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寫紅衛兵暴行的力作
◎ 王友琴

 

● 文革中紅衛兵的恐怖行為是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罕見的暴行，中國大陸作家卻少有人描寫和記錄。姚蜀平是很難得的例外，她下了十年功夫，寫得深刻感人。


小說書當然不是歷史書，然而人們確實常常通過小說來了解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比如，我們閱讀雨果和狄更斯的小說《九三年》和《雙城記》來了解法國大革命，從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和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了解俄國歷史。小說不但生動，而且深入，讓讀者在歷史事件之外，還看到個人命運和道德善惡這些歷史書上難以展開探討的命題。

在什么小說中能看到文革歷史呢？姚蜀平女士的《似水流年》（花城出版社，二○○九）是很好也很難得的一部，如果還不能稱為唯一的一部。文革後，最初的鬆動是從「傷痕文學」開始的。然而好景不長，一九八○年代初「傷痕文學」還沒有充分發展就已經被壓制。在短暫興旺的傷痕文潮中，對文革歷史事件的描寫還相當粗糙模糊，甚至把時間都弄錯──似乎這並不重要。關於文革歷史的寫作，長期以來一直被當局嚴格禁止，在小說中的萎縮也不意外。不過意外的是，這麼多年以後，我們會看到這部在文革大背景下展開故事的《似水流年》（以下簡稱《流年》），書中對文革歷史的描述在真實和深刻方面超過以往任何一部。

寫實手法描寫紅衛兵暴力
《流年》中的第一個文革場景，是一九六六年紅衛兵興起之時的「紅八月」。小說以四十頁的篇幅，以完全寫實的手法描寫在北京發生的紅衛兵暴力。這尤其是中文小說中前所未有的。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毛澤東寫信支持清華大學附中一個名叫「紅衛兵」的學生組織，十七天後又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紅衛兵組織在全國迅速建立的同時，紅衛兵恐怖也一起發生：抄家，燒書，破壞文物，「鬥爭」人，打人，乃至殺人。僅在北京城區，就有一千七百七十二人被打死，有近十萬人被掃地出門，驅逐到農村。暴行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進行，死屍不加遮蓋，丟在卡車上或平板車上運往火葬場。

那場大型的迫害和殺戮，當時或者後來是「作家」的人都看到了，但是他們卻一直沒有記錄或描寫這樁在中國幾千年文明史上罕見的暴行。姚蜀平寫了，這是因為她的文學才能，也因為她的勇敢和她的價值觀念。她寫了血的一九六六年八月。那些見到卻沒有寫出的作家們，會願意起來推崇這部作品和加以旁證嗎？還是反過來否認罪惡的發生或假裝沒有看到這本書呢？這是值得我們觀察和留意的。

實際上，《流年》不但寫了紅衛兵暴力的場景，而且描述和剖析了紅衛兵個人。大家都知道，要認識文革，也必須了解文革中的各種人物，而人物刻畫正是小說的要素之一，也是小說所擅長作的。書中主要人物之一是一名女紅衛兵。作者不但寫了她如何打她的中學老師，抄老師的家，而且寫了她漂亮的外表下冷酷空虛的內心。一個細節是，他們的「造反」在一九六六年造成了老師一家三口的死亡，但她在八十年代遇到這位老師的倖存的小兒子的時候，她心裡湧出的念頭不是對死者的憐憫也不是對自己的責備，而是惋惜自己不知道抄家時從老師家拿走的一把小提琴的價值而把提琴賣得太便宜了。

深刻描寫文革中的各類人物
當然不能說所有的紅衛兵都像「這一個」一樣，但是這種內心沒有道德感和負疚心的紅衛兵顯然數量不少，相當典型。證據也是相當明顯的：如果當年的殘酷行為（想一想吧，一千七百七十二人甚至不是用子彈或者大刀殺害的，而是用拳頭、棍棒和銅頭皮帶幾小時甚至幾天暴打虐殺而死的）還可以拿年輕不懂事和革命狂熱來解釋，那麼在四十年後面對受難者家人還無動於衷拒絕道歉（這樣的紅衛兵為數不少，有的甚至至今以此自豪），就只有從道德心（或者說缺德心）方面來解釋了。

小說對這一紅衛兵人物的刻畫剖析是相當深刻的，這在中國文學中即使不是首創也是非常少見的。對這類人物的探究，不但對說明文革迫害和慘劇的發生有重大作用（想一想吧，除了文革的最高層毛澤東、江青、林彪等，有多少下面的打手來進行所謂「群眾專政」而害死了數量巨大的受難者），而且也在一般意義上對建立人的道德感和羞恥心有很大意義（並非每個人都會趕上文革時代，但是那種善與惡之間的選擇，確實今天的人們也仍然會面臨的）。只是要正視這樣的人物，評論家和讀者也需要有相當的勇氣和力量。

《流年》裡不但寫了已存的場景和人物，並且也寫了作者的思考和願景。實際上，不論當局的「愚民政策」有多麼長久和強大的控制力，也不論中國知識份子追求真理的毅力如何薄弱，文革結束後的三十年來，關於文革的思索和討論始終是在中國人中間進行著，只是沒有公開進行的機會。小說《流年》寫進了這些思考和討論。一方面，作者對於在思考文革的人物有冷靜的觀察。例如其中有一個老幹部「牛主任」，他在文革前迫害了他人，文革中自己也受到殘酷迫害，文革後他也試圖反思，但是他仍要肯定他當年「為理想」「為信仰」「投身革命」，也不願面對他們的「革命實驗」造成的幾千萬人的生命代價。他最後把一些歷史紀念物鎖進了柜子最深處。

作者反覆修改功夫超過十年
作者並未刻意加以諷刺，但這種真實的描寫給人非常深刻的印象，也解釋了為什麼在中國對文革慘劇的反思會如此不像樣。在另一方面，《流年》還是抱著信心和期待，安排了書中最年輕的人物冬生，一九六六年紅衛兵恐怖的年幼倖存者，放棄他學得很好的科學技術專業，選擇了學習文科，為了改變「那個極權制度和孕育它的思想文化土壤」。書中的主要人物尚安妍大夫，在書的結束處，也是在她的晚年，決定把歷史寫作當作自己的新的工作。作者和我談到這樣的結尾方式，她說她正是看到了只有很少的中國人在做這樣嚴肅的研究，所以她才安排了這樣的結尾，為了表達她的期望。這是做了這樣樂觀而有暖意的結尾的原因。

我和《流年》作者從來沒有見過面，但是我們之間通信卻始於十年之前。這本書的開始寫作更是早在我和她通信之前。我看過這本書的草稿。作者反覆修改，在八十萬字、六十萬字幾個稿本上修改，現在印出來的是四十五萬字的一冊。曹雪芹在《紅樓夢》中自述，寫書時「披閱十載增刪五次」。 《紅樓夢》純潔的語言和精粹的鱲述，和這種寫作過程無疑有很大關係。曹雪芹的說法也是這本《流年》的寫作經過寫照吧。這種工作精神和方式應該感動我們。我不是在說，快速製作快速獲得市場效應的作品不好，但是這種超越了實利為文學而文學的做法，無疑對文學品質的提升有最大的貢獻。我要向作者致敬，不單為這本書的文學價值，也為作者給中文寫作界帶來的這份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