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叫蟻族他們在蝸居 他們的生活多美好

在一個黑漆漆的雨夜 我終於一腳踩進了泥里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違了的情人 在我鞋裡纏綿 「操他媽的！」 我不知道那些燈光去了哪兒 只好一路抱怨著回到家 打開電視 調到鳳凰衛視可只看見一個油光滿面的胖子在作報告 說要徹底響應國家號召做好國慶期間唐家嶺鎮的安保工作

蟻居

他們叫蟻族，他們在蝸居，他們的生活多美好

從西直門出發的運通205路往北行駛23站後，拐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彎。

前一分鐘還在整潔的雙向6車道上，百度、聯想依次從眼前掠過，下一分鐘已經進入起先塵土飛揚繼而污水橫流的窄路，需要在隨意壘高的筒子樓下躲避行人了。在北京市的行政規劃中，這道拐彎還具有分隔城鄉的象徵意義——拐彎以前，你屬於上地街道，這是中關村科技園區的一部分，租附近的一居要花上2000元/月，拐彎以後，你進入了西北旺鎮唐家嶺村的地界，房租陡降，因為，「進村了」。

有人驚訝於「北京也有這樣的地方」，有人想起老家的農村，「還不如我們那兒呢！」去年從西安空軍工程大學畢業的兩個男生，向星和於成，在秋天第一次來到這裡。因為房租太貴，他們剛剛搬離西三環的六里橋。坐在搬家公司的車裡，他們似乎對未來的住處比較滿意——上地科技園的草坪修剪得真是平整啊。然後麵包車方向盤一轉，駛入窄路，向星傻了，他沖司機喊：「哎！幹什麼？幹什麼？往哪兒開啊？」司機回他：「不是要去唐家嶺嗎？」

唐家嶺在網上有個別稱：大唐，和中國歷史上的著名盛世同名。

不過大唐並不大，一條中街由南到北貫穿全村，並連接起南站和北站兩個公車站點。中街是屬於外地人的，這裡的餐館、理髮店、飾品店、手機店幾乎都為外地人所開，本地人不需要操心商業，他們幾乎個個都是房東。村黨支部副書記董建華說，90%以上的村民都向外租房。

統計顯示，唐家嶺本地人口不足3000，外來人口超過5萬，其中大學畢業生約占三分之一。他們被北大博士後廉思稱為「蟻族」——「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

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它根本不是媒體關注的焦點——它和大學脫離了干係，又沒有中產階級社區里常見的業主維權與婚變情殺，且缺乏眾多不明真相的縣城群眾，於是常年與社會新聞無緣。現在，關於唐家嶺，可供回憶的就只剩下兩年前的北京當地媒體的一個實習生寫的豆腐塊報導：「打工青年樹林內虐羊泄憤」。

廉思和他的調研團隊相信，2003年是一個重要的節點。1999年，中國開始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大學擴招，是年招生增幅42%。當年入學的大學生，多是 1980、1981年出生，是最早認識英語課本上Lilei與Hanmeimei的那一屆，也是第一屆真正意義上「全80後」的大學生。2003年，這一屆大學生畢業，國家開始感到沉重的就業壓力。

1981年出生的陳德自9年前上大學起就住在唐家嶺，他記得自己每一年房租的變化，那是一條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線：90元（/月）、120元、150元、180元、220元、260元、300元、340元、400元。

現在，這裡最便宜的房子大約在200-260元/月上下，10平方米左右的房間夠放一床、一桌、一簡單衣櫃，沒有獨立衛生間。上廁所，你得跑到樓道盡頭，甚至中街——那裡的公廁，被網友形容為「十年發酵，氣味芬芳」。

中等價位的房子在400-600元之間，十餘平方米，配獨立衛生間甚至廚房——也有的屋子衛生間屬於「半隔斷」，和床頭僅僅一簾相隔，屋內氣味揮之不去。高價位的房子則首推董家大院，他們擁有一棟投資1500萬建成的7層大樓（唐家嶺的最高建築），338個房間，最便宜的一間也要租800元/月，「賣點」是中央空調和免費班車，這種「酒店式公寓」鎖定的人群則是「上地那邊收入高的、不願意合租、但是又想省點錢的人」。

驚人的沉默

清晨6點15分，唐家嶺南站。二三十個黑影雙手插袋，凍得直跺腳，伸長了脖子望著遠處開來的公共汽車。此刻車不算太擠，一些短程的線路，譬如開往上地輕軌的 447路，還有座位。這是起得最早的一批上班族。比他們起得更早的，大概只有早點鋪子。豆漿1元一杯，包子5毛一個，各種口味，賣得最快的是香辣豆芽，兩到三元，就可以吃到熱氣騰騰的早餐——有時候是「過熱」了，豆漿把塑料杯燙得都變了形，趕路者想用它暖手，卻不得不左右手換來換去。

大半個唐家嶺還在黑暗中沉睡著，商鋪門口未被清掃乾淨的垃圾正在燃燒，居然發出甜絲絲的氣味，中街的那些「口子」邊也有一些火堆，有人在烤火。

7點過後，天色漸亮，在中街的西側，由北往南開始涌動人潮，傳說中「世界上最壯觀的擠車場景」即將形成。

至少有運通205、運通112、447、509、642、365等6路公共汽車經過唐家嶺，其中的365路，別名是「一年有365天非常非常擁擠的公共交通」。

高峰時，半分鐘就有一趟車進站，但是對於龐大的等車人群來說，仍然是杯水車薪。按照通常的標準，每一輛車在抵達唐家嶺南站前就已經算得上「爆滿」。車沒進站，速度已經降了下來，但車門遲遲不開，人群就會自動分成兩撥，跟著車跑動——這時候前後兩扇門就像兩塊巨大的磁石，甩出兩條舞動的人龍。

一位在唐家嶺住了兩年的女孩說，想擠上車，秘訣在判斷車門開啟的位置，「有時候它非要進站才開，有時候前面的車太多，它也會像撿垃圾似的，一邊挪一邊一點一點地放人上來。」

時針指向8點，留給上班族在路上的時間越來越少，但車站還是烏泱泱的一片，有人形容這場景，「就像快要下雨時，在窩口求雨的螞蟻一樣。」

一些人決定步行前往最近的西二旗輕軌站，這要花上至少半小時，而且在那裡同樣要排起長隊。破舊不堪的中巴車和公共交通爭奪馬路，中巴售票員永遠在喊「輕軌了！輕軌了！馬上就走！馬上就走！」不過從來沒有馬上就走過。

車站安排了幾位穿藍大衣的交通協管員，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推人上車。如果車子裡已經完全沒有空間了，該怎麼辦呢？他們的辦法就是不講辦法，站在隊伍的末尾，一個勁兒地推，推，推。可是車門總要關吧，往往是先關一邊，但另一邊總會有一兩個人的身體還在外面，這時協管員就會喊口號似的，「一二三，收肚子！一二三，頭！一二三，腳！」「收肚子」總是有力的武器，「肚子收一下，還能上去3個！」

然後再加把勁地推，這個人的身體就縮進去了，另一扇車門才能吃力地合上。有時候，車門硬是關不上，協管員這時候就要隔著玻璃門踹上一陣……

藍大衣們一直兢兢業業地工作著，甚至處在一種莫名的亢奮狀態，一個熱情的小伙子，跑前跑後，女同事推不動了，他趕緊馳援，「靠！還得我來！」

推的多是乘客的背，有時是臀部，有一次，他一邊拍一個男生的腦袋，一邊問：腦袋在哪裡？進去一點！

門總算合上，車子開始啟動。但還有人的帽子夾在外面，他卻也並不著急，車緩緩地開，他也從人堆中抽出一隻手，慢慢地把帽子往裡抽，車離開南站時，帽子也終於進去啦。

和城裡吵吵鬧鬧的擠車者不同，這裡的乘客，無論別人怎麼推，擠，吼，他們都驚人地沉默著。

擠公共交通的不知道開小車的想什麼

小馬暫時不用去擠車，他還沒找到工作。

他是新疆米泉人，今年21歲，2007年參加高考，後來上了中國管理軟體學院。這所民辦高校有好幾個校區，小馬上的是最北邊那個，在昌平區，幾乎到了六環。學校是4年制，但他只讀了一年半，「剛進去的時候，我們班68人，第一個學期完了，剩下53個，第一年結束，剩下47個，到大二，班上還剩下35個……」

他不知從哪個網站看到，說「在外國，你要是對自己的大學不滿意，你可以到其他學校去，學分有效」，可是在中國，「你進了一個大學，你4年就得一直呆在這裡」。今年4月18日，他決定不呆了。「學校呆著是一種活法，出來是另一個活法，你看前面的師哥師姐也混得不咋樣……」

有一次，他在海淀黃莊附近看到一個奇怪的「遊行」。一個男人，騎著自行車，馱著一枚紙制「火箭彈」在路上飛奔，宣稱要「炮轟飯桶教育」，「還寫了點別的，大概是說，學得太多了，就成飯桶了」。

他住的是唐家嶺南站附近的一棟新樓，瓷磚鋪地，大門對大門，除了房間小點，和學校寢室幾乎一模一樣。現在樓里的空氣好多了，剛進來的時候裝修的氣味讓人幾乎睜不開眼睛。離開學校後，他報了一個培訓班，學軟體開發，在那裡認識了現在的室友，一個湖北的90後男生。

小馬屬於「蟻族」調查中暫時失業的18.6%，廉思團隊提供的調研報告顯示，在被問及影響就業方面的困難時，「人際溝通能力差」、「學歷不高」、「英語能力差」是回答最多的三大原因。

小馬現在蝸在出租房裡，每天除了吃飯睡覺玩遊戲，就是上網投簡歷。倒是有一些公司給他電話，結果過去以後才發現上當了，人家就是想騙你進去，然後讓你「轉行 」做銷售。「前兩天中國人壽又給我電話了……」大家開始大笑。因為每年招聘大量編外人員做業務，這家公司在他們眼中已經成為「騷擾型僱主」的代表。

小馬的床上有一個本厚厚的研究馬雲的書，當然，是盜版的。他喜歡讀成功學，自認為大學一年半最大的收穫就是每個學期都讀了幾本人物傳記。這讓他對找工作有一種複雜的感情，一方面覺得「時間有點緊，心有餘力不足」，一方面又認為「工作就是負債」——這來源於他學到的成功學理念，「有人說了，有時候，你工作就是浪費機會，因為你在做一份普通的工作，所以看不到更大的機會，你擠公共交通的人就不知道開小車的人在想什麼工作。他們說工作其實是負債，說不定還是賠錢，本來你有時間去賺更多的錢，但你因為工作丟掉了這些錢……還有人說，一天不光要務實，還要務虛。」

不久前他玩了一款類似虛擬人生的遊戲，「用兩個小時把你這一生提前過了一遍，你的思想就會發生改變，你就不會想著，哎呀，我這個月還要生活，還要發工資，你就會想點其他的，你應該讓人生過得更有效一點。」

他扮演了一個醫生。在那個遊戲中，醫生不是容易玩的角色，掙錢很多，但花錢也很多，40多歲時他失業了，「然後就發現很嚴重，你收入沒了，但是高支出是沒法壓縮的」，好在他很快又重新找到了工作，「也是運氣好，一般人玩醫生，最後都破產了。」

兩個小時過完一生，他有現金40多萬，兩套房子，3家公司，「確實挺爽的」。

新龍門客棧

上午9點，唐家嶺中街上的彩票店開門了，昨夜的煙味還未散去。任智一邊打掃滿地的菸頭、桔皮、瓜子殼，一邊打開機器，然後出一張3D彩票，為南站賣報的鄧老爺子留著。

30 出頭的任智以前在農業部下面的一家行業報工作，非在編人員，有「野戰部隊」的那種精明和自成邏輯。儘管來唐家嶺干彩票才半年多，他已自詡能洞察底層社會的秘密，「我這裡就是新龍門客棧，在天遠地遠的地方開一個店，沒人看好，結果你的生意比別人都好。你想想呀，唐家嶺這整條中街都是讓你花錢的店，只有我這個店能夠給他們帶來發財的機遇。」

在任智看來，唐家嶺有兩個地方最能見出人的生存狀態，一個是車站，一個就是他這兒。不過，來彩票店最多的倒不是上班族，而是在這裡做生意的小老闆、店員和民工。他們總是穿著老氣的黑色夾克，老手成天趴在桌子上研究曲線圖，每個月要吃掉上百根鉛筆，新手則帶著興奮而靦腆的笑容，在一堆五顏六色的即開型彩票中挑花了眼，是「 點石成金」呢，還是「紅櫻桃」？是「甜蜜蜜」呢，還是「財神到」？

一個留小鬍子的矮胖男人一直在氣鼓鼓地刮3元錢的「紅櫻桃」，一次只買一張，發現沒中就把它一扔，再回櫃檯去買一張。如此循環往復了七八次，還是沒中，他又撿回剛剛扔掉的一張，仔細查看，搖了搖頭，突然起身，兩三秒後就消失在門帘外。

另一個雞窩頭的男孩子，只花了28元就中了118元，他讓任智兌給他100元，剩下的18元又買了幾張彩票，又中了個10元的，他添了些錢，買了更多的彩票。幾趟來回後，他倒虧了100塊。他在附近一家餐館打工，上個月開始買彩票，已經花了八九百，中獎收回的錢占其中的兩成。他給自己定的規矩是，輸完了口袋裡的錢就走，「等中了10萬元，我就不打工了！」

彩票店一角高掛著一台小電視，上面滾動播放著搖獎信息，和中國福利彩票的宣傳語：「扶老，濟困，救孤，助殘」，與之相對的，則是一尊面容可親的財神爺。這家店上個月出了一個10萬元的大獎，中獎的是村裡的一個小老闆，「當時他真是驚慌失措啊！」

在一個人均收入偏低，「都沒什麼人搭計程車」（一的哥語）的地方，彩票店多少能夠滿足一下人們對於財富的幻想，每周二、四、日的晚上尤其如此。唐家嶺玩雙色球的人最多，這3天是開獎的日子，雖然白天一樣可以買，但彩民總願意在20點50分開獎前一個小時排起長隊，好像買得越晚中獎機率越大似的。在這樣一個煙霧繚繞的晚上，小老闆們熱烈地討論可能出現的數字，農民工帶著一身白灰觀察著紅藍球的走勢，上班族也忍不住要花掉手上的零錢來「刮一個」，手裡還提著隔壁旺家超市的購物袋。

任智覺得，雖然自己和小老闆們要為上班族提供服務，但上班族們活得不如自己滋潤，「他們平時接觸的是白領，要和上層的人去比」，而他則可以「把自己放平」，和底層打成一片。

「我這裡海納百川，喝醉酒的人也來我這裡玩兒，舌頭還沒捋直呢，你只要把他哄好了，他就高興了。有一來趴桌上睡一天的，也有把兜里的錢花完了第二天後悔的。來者都是客，我也不能不賣給他呀。而且你不讓他買，他會認為你是擋他財路，所以我只能把嘴巴閉上，希望他能中獎。」

「還有一個人，經常過來翻看被刮過的彩票，有時候還真能給他撿到。大老爺們，30多歲，啥也不干，都認識他。每個行業都有寄生蟲嘛，他就專門幹這個。後來我就不給他兌獎了，我說，你真要兌獎咱們對半分，這畢竟是我租的房子。」

「有花錢特別瘋狂的，我覺得沒有必要。有些就是來窮人裡頭炫富的，北京有錢的人多得是，你算什麼呢？有一個人，手上戴著很粗很粗的金戒指，和金鍊子，晚上我指給你看。」

說了那麼多，任智又開始抱怨自己消息封閉，「現在整天在唐家嶺不出去，不看報紙不聽新聞，小奧來北京也不知道談了些什麼……」

「水票」比身份證更重要

接近中午的時候，鄧老爺子來取自己的投注彩票，不出意料，他又小小地失望了一回。這是一位68歲的「北漂」，十幾年前就來了北京，但依舊一口濃重的武漢普通話。他一個人住在唐家嶺6年了，從沒回過湖北，沒人知道他有沒有子女，或者子女在哪裡。

他總是戴一頂NBA的帽子，待人友善，但沒有什麼人去和他閒聊。他的報攤是唐家嶺僅有的一家，以前北站附近也有一家，奧運會前被拆了架子，國慶前後，連報帶人都消失不見了。老爺子的說法是，「那個人賣盜版書，被抓了撒！」雖然賣報，但老爺子自己並不怎麼看報，「只看天氣預報，」他停了一會兒又補充說，「也看殺人的新聞，殺一兩個還不看，殺多了才看！」

老爺子說自己以前在武漢當過正局級幹部，剛來北京時做生意，一年能掙四五萬塊錢，買彩票賠了23萬，最高中獎紀錄是500元，現在還欠朋友的錢。冬天報紙不如夏天好賣，夏天每天能賺40塊，冬天只能賺個25塊。

這裡最暢銷的4份報紙是《京華時報》、《新京報》、《參考消息》和《環球時報》，後兩者再次證明了它們的發行量和滲透力，雖然有人每次都說「老闆，來一份《參政消息》」，而前兩者則體現了唐家嶺本地人與外地人口味的差異，「本地人買《京華》多一點，上班的、關心形勢的就買《新京報》。」老爺子說。

唐家嶺外地人與本地人的數量對比接近17：1，但外地人對這個村子並沒有什麼話語權，幾乎每周唐家嶺都會召開村民代表會，但從沒邀請外地人參加過，「上級也沒要求……」村黨支部副書記董建華說。

11月北京接連下了3場大雪，許多小巷成了泥水溝，不往腳上綁一個塑膠袋就沒法出行，24歲的詩人楊海明在一個雨夜幾乎毀掉了一雙鞋子，他寫道：

在一個黑漆漆的雨夜

我終於一腳踩進了泥里

那些稀泥和石子像久違了的情人

在我鞋裡纏綿

「操他媽的！」

我不知道那些燈光去了哪兒

只好一路抱怨著回到家

打開電視

調到鳳凰衛視

可只看見一個油光滿面的胖子在作報告

說要徹底響應國家號召做好國慶期間唐家嶺鎮的安保工作

楊海明去年從河北大學中文系畢業，賣過「人民大會堂指定用品」，幹過央視廣告代理，當過書店裡的小夥計、圖書編輯，推銷過炒股軟體，一年多來最大的改變是，「以前是很傻很天真的小盆友，現在初步了解了國家機器是怎麼神秘地運轉著的。」

對於村裡的問題，外地人習慣在百度貼吧上抱怨，本地人則有更為原始和直接的方式，「我們就跑到北邊的村委會罵去了！」一位大媽說。後來，村里運來一些碎石子兒，鋪在路上，總算救了急。

廉思告訴我，「蟻族」高度關注時事，包括近年一系列網絡事件，他們租房時可以不要廚房、不要廁所，但是不能沒有寬頻。

調研報告顯示，「蟻族」的網絡使用率高出全國平均水平，79.61%的人相信，網絡行為可以對現實產生影響。百度唐家嶺吧里，經常有房客抱怨房東「黑心」，比如房間供暖不足啊，比如網速慢得連QQ都上不去還照收每月40元的上網費啊，比如想提前搬走押金不退啊，還有人發起倡議，要搞房東黑名單與白名單。而房東也會責怪一些房客的「素質」：往樓道里吐痰啊，招呼狐朋狗友來住處鬧翻了天啊，而其中占絕對多數的本地人還會說，以前唐家嶺清靜，不是這麼髒亂差的。這自然會被外地人視作得了便宜還賣乖，「沒有我們這些外來人，你們哪來的退休金，你們的年輕人哪來的工作，你們的別墅是我們這些外來人給的！如果我們都不在唐家嶺了，你們指著什麼活，種地活？種什麼能讓你們年薪幾十萬？等我們全部走了，唐家嶺除了蟲子，還有什麼？」

本地人與外地人最大的矛盾集中在每月一次的「收水費」上。村委會對「收水費」的解釋是，唐家嶺的水源是村里自己打的深井，因為租房者眾多，逐戶安裝水錶並不現實，所以便統一強制收取每人每月10元的水費（販賣部等則至少收取40元）。

收水費的執行者是村里70名左右的聯防隊員，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支充滿戰鬥力的隊伍。早幾年，唐家嶺治安不好，聯防隊員通過威懾和巡邏，趕跑了盤踞京郊向商家收保護費的社會人。這兩年，他們又因為「執法」嚴格、敢於出手而聞名網絡——聯防隊員身著「綜治」制服，會在某一天清晨守住唐家嶺各條胡同的大小出口，留下10元換取一張「水票」即可走人，否則，不論你是「忘記帶了」，還是「不住這兒，看朋友來了」，都無法矇混過關。有上班族說，因與聯防隊員起口角而被打的情況並不鮮見，

有人總結說，在唐家嶺，「水票」比身份證更重要。

無處不在的「混搭」氣質

工作日的白天，唐家嶺暫時消減了喧囂和人氣，村西的張老漢，得以閒下來聽一聽電視裡的豫劇。他是河南漯河人，3年前來唐家嶺開小賣店，兩個兒子，大兒子在村里開了「分店」，小兒子找到了一個替房東收房租的工作。現在，他們一大家子11口都住在唐家嶺，過年沒有回老家的打算，「那邊都沒人了，回去做啥？」

老爺子對經濟危機這個詞沒什麼概念，但明顯地覺得今年的生意不好做，「去年，十五六塊的煙一星期能賣好幾條，今年，只要是10塊以上的煙，一星期也走不了一條。」

1986年出生的小林也感到了「外貿轉內銷」的壓力，他在一家毛絨玩具廠工作，訂單下滑已經見怪不怪。幾個月前，他從酒仙橋搬過來，那邊的房租，對於月薪2000元的他來說，即便合租，還是貴了。

這位鄧玉嬌的老鄉、恩施土家族小伙子熱情又外向，這一天被迫請假，在出租屋裡宅著。頭天晚上，他穿著拖鞋一路小跑去鄰近超市買煙，結果右腳大拇指重重磕在超市門口的石頭上，流了很多血，他倒像個沒事人一樣，拖著長長一條血跡，進超市買了創可貼，自己包紮上了，「沒事，不用看醫生，我們農村出來的，這點傷算什麼。」

可是在其他方面，他已經不再是個農村孩子了，他每天都上鮮果網，關心Twitter為什麼上不去。韓寒的博客更是他的最愛，他認為郭敬明「很4」，「就是2上加2呀」。他能飛快地背出韓寒接受專訪時說的那句話：「郭敬明輸出的是一種很賤的價值觀……好像每個人生出來都是富二代，都不知道哪裡來的錢，他沒有告訴讀者這些東西的獲取要靠個人努力。」

他有時要教訓隔壁同齡的小趙，「簡歷不能馬虎，要寫得有針對性一點，可以誇張一點，用人單位說要求兩年經驗，你就寫，先面試進去再說，進去以後能不能留下，就看你能力了嘛。」

小趙因為遲遲找不到工作，多少有些垂頭喪氣，總是在網咖打遊戲到很晚才回來。他是石家莊人，來到北京有點「逃婚」的意思。他堅持認為自己和85年以前出生的 「80後」是兩代人，「你們更成功，更傳統」，其實他說的是他80年和82年的姐姐，她們都有孩子啦，而他連女朋友都沒有。「在我們村里，24歲都應該有小孩了才對，」他的母親急得不行，擺出了跳樓價大拍賣的架勢，「她的意思是，只要是個女的，你就給我娶過來！」

小林和小趙周圍住的多是夫妻或者男女朋友，晚上11點以後，「那個聲音真是此起彼伏啊！」第一次聽到這種聲音時，小林感覺心馳神往，「畢竟我們是這個年紀嘛！」但很快，他們就對這種帶著壓抑的「低音炮」感到了厭煩。

在唐家嶺，那些無處不在的小店常常有一種奇特的「混搭」氣質：話吧提供保健服務，照相館內可以免費測手診觀健康，而去5元一次的大眾洗浴則需要穿過一家藥店。這樣看來，英子那個兼售保健品的小賣店就不僅僅是小賣店，而是一個多少能夠撫慰人心的去處。1985年出生的英子，甚至成了一些人的知心姐姐。一個女孩子，丈夫很想要孩子，但她不想要，就偷偷來吃一種叫毓婷的避孕藥；另一個更小一些的女孩，有一陣子兩三天就買一次藥，她一個人住，街坊傳聞說她是被村里一個小老闆包了，「我就勸她，說女孩子最後還是要生孩子，能用保險套儘量用保險套吧！」

只消在唐家嶺車站站上半小時，就能發現這裡男女比例之不協調，實在是整個中國的一個縮影。廉思團隊調查了「蟻族」的性與愛情婚姻狀況，與異性同居者占被調查對象的23%，但最近一個月內有性生活的人卻占了33%。

從 2007年到現在，26歲的王勁一共和朋友去過兩次洗浴中心，「吃點飯喝點酒，然後就過去玩一玩」，當然去的不是北站那家24小時按摩店，而是市郊那些 「比較正規、有檔次的」，因此也比較放心，一次要花四五百塊錢，「安全措施很好」。不過他同時也認為，「現在觀念比較開放，你也不是沒有這個就不能活—— 一年沒有也很正常啊！」

在一個人均居住面積只有幾平方米的地方，私密空間會被最大程度地壓縮，除了被窩——這也說不準，有時候，兩個男生得擠一張單人床，大概只剩下那台設置了密碼的電腦。荊州小哥是這裡為數不多的「90後」，從不忌諱當著朋友的面看A片，「我們90後嘛！」他重複最多的，就是學校性教育的失敗，然後吹噓自己啟蒙得早，按他自己的說法，初一時，一切就都發生了。他和小馬上了同一個軟體培訓班，上課時老師找他借隨身碟用，結果不小心點開了少兒不宜的畫面，那個70後的老師，當著全班的面開玩笑：英語的啊？有沒有德語的？

我問他：「你的隨身碟多大？」

「8個G。」

「有多少片兒啊？」

「電腦里要多少有多少啊！」

「談過幾個女朋友？」

「我哪知道？靠，我還數一下啊？」

她現在的盼頭是明年公司上市

王燕24歲了，從沒談過戀愛，實際情況是，她很可能也沒有時間去談戀愛。如果能在晚上10點前回到唐家嶺，就已算幸運，接著還得到烏煙瘴氣的網咖查一個小時資料，「每次回來我都要崩潰了。」

畢業不過半年，她已經在北京換了4個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個高爾夫球場當球童，只幹了7天，覺得不是長久之計。她的一位同伴被空中落下的球砸中頭部，看傷花了200多塊錢，「客人還不說正經的，不給醫藥費」。第二份工作是朋友的公司，結果發現他對自己比對別的下屬嚴苛多了，「苛刻到一般人都受不了，包括發福利，別人都給了，就是不給我，他的理由是，我給你你也都花了……」第三份工作是在一個物流公司，這次老闆挺好，但是碰到一個該死的女主管——「86年的，比我還小，就是參加工作早」——處處壓著她，不教她東西。

她現在是一家知名網絡公司的商務代表，這是她心儀的公司，但更令她感到殘酷，「底薪800塊，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周末加班沒有加班費。」最難熬的是月末，沒有出單，沒法往上報，「壓力太大，我們公司很多人一到月末就生病，頭疼，吐。」

公司那麼多做銷售的，只有極少數賺錢，「我們上個月，做了一百多萬，只有兩個人賺錢，一個人做了50萬，一個人做了20多萬，其他人呢？那麼多人，100多個員工，做了20多萬，就都拿800塊。」

前幾天她生病回承德家裡調養了兩天，公司規定請病假可以補貼，但她還是請了扣錢更多的事假，「不敢請病假，怕公司知道你身體不好，然後想著辦法把你逼走。」

在家時，經理還不停地給她電話，在電話里沖她吼，她媽媽看不下去，說實在不行咱不幹了，回老家！她知道，自己是不會回去的，「我哥當初回老家找工作，母親到處托關係為他鋪路，什麼都經歷過了，我看到那些親戚的臉色，不想再讓我媽經歷那樣的事兒。」

王燕不喜歡唐家嶺，總謀劃著要搬走，但是取暖費已經交夠了4個月的，她決定把這個冬天熬過去。她住中街，一個好朋友住南站，但一個月也見不了一次面，「到了這家公司後，我一個新朋友都沒認識。」

她現在的盼頭是明年公司上市，自己能拿到期權。

正等著崩盤呢

從下午6點到晚上11點，公共交通開始不斷地把人們從北京的各個角落帶回唐家嶺，中街再次開始涌動人潮，和早晨相反，現在是在街西側，方向是由南往北。

小林坐13號線在西二旗站下，然後走到軟體園廣場，準備搭車回家，正是晚高峰，公共汽車上擁擠異常，他看到一個瘦瘦的年輕人往上擠的時候被車上的一個胖子一腳踢了下去。瘦子爬起後馬上衝上車把胖子拽了下來，兩個人從車旁一直打到路邊的草坪上，最後兩個人都累了，瘦子在草地上繞著圈子找手機，胖子耳朵被抓破了，跟著小林上了下一趟車。目睹了這場毆鬥的乘客都不敢看他，只有售票員依舊用噼里啪啦的京腔嚷著：「刷卡了嗎？沒刷卡買票！」胖子說，「剛才出了點兒事，上一趟車買過票了。現在身上沒錢了。」「那不行！」「那我就下一站下車吧。」

唐家嶺南站，鄧老爺子收了報攤，準備去彩票店碰當天最後一次運氣。公車站牌邊，車門打開，下來的上班族有人帶著輕鬆的笑，有人長長地吐出一口濁氣，多數則面無表情。陳德也是其中之一，他月薪5000元，但仍然選擇和女友住在唐家嶺，現在迫切的問題是需要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來自家裡的壓力也是買比租好。 」「那你買房有計劃嗎？」「有，正等著崩盤呢。」

張老漢的小店又開始顧客盈門，他準備了熱水，「那些學生玩電腦玩到12點才會想起肚子餓，要吃泡麵。」不少人來小店裡打1毛5一分鐘的長途電話，有些女孩子，講著聽不懂的方言，講著講著就哭了起來。

王勁開著他那輛兩萬元的二手推車，尾隨一輛205路，也進了村。他在這裡住了6年，對這裡越來越有感情，他說，那是一種大家一起奮鬥的感覺。

2009年臨近歲末的時候，一首《Lilei和Hanmeimei之歌》復活了「80後」的集體記憶，過了這一年，他們就要陸續邁入而立之年，「再過10年15年，他們就是社會的准精英，而這段時期的經歷，將影響他們未來的社會觀和政治觀。」廉思說。

《Lilei 和Hanmeimei之歌》中有一句：「一樣的是我們都有了個當初不曾遙想的以後。」而關於唐家嶺的命運，被人們猜測了很久，這些天似乎也要塵埃落定了。《北京日報》12月10日的報導說，北京將推廣北塢等試點村拆遷改造的成功經驗，從明年起整體啟動50個難點村的拆遷改造工程，並限期完成整治工作。唐家嶺村榜上有名。

楊海明之前住在北塢村，因為拆遷改造被迫往唐家嶺遷徙，「我搬到哪兒就拆到哪，這點比較詭異，如果真是這樣，也許我接下來要搬到一些真正應該拆的地方。」

（文中部分受訪者採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