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09年8月6日
地點：瑞士日內瓦洲際酒店
記者：陳時榮，BBC中國事務編輯（以下簡稱'記者'）
受訪者：西藏精神領袖第14世達賴喇嘛（以下簡稱'達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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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事件令人非常痛心，很多漢族兄弟姐妹也遭了殃。我認為，首先任何暴力都是錯誤的；其次這種騷亂也無助於解決問題。
記者：您的意思是您譴責新疆的暴力？
達賴：是的，我完全不同意（暴力）。人們經常使用"譴責"這個詞。去年新華社一名記者問我為什麼沒有譴責西藏示威的藏人。我告訴他說我堅信非暴力。"譴責"這個詞以我的理解來說太嚴厲了，也代表著一種負面的態度。因此我儘量避免使用這個詞。所以，我要說"完全不同意"他們的暴力行為。
記者：您指的是雙方，參加騷亂的維吾爾人和當地漢人及警察？
達賴：當然。在事關人命的問題上，任何人都是一樣的 ，不分種族和宗教信仰。
記者：但說到種族、民族和宗教的不同，您認為新疆問題的根源是什麼？和西藏問題的性質類似嗎？
達賴：是的，有相似之處。這方面我們還需要研究，通過全面客觀的研究才能了解真實的情況。國際社會注意到，在這類問題上，集權體制往往只是提供一面之詞。所以如果只有政府一方派人去調查，得出的結論就可能不是客觀真實的。不管怎麼說，我認為這件事清楚表明（中國）近六十年來的民族政策是個失敗。中國是這樣，當年的蘇聯也是一樣。
儘管列寧強調對少數民族、其他民族正確態度的重要性，甚至蘇聯憲法還提到，他們有獨立的權利。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太多的中央集權，中國也是同樣的問題。
記者：但身為（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汪洋清楚地說過，中國的民族政策需要反思，這顯示中共領導層的部分人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您同意嗎？
達賴：是的，這很好。你知道，我覺得我對中共適應新形勢的能力還是樂觀的。我是說，回顧過去60年的歷史--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還有當今的胡錦濤時代，在這四個時代里，他們的思維或政策也在不斷改變。
毛時代強調純意識形態的重要性；鄧小平時代不再關心意識形態，重視的是錢，是經濟。這又形成了一個新的現實；根據這一新的現實，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又提出了三個代表的新理論，結果造成貧富差距和其他一些不平等；因此胡錦濤現在強調和諧的重要性。這些我想都是很現實的做法，根據新的形勢，他們相應採取不同的政策。
記者：您似乎認同中共領導人在適應新形勢方面的作為，這包括對他們在西藏自治區的所作所為吧？
達賴：（笑）西藏自治區，還有新疆！(他們)可沒有那種現實的做法。有的是擔心和不信任。因此他們在考慮不同民族和自治區（情況）的時候，總是僅從一個角度想問題--如何保持、控制，只有這個角度。他們不在乎當地人的感受。
記者：但從中共政府的角度看，他們說不發展經濟，就根本談不上改善人們的生活。換句話說，中共政府關於西藏和新疆政策的說法是經濟優先。
達賴：（笑）在我看來，我當然完全同意發展經濟的重要性。但 ... 人類不同於動物。對動物，給它們吃的、棚子，沒人干擾它們就行了。但我們是人，經濟上可能貧窮，但精神上要幸福自由。如果你給人兩種選擇：一組呢給他們衣、食、住房等等一切，但沒有自由；另一組這些（物質）方面的東西並不充分，但有完全的自由，我想，很可能受過比較好教育的人會選擇後者。
記者：您是說人們、或者說西藏人寧願選擇相對的貧窮而不是更富裕？
達賴：不是，我是說條件相對貧窮但是有充分的自由。很多藏人，如果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如果他們找機會在西藏工作的話，他們的物質條件會比留在難民社區好得多，但是相當多的藏人寧肯選擇難民區，因為那裡有自由。
記者：但是學校、醫院、公路和鐵路呢？人們需要這些東西。西藏人如果看著中國發達地區說，'看啊，上海和沿海城市人們自己有汽車，有現代化的衛生設施，但我們這兒什麼都沒有，'他們反過來會覺得不公平。
達賴：江澤民當國家主席的時候，中央政府宣布建設青藏鐵路，我表示了歡迎。我確實覺得那是經濟發展的一部分，非常歡迎。那時一些西藏人和印度朋友（對青藏鐵路）有非常負面的看法。我們不尋求獨立、堅決主張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框架內解決西藏問題，其根本原因就是考慮經濟利益。西藏是落後的，物質上非常落後。因此，我們也希望更多的物質方面發展。就物質發展而言，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內我們可以得到更大的好處。但前提是我們需要自由--宗教信仰和從事宗教活動的自由以及言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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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我想基本上就像我前面說過的，是懷疑和不信任。他們總是從一個角度看問題，考慮如何控制和維護他們的權力。他們不在乎環境、教育、宗教自由這些東西。因此我們尋求的是對雙方都有利、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但他們那方不在乎我們的基本權利。主要的是缺乏信任。
我記得2006年2月（第五次）談判中，中國官員已經承認說，現在很清楚達賴一方並不尋求獨立。但此後不久，到了2006年四、五月間，他們卻又開始激烈譴責我是分裂分子。你瞧，這意味著他們實際已有某種既定的計劃、既定政策。
記者：他們研究了您在美國國會和歐洲其他地方的講話。他們從您的"真正自治"的提議中列出了五條，但他們說那是不可能接受的。有什麼能共同接受的中間地帶嗎？
達賴：我在美國國會的講話提到了五點建議，後來在斯特拉斯堡（歐洲議會）又提了一個建議。從時機上說，（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國中央政府之間自1979年開始一直到90年代初都有直接的接觸。這種直接的接觸在90年代初中斷。因為從8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胡耀邦的倒台，他們的態度變得強硬，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整個思路變得強硬。在這期間，我作出呼籲，提出了這些建議。從一開始我就清楚表明，軍事和外交事務歸中央政府管，但其它事務應當交給西藏人自己管理。這些是（建議的）基本要素。後來我還提出了一個想法，那就是西藏最終要成為"和平區"。
記者：這些恰恰是中央政府無法接受的。
達賴：2002年開始具有實質內容的談判時，我們的基本點還是我前面提到的'在憲法框架內、雙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直到今天我們仍完全堅持這些原則。遺憾的是，中國方面總是挑消極的一面，忽視積極的一面。這是個錯誤，這不是科學、客觀地看待問題的方法。
記者：在這種情況下，您和北京還有聯繫嗎？
達賴：沒有。
記者：所以沒有重開談判的希望了？
達賴：我們純粹在等。我們所有的要求都寫入了備忘錄，交給了他們。但他們立即的反應是，不是逐條辯駁，而是把整個備忘錄說成是變相的獨立要求，徹底回絕。
記者：但北京政府說談判的大門一直是敞開的，而您說您在等對方發出信號。
達賴：是的，給我們發訊息嘛。我們做好了準備，隨時派人去。
記者：您是否注意到中國中央電視台上周在國內播出了紀錄片《西藏一年》，就是BBC英國廣播公司的那個紀錄片？您是否把播出這個片子看作一個積極信號？
達賴：我們有人類語言，我想最好是發出訊息、發封信，而不是零星地發某種（間接）信號。
還有一點，中共政府認為我們（西藏）問題是內部事務，我們也如此。你看，1965年之前我們一直希望通過聯合國解決，聯合國有關西藏問題的最後一個決議是1965年通過的。從那以後，我們選擇（與中國對話）--即便在中國陷入"文革"的時候，我們仍覺得通過聯合國也許並不現實，最好是直接溝通。那個時候我們已經決定要走"中間道路"，（"中間道路"的設想）最終在1974年確定。直到1978年底以前，我們沒有收到（中央政府）任何信號。然後中央政府，主要是鄧小平，通過在香港的中共官員向我大哥轉達了口信，我們立刻做出了回應。
記者：所以說，您在等待（北京的）訊號。作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您在走"中間道路"。但時間不等人，您是否擔心事情的進展沒有您希望的那麼快？換句話說，您是否有一種緊迫感要和北京達成協議？
達賴：就西藏內局勢而言，確實有一種緊迫感。西藏真是持續存在威脅、長期恐懼，一種暴政，非常嚴重。這確實讓我覺得產生一種緊迫感。
但是就我個人而言，過去五十年中，我這個常被說成是無家可歸者找到了一個快樂的新家。我的生命在衰老，但西藏問題是一個古老民族以及他們的權利的問題，與我個人的生命沒有任何關係。如果不久我死了，很快就死了，我不會感到擔心，因為具有至少兩千多年歷史的西藏精神還在。未來，西藏精神將繼續存在下去。
記者：但您也是現實的。您看到年輕一代藏人可能不那麼有耐心，他們可能不再堅持"中間道路"。
達賴：是啊，不管是藏區內還是藏區外，藏人的失望沮喪情緒越來越明顯。這讓我有時有些擔憂。幾年前，大概是六、七年前，我遇到政府部門的一個藏族黨員幹部，他告訴我說他四十多歲。他談到六十、七十、八十歲的那一代人，因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他們覺得現在的情況還可以。但三、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一代就覺得局面太遭了，太多的牴觸。但他說，只要達賴喇嘛在，他們就不得不遵從達賴喇嘛的願望和教導，堅持非暴力。達賴喇嘛一去，那麼' 我們（年輕人）就該自作主張'了。我得到的是那種表達，這是相當嚴重的。
（打斷記者的插問）如果出現了暴力，西藏人會受苦，中共政府會覺得十分沒面子，對解決問題沒有任何好處。
記者：您說西藏問題不容易解決，您的意思是不是在近期看不到解決辦法？
達賴：聽著。我的回答是，如果從西藏內部看，幾乎沒有什麼希望。但由於西藏問題的產生不是因為內戰或者西藏人內部的什麼問題，而是所謂的解放軍來了，用武力控制了一切（笑），這才是問題的根源。因此，西藏問題與中國大陸本身的局勢相關。所以，如果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我剛才提到了中國四代領導人的變化，我認為今天的中國與三、四十年前相比已經大不一樣了，人們有更多的機會了解真實情況。
記者：這也包括藏族人嗎？
達賴：我指的主要是漢族兄弟姐妹。因此當我從更廣、更全面的視角來看這個問題的時候，我非常樂觀，覺得有希望。
記者：我們就以這樂觀的音符結束訪談吧。謝謝您接受專訪。
達賴：謝謝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