞大反的主張。他們曾開了一個名單，要批判這，批判那，我把它壓下來了，通過一些會議講了話，保護了那些人。他們還主張在報紙上對耀邦開展大批判，我不贊成文革中那一套，從開始就規定了反自由化不能上掛下聯，層層找代理人。我還講過，反自由化不能搞到經濟領域等等。
所以「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時說我一上台就為反自由化這場鬥爭規定了種種限制，這倒是確實的。當時中央發過一個文件，對反自由化作出了嚴格規定，劃定界限：規定所謂自由化就是反對共產黨領導，主張全盤西化。這樣一來，就不會重複過去搞運動的那種錯誤。後來我一看，反自由化如果繼續搞一下去，搞到十三大，那麼十三大就沒法開了，無論如何十三大應該開成一個改革開放的大會。
在反自由化的氣氛下，當時那股左的勢力，鄧力群他們這些人，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擴大化；竭力想重複過去左的那一套搞法；竭力想把反自由化搞到經濟領域。用他們的說法，就是不僅要批說自由化的，而且要批干自由化的。所謂干自由化的就是搞改革開放的人。在鄧力群的授意下，一些人在黨校反對「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的提法，說四項基本原則與改革開放不能並提，一個是綱，一個是目。他們還說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破壞了農業合作化的基礎，毀掉了農村的合作化。
針對出現的這些情況，我找鄧小平談了我的看法。我指出黨內有些老人想通過反自由化來反對改革開放。如果沒有相應的輿論準備，十三大很難開成改革開放的大會。所以我準備講一次話，鄧非常贊成，十分支持。於是我在1988年5月13日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作了一次講話。我說，自開展反自由化以後，大的形勢已發生了變化，因之反自由化基本上已告一段落，今後主要是進行日常教育。我還說，自由化干擾是一個時期的，而長遠的根本的主要是左的干擾。我舉了許多思想理論戰線從左的方面反對改革開放的錯誤觀點。「六四」以後他們批判我說，5.13講話轉移了鬥爭矛頭，由反右到反左，由反自由化轉到反左傾教條。這倒也是事實。
這就是說，他們原以為我會按照他們的意見反自由化，結果5.13講話不是反自由化而是反他們。後來十三大召開，我定了個基調，給鄧寫了封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兩個基本點整個來講是反左的，更引起他們的不滿。這裡我特別說一下，十三大報告有這麼一句話，是講市場經濟的，但沒有用這個詞。我說要建立「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機制，這就是市場調節，國家只調節市場，當然是用經濟的手段，整個企業整個生產是根據市場引導的。並說市場的作用是覆蓋全社會的。計劃和市場不是板塊，計劃主要是間接計劃，主要是通過經濟手段，是一種由國家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我還講到發展個體經濟等。在寫進十三大報告前，我給鄧小平寫了這封信，沒有送陳雲、李先念。他們對我這個觀念很不滿意，但也不好公開反對。
在這裡我要說有幾件事使他們特別不高興，懷恨在心。一是在十三大前，改變了鄧力群主持思想戰線工作的地位，由胡啟立來管。我也建議鄧力群不主持思想戰線工作以後，可以作政治局委員，參加政治局會議。他讀書比較多，可以發表他的意見。我還說過，如果讓鄧力群主持理論工作，馬克思主義在中國不會得到發展，中國不會有有利於改革開放的理論發展。我下了這麼一個定語，這當然很快傳到他的耳朵去了。同時我還把他控制的左傾思想筆稈子大本營，即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給撤消了。當然，撤消書記處研究室和《紅旗》雜誌是鄧決定的，但是我建議的。這幾件事一做，改革開放的輿論加強了，鄧力群他們左傾保守、反對改革的面目就在國內外公開化了，使他們很孤立。雖然在十三大時我們提名鄧力群當中央委員候選人，然後進入政治局，但在差額選舉時他落選了。後來又提名為中顧委常委，但又落選了。他們以為是我搞的，所以在這一點上李先念、王震、胡喬木，甚至陳雲同志，對我非常不滿，以至懷恨在心。
王震雖然反自由化積極，但他是主張開放的，沒有想到他後來那麼仇視我。李先念在十三大後到處罵我，公開罵，在上海，在湖北當著地方負責人的面公開罵，說我不是搞社會主義，說我學外國的東西太多，說我不懂經濟，把經濟搞亂了。陳雲是有分寸的，是講道理的。總之後來他們得出一個結論，我比胡耀邦還胡耀邦。胡耀邦不敢做的、沒做成的事情，我敢做，做成了。在搶購風以前，治理整頓沒有提出來，他們在背後講或架空我。搶購風一起來，治理整頓一提出，他們認為時機來了，認為我把經濟工作搞糟了，把改革開放搞壞了，藉此機會散布反對我的輿論，颳起一股倒趙風。
我的消息比較閉塞。因為我長期在地方工作，來中央時間不長，到北京後成天忙於工作，渠道比較少。所以至今對許多幕後的東西，我還是若明若暗。譬如說，一批人給鄧小平寫信反對我，究竟是哪些人，我至今不清楚。
應該說，「六四」以前，在這樣一股倒趙風面前，鄧小平是一直堅定地支持我的，沒有受他們的影響。這從一些事情可以看出來。譬如那一陣鄧在許多場合說，中央的人事格局不能變。顯然中央有人想變鄧才說不能變。鄧甚至直接向我，也向別的同志說，要我搞兩屆總書記。1989年元旦以後，也就是李鵬在政治局生活會上向改革開放發難以後，鄧知道此事很不高興。李鵬為此去鄧那兒解釋、表白，在這次談話中間，鄧向他講，趙要搞兩屆總書記，而且要他回去轉告其他政治局常委。當然李鵬也向我講了說是鄧講的。就在「六四」之前，我到朝鮮訪問前去鄧那兒，鄧還專門向我說，等訪朝回來後要談一下我搞兩屆的問題。當時醞釀了開會的名單，除了現任常委以外，還包括黨內幾位元老，這些人都參加。當時他還告訴我，我搞兩屆的問題，陳雲、李先念也表示同意。至於他們怎麼談的，我不知道。
1989 年春節鄧去上海前，我到他家裡，那次談得比較深。他對我說，他考慮了很久，還沒有向別人談過，首次向我談。說他想辭去軍委主席，要我任軍委主席。他說，看來他如果不完全退下來，還保留軍委主席的話，很難停止別的老同志的干預。他還說，看來只能這樣做。很顯然，他感到老人們干預太多，我不好辦。這大約是老人們向他表示反對我以後他的考慮。為了讓我能順利工作，他決定不再擔任軍委主席，以便促使其他人也不再擔任職務，或者不再干預。
當時我堅決不同意他退下來。我說，現在經濟正遇到一些問題，大家議論紛紛，如果你完全退下來，我們很難辦。我說，東方政治與西方不同，在東方並不是你退下來他們就不干預了，也不是他們統統沒有了職務就不再干預了。只要這些開國元勛還在，要他們不干預是不可能的。你不干預了，他們干預，我們更不好辦。你在，我們還好辦一些。我向他建議，無論如何一年內你不要再提這個問題。我講了以後，他沉思了一會兒說，好吧，就按你的意見辦，一年內不再提這個問題。
從這段鄧的談話中，我覺察有人，也許不少老人向他施加壓力，說我壞話，而鄧明確表示不受他們的影響，頂住了他們這些壓力。自1987年我擔任總書記之後，逐漸聚集起來的一批反對我的保守力量，雖然他們非常囂張地反對我，採用各種辦法反對我，但由於沒有得到鄧的同意，始終未能得逞。這種情況直到1989年發生那場政治風波後才改變。由於在對待學潮的問題上我同鄧發生了分歧，而且我拒絕按他的意見執行，鄧對我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這樣一來，一年多聚集起來的反對我的老人集團，才和鄧達成一致，結成聯盟，於是才決定撤消我的職務。
這裡我還想著重說一下李先念和鄧力群這兩個人。鄧力群實際上是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保守勢力的總司令。他的後台就包括李先念、王震和陳雲，當然還有其他一些反對改革的老人。鄧力群和這些人的關係極不一般，非常密切。他同王震的關係，早在解放初期王震任中央新疆分局書記，鄧就是宣傳部長。他和李先念的關係也很好，長期是李先念的助手。過去李先念主持國務院五辦，鄧就是他的秀才。陳雲對他也非常好，鄧力群非常推崇陳的經濟思想。鄧力群在經濟上非常贊成文革前，特別是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搞法。早在1980年的時候，他就到處宣傳這種思想，認為陳雲的經濟思想就完全能夠指導我們今天的經濟工作。當時陳雲文選還沒有出版，他就不斷發表陳雲五十年代的經濟文章，而對鄧小平的改革主張他不宣傳。他借自己在文獻辦公室的地位，利用出版文集的辦法，討好、拉攏一些老人，如陳雲文集、李先念文集。所以鄧小平當時決定鄧力群不再主管思想理論宣傳工作的時候，陳雲和李先念都有保留，都不贊成。他們在鄧小平那封信一上公開表示鄧力群是好同志，但鄧小平決定了，他們也沒有辦法。十三大鄧力群落選後，陳雲立即寫了封信，說鄧力群一切待遇不變。雖然鄧力群沒被選上中顧委常委，恐怕到現在還享受中央書記處書記、中顧委常委的待遇，這就很不正常。實際上鄧力群是他們反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一個最主要、最有力的筆桿子。所以對鄧力群不能小看，他有相當能量，在他手下還聚集了一批反對改革開放的秀才。《紅旗》雜誌撤銷，書記處研究室撤銷，鄧力群又把他們安排到別的地方。現在鄧力群仍在一些機構還有很多名義，掌握了很多思想理論陣地，特別是黨史、文獻等等。
李先念這個人，可以說是老人中反對改革開放最突出的一個代表。他之所以對我仇視，主要是因為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這一套。他不便公開反對鄧，所以集中目標在我身上。李先念認為我只聽鄧小平的話，不聽他的話。他曾經通過王任重讓王全國【232】傳話給我，說對幾位老人的話都要聽嘛！不能只聽一個人的話！這是最明顯不過地表明對我執行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的不滿。實際上他的話沒法聽，因為他是反對改革開放。另方面，如果說陳雲主要是維護第一個五年計劃時的搞法，如說一五期間的做法不能否定。他認為現在改革開放的很多做法對一五計劃是否定的，所以常常對改革開放持保留態度。而李先念則是文革期間以及文革後三年經濟徘徊的問題。因為這期間實際上是他在主持經濟工作。自從1958年陳雲同志不被毛主席重視以後，擔任國務院常務副總理，長期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是李先念。他對否定或不肯定文革中和文革後三年徘徊時期經濟工作的成績非常不滿意。他常說，經濟工作的成績不都是改革開放以後搞的，過去也有成績嘛！過去打下了基礎嘛！所以李先念特別反對我。除了長期受計劃經濟的影響，思想比較保守以外，還有認為我只聽鄧的話不聽他的話，另外認為我對過去他主持國務院經濟工作的成績肯定不夠。李先念那麼不擇手段、不顧場合、不講原則地反對我，含有個人感情因素，不僅僅是觀點上的分歧，表現出一種仇恨，我認為就是這些原因。
【229】「兩權」即上下文所說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
【230】 弗里德曼（1912-2006）：Milton Friedman，美國經濟學家；1976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是極具影響力的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倡導者。對1980年代美國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的經濟及貨幣政策有極大影響。1988年趙紫陽於中南海紫光閣接見弗里德曼。弗稱趙是他所見到的「社會主義國家最好的經濟學家」。
【231】張勁夫（1914-）：安徽肥東人。1982-1988年任國務委員兼國家經委主任。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秘書長，中顧委常委。
【232】王全國（1919-）：1975-1979年任廣東省委副書記、副省長；1982-1983年任湖北省委常務書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