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達賴喇嘛逃出圖博(即西藏)的故事

從那天起，國際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名詞：西藏問題。

1959 年 3月21日，星期六。訂閱《紐約時報》的美國民眾從家門口拿到報紙，瀏覽頭版標題時，看到一篇特別報導。這篇前一天發自印度新德里，題為」藏人在拉薩與中國人交戰」的報導首次披露了拉薩發生的事件。當美國人看到這篇報導時，事情已經發生了整整十一天，」拉薩事件」已經演變成了」拉薩戰役」。

 

關於這個事件的中心人物達賴喇嘛，報導僅說」西藏統治者達賴喇嘛去向不明」。不過，就在《紐約時報》的讀者們閱讀報導的時候，達賴喇嘛正在一座名叫宗確辰耶的小寺廟裡宿營。他與家人、經師，以及部分噶廈政府成員等離開拉薩已經四天了。當時未滿24歲的達賴喇嘛很可能並沒有想到，此一去，就是整整半個世紀。

 

50 年前達賴喇嘛出走印度這個歷史事件，經過各種有意無意的渲染和加工，幾乎變成了一個」當代神話」。即便是」神話」，漢藏兩族也有不同的版本。漢人中流傳的版本中，比較典型的有兩個。國人私下流傳的版本是」讓路說」：毛澤東寬大為懷，給達賴喇嘛讓了一條路，任他借道山南逃亡印度，否則達賴喇嘛插翅難逃。對外的版本則是」劫持說」：
拉薩發生有預謀，有組織的反革命叛亂，叛亂分子選定 3月10號這天動手，解放軍忍耐了十天之後，奉命向妄圖分裂祖國的反動分子還擊。反動分子潰逃之時，將達賴喇嘛劫持到印度。這個版本至今還在流傳。

 

藏人中流傳的版本說的則是」紅漢人」試圖綁架達賴喇嘛，但是各路神靈紛紛相助，達賴喇嘛在眾目睽睽之下神不知鬼不覺走出羅布爾卡宮。之後的兩個禮拜里，大多數日子空中烏雲密布，遮擋了飛行員的視線，因此」紅漢人奈何不了觀音菩薩」，達賴喇嘛一行成功進入印度，西藏文化的一線血脈得以域外保存。這兩個版本都是對這個西方記者稱之為」世紀大事」的事件作出的解讀，漢方偏重宣傳，藏方偏重宗教。然而，歷史既非神話，也非宣傳。在對歷史事件解讀之前，我們首先要了解的是，達賴喇嘛為何出走？

 

1959年3月10號上午，達賴喇嘛一如往常，早晨5點起床，去小經堂打坐。打坐之後，他照常去花園散步，享受清晨的寧靜。可是，走進花園，他隱隱聽見宮牆外傳來喊叫聲。達賴喇嘛匆匆走進宮室，派人出去看看是怎麼回事。出去的人很快回來，向他報告拉薩民眾正從四面八方湧向羅布爾卡，說是要阻止達賴喇嘛去軍營觀看預定的演出。」拉薩事件」就此拉開序幕。

從目前已經公布和出版的各種史料中可以看出，1959年 3月的拉薩事件並非如我們一向被告知的那樣，是一個在美國和印度情報部門精心策劃下，早有預謀的事件。導致事件的發生有一個過程，在此期間，各種異乎尋常的因素綜合在一起，雙方溝通不良，相互猜疑，對局面都有誤判，加上一方對」帝國主義」和」反動派」作用的誇大；而另一方則是民怨長期積累，借著」達賴喇嘛看戲」這件小事突然爆發。事件的起因茨仁夏加先生的著作《龍在雪域》中有詳盡的描述和分析，此處不贅。

 

「拉薩事件」爆發時，拉薩，乃至西藏地區是什麼樣的局面呢？當時拉薩城外住了大批康巴難民，」四水六崗」，即康巴游擊隊，在山南活動。山南許多地區在康巴游擊隊的控制之下。張經武和張國華都不在拉薩，拉薩的日常工作由政委譚冠三主持。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兩名電報員阿達和諾布雖然已經從印度回到西藏，並且根據 CIA的指示去過拉薩，設法見達賴喇嘛，但是侍從長帕拉擔心他們惹來麻煩，不肯讓他們覲見。二人於是離開拉薩，去山南找四水六崗衛教軍總指揮貢保札西。

事發之時，他們遠離拉薩，3 月25日才在加里宗的鞏多江加入達賴喇嘛一行，並與 CIA取得聯繫。而貢保札西本人那時在山南某地，對拉薩的事一無所知，他得知」拉薩事件」的時間跟美國民眾得知的時間差不多，還是從印度電台的廣播裡聽說的。不過，四水六崗那時候已經化整為零，一支約50人左右的小分隊就駐紮在離拉薩不遠的貢卡，守著藏布江的渡口。正是這支小分隊，在達賴喇嘛一行出走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當時拉薩有兩套政府體系，一套是噶廈政府，另一套是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噶廈政府的兩名司倫已經辭職，達賴喇嘛沒有指定繼任者，噶廈政府差不多等於半癱瘓。這兩套政府班子中，籌委會根據中央的指示」堅持大權獨攬，集體領導的原則」，但是有些工作依然責成噶廈政府執行，因此兩套班子互相牽制，但是都無法掌控全局，而普通民眾則對這兩套班子都不信任。也就是說，西藏基本處於無政府狀態。

「拉薩事件」中有一點常常被忽略，即民眾的憤怒並不僅僅指向中方，同時也指向噶廈政府。當時包圍羅布爾卡的民眾除了高喊」中國人離開西藏」之類的」反動口號」之外，他們也對出入宮殿的噶倫們呼喊」不要拿達賴喇嘛換大洋」，」達賴喇嘛比一袋大洋更寶貴」等口號。民眾認為是噶廈政府的無能使得達賴喇嘛被架空，如今當他面臨危險，噶廈政府卻無力保護他。正是出於對政府的不信任，民眾才覺得自己必須挺身而出。歷史的詭異在於，包圍羅布爾卡事件以慘烈的結局告終，卻是普通藏人打破西藏權貴對政治事務的壟斷，直接參與政事的開端。同樣的原因使得噶倫們反覆勸說民眾離開，可是無法奏效，民眾在現場推選了自己的領導人，根本不聽噶倫們的話。

 

大規模的群眾事件一旦爆發，其走嚮往往很難控制。事件爆發之後，各種力量紛紛出現，各有各的目標，各有各的策略，形成不同的層面。最外層的是那些直接參與者，他們的目標通常很簡單，也很直接，然而，真正左右事件走向的，往往並不是他們。」拉薩事件」亦如此。當成千上萬的拉薩市民，三大寺的部分僧侶，以及住在城外的一些康巴難民湧向羅布爾卡的時候，各種力量隨即開始幕後的運作。發生在 3月10日到17日這關鍵一周內的幕後運作，決定了歷史的走向。

3 月10日一早，大批拉薩民眾湧向羅布爾卡這件事，雙方都是措手不及。民眾的憤怒劇烈爆發，很快出現暴力行為。達賴喇嘛宣布取消去軍區禮堂觀看演出，希望民眾離開，派三位噶倫去軍區當面對譚冠三解釋。當天譚冠三將軍給達賴喇嘛寫了第一封信，達賴喇嘛次日遣人送去答覆。今後的幾天裡，雙方你來我往，各寫了三封信，直到 3月16日為止。

1959年 3月29日，也就是達賴喇嘛進入印度的兩天前，新華社發表了這些信件，作為達賴喇嘛被叛匪劫持的證據。新華社評論員當然不會說明，這些信件不過是雙方拖延時間的表面文章。

 

事發突然，雙方都不得不根據各自的判斷迅速作出決策。事發幾個小時後，西藏工委向中央電報拉薩發生的事。次日，工委再次向中央電報事件的發展，並且提出」 從一系列情況看來，反動分子當前的主要陰謀是設法劫走達賴。而達賴被劫走有可能也確實是存在的。」這個判斷成為」劫持說」的開端。

 

3 月11日夜晚，中央給西藏工委指示：」西藏上層公開暴露叛國反動面貌，是很好的事，我們的方針應是：讓他們更加囂張，更加暴露，我們平亂的理由就更為充分。中央軍委正在積極進行軍事準備，但是什麼時候開始平亂行動，要看形勢發展才能決定。」也就是說，」拉薩事件」的次日，中方已經作出了」軍事行動」的決定，何時展開這一行動只是時間問題。接下來的幾天裡，中央軍委給西藏工委一系列有關軍事行動的具體指示。

 

毛澤東當時在武昌，他在」拉薩事件」爆發的第三天，即 3月12日，就明確指示西藏工委」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的策略，指出這一策略的三個目的是」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引誘敵人進攻」。為什麼要」 引誘敵人進攻」呢？因為毛澤東希望藉此機會大打一仗，小打小鬧只會讓達賴喇嘛等人逃走，雖然這樣也不壞，」但是不如爭取大打一仗為更有利」。因此，就在譚冠三將軍與達賴喇嘛信件往返的那些天裡，中方在暗中進行周密的軍事部署。從這些檔里不難看出，」拉薩事件」到」拉薩戰役」是必然的，而且也是無法避免的，武裝衝突遲早會發生，就算 3月沒事，也是過得了初一，過不了十五。

 

達賴喇嘛親政，是」臨危受命」。1950年他登基後的第一個行動，就是避難亞東，隨時準備逃亡印度。當時他面臨幾種選擇，一方面是他在印度的哥哥催促他儘快離開西藏；另一方面是三大寺的堪布和噶廈政府請他儘快回拉薩安定人心，同時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將軍正在前往亞東的路上，要與他面談。年方十六歲的達賴喇嘛決定等到見了張經武再做決定。見面之後，達賴喇嘛幾乎是立刻就做出了返回拉薩，與中央政府合作的決定。

 

五年的合作卻使達賴喇嘛深感失望。他覺得自己留在西藏已經無能為力。1956年，達賴喇嘛去印度參加釋迦牟尼兩千五百周年紀念活動時，他的二哥嘉樂頓珠通過印度情報局長穆利克，向尼赫魯總理提出了達賴喇嘛避難的請求。不過，在尼赫魯和周恩來的勸說下，達賴喇嘛還是改變主意回到西藏。那時候，康區和安多土改過激導致藏民反抗，烽火已經波及噶廈政府管轄之下的西藏地區。西藏各地狼煙四起，誰都不知道局勢會朝什麼方向發展。

 

達賴喇嘛陷入兩難處境。他雖然不支持康巴人的武裝反抗，但是也不願意派藏軍去鎮壓同胞。那時候，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連接內地與西藏的公路早已經修通，機場也已建成。對毛澤東來說，西藏不再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經營」了，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的存在已經變得礙手礙腳。在這樣的情況下」打一場大仗」，徹底甩開達賴喇嘛和噶廈政府，顯然」為更有利」。

 

但是，對於藏人來說，達賴喇嘛不僅僅是布達拉宮裡那位未滿24歲的年輕人，他還是西藏歷史的延續和宗教的象徵，他的安危關係到西藏的命運。因此，無論是對噶廈政府，還是對普通民眾來說，達賴喇嘛的安全是頭等大事。四水六崗的軍規里，有一條是沒有批准不得進入拉薩，就是擔心一旦在城裡打起來，危及達賴喇嘛。因此，當形勢越來越緊張時，噶廈政府成員們要做的，就是確保達賴喇嘛的安全。在當時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是將他轉移到相對安全的地區，也就是解放軍尚未控制的山南地區，到了那裡之後再與中國方面交涉。在當時來說，這是選擇之一，而且是最後的選擇。

於是，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帕拉和噶廈政府成員們，開始秘密進行準備，將年輕的西藏政教領袖轉移出戰雲密布的拉薩。

1959 年的藏曆新年，理塘人貢嘎桑天在貢卡地區一個叫察德宗的地方。他是四水六崗衛教自願軍之下的一支小分隊的三名負責人之一。四水六崗是20多個部落人馬的鬆散聯盟，各分隊基本上由本部落的人員組成。貢嘎桑天手下有個名叫洛桑益西的20歲年輕人。洛桑在14、5歲時就被送到北京去學習，五年後，他畢業返藏，卻參加了游擊隊。他偶爾會去拉薩，跟部分噶廈成員秘密聯繫。

新年過後的某天，附近村莊的三位老者來見貢嘎桑天。其中一人告訴他們說，他們村裡有人剛從拉薩返回，說是羅布爾卡出事了。他們覺得不大對頭，應該通知四水六崗的人，一旦拉薩事急，多少有點準備。貢嘎桑天聽說此事之後，立即召集小分隊的幾名領導人開會，同時派人騎上快馬去四水六崗設在洛卡的總部，請求進入拉薩打聽消息。信使出發後，貢嘎越想越不放心，怕信使往返耽誤時間。他決定不等總部批准，先去拉薩看看再說。次日黎明前，貢嘎帶著洛桑益西和一個名叫旺楚茨仁的年輕人，策馬飛馳羅布爾卡。渡河耽誤了一些時間，他們只好派人先行通知幾位噶倫，要他們在距離羅布爾卡不遠的河邊見面。次日，他們趕到拉薩，與三名噶廈政府官員會面。貢嘎桑天向政府官員們表示，如有必要，他們分隊願意護送達賴喇嘛前往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在這次會面中，他們商討了達賴喇嘛出走的路線和日期。

 

在他的回憶錄里，貢嘎桑天沒有說明這次會面的具體日期。根據其它資料推測，應該是在3 月14日前後。此時，拉薩的形勢已經十分緊張，幾位噶倫已經開始秘密做逃亡準備，並指定達賴喇嘛的侍從長帕拉具體執行。

 

帕拉當即做出兩個重要的決定。第一個決定是派人去山南尋找阿達和洛澤，通知他們達賴喇嘛有可能出走印度，要他們立刻啟程去拉薩。由於阿達和洛澤一直處在遊動狀態，信使六天後才找到他們。當時二人完全不知道拉薩的事。得到消息後，阿達立即向 CIA報告，得到的指示是馬上去拉薩，但是事情發展的速度顯然超出他們的預期。他們兩人後來是在隆子宗見到達賴喇嘛的。

 

帕拉做的另一個決定，是派一位僧官去印度領事館，向領事齊巴說明，一旦情況緊急，達賴喇嘛有可能不得不出走印度，請齊巴向印度政府報告。齊巴希望得知達賴喇嘛的出走路線，以及進入印度的地點。帕拉答覆說具體細節尚未最後決定，只是為了謹慎起見預先說明。齊巴據此電報印度政府。後來，印度總理尼赫魯說， 3月14日他收到來自拉薩領事館的電報，應該就是傳達這個訊息的。五天後，齊巴收到印度政府的回電，同意達賴喇嘛避難的請求，但那時達賴喇嘛一行已經離開拉薩，去向不明，訊息無法傳遞。

接下來帕拉要做的就是安排騾馬、口糧，決定出走人員，安排藏軍守衛渡口等等細節，為了確保達賴喇嘛飲食的安全，甚至專門攜帶了廚具。這一切都是在極端保密的狀況下進行的。保密的對象不僅是中方，同時也對民眾保密。當時民眾情緒激昂，對噶廈政府官員完全失去信任，進出羅布爾卡的車輛都會被搜查，防止達賴喇嘛被送到軍營里去，甚至連信使進出都很費周折。在這樣的情況下，一旦達賴喇嘛出走的消息走漏出去，結果可想而知。

 

拉薩一片混亂，民眾有的上街遊行，有的守在羅布爾卡宮外。噶廈徹底分裂，噶倫們有的躲進中方軍營，有的躲進羅布爾卡宮，已經失去政府功能。民眾代表雖然推選出領導人員，但是並沒有統一指揮和具體安排。在那樣無序的狀態下，唯一安排周密，而且最終成功實施的，大概就是達賴喇嘛出逃的計劃了。

雖然一切基本就緒，然而是走是留這個最後的決定，還得由達賴喇嘛本人來做。可是，達賴喇嘛卻遲遲下不了決心。拉薩的形勢已經相當緊張，解放軍增援部隊進城，重武器運達拉薩等消息不斷傳來。消息在人群中傳播，民眾的情緒更加激昂。達賴喇嘛焦慮不安，感覺自己宛如坐在兩座即將爆發的火山中間。他一次又一次降神，請求保護神的指示，幾次得到的指示都是」留下」。他希望還能勸說民眾離開，以避免巨大的生命損失。但是，民眾不肯離開。

 

3 月15日，達賴喇嘛收到譚冠三送來的第三封信。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解放西藏史》中披露，這封信是由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前一天親自擬定，以譚冠三的名義送交達賴喇嘛的。毛澤東為這封信做了批示，明確指示」這些信，準備在將來發表。」不過，後來發表的信中，並沒有包括附在鄧小平、譚冠三信中的另一封信，即阿沛‧阿旺晉美寫給達賴喇嘛的信。

信中告訴達賴喇嘛說，和平解決危機已無希望，解放軍已經採取嚴密措施，防止他出逃。為了保證他的安全，最好回信告知譚冠三他所在的具體位置，這樣炮手就會避開他的宮室。達賴喇嘛的回信沒有說明他所在的地點，但是答應幾日後設法秘密去軍區。阿沛‧阿旺晉美在《中國藏學》1988年第2期發表的」談1959年『3月10日』事件真相」一文中，隻字未提這封信。《解放西藏史》中未提阿沛‧阿旺晉美的信，卻提到達賴喇嘛給阿沛的信，但是沒有公布內容。

 

在達賴喇嘛和幾位噶倫看來，譚冠三的這封信無疑是一份最後通牒，而阿沛的信則道明了形勢已經不可逆轉。可是，直到這時，達賴喇嘛仍然沒有做出最後的決定。 3 月17日下午，達賴喇嘛再次降神。這次，處於迷狂狀態的國家神喻洛桑吉美突然高叫」走！走！今晚！」話音剛落，宮牆外傳來兩聲巨響。兩發炮彈落在羅布爾卡北門外的沼澤中，彷佛是大戰即刻降臨的信號。達賴喇嘛別無選擇，終於做出了最後的決定。

 

1959年 4月27日《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在駁斥尼赫魯總理會見達賴喇嘛之後發表的談話時，堅持」劫持說」，至於那兩發炮彈，評論員說那不過是」劫持達賴喇嘛的叛亂分子向達賴喇嘛任意編造了一個恐嚇他的謠言」，間接否認有人朝羅布爾卡開過炮。阿沛的文章也沒有提到這兩發炮彈。直到49年之後，《解放西藏史》中才提到，3月17日下午3時許，一個名叫曾惠山的運輸站民兵兼經濟警察，」違反軍區規定，擅自用60迫擊炮向羅布爾卡的叛亂武裝還擊了兩炮。炮彈落在羅布爾卡以北圍牆外二三百米處。這兩發炮彈，立即成為西藏反動上層挾持達賴出逃的口實。」

 

《解放西藏史》沒有提起1959年 3月20日」中央關於達賴逃跑暫不向外宣布等問題給西藏工委的指示」。這份只公布了」節錄」的檔指示西藏工委：」……對於達賴逃跑暫不向外宣布，暫時不把達賴放在叛國頭子之內，只宣傳叛國分子挾持達賴。這對打擊敵人利用達賴名義號召群眾叛亂，可能有些好處。」

無論是事前還是事後的謀略，都改變不了歷史的走向。

 

1959年 3月17日夜晚近十點，達賴喇嘛走進供奉他的保護神大黑天的經堂。幾名僧侶正在念經，沒有人抬頭張望。在安詳的頌經聲里，達賴喇嘛走到保護神像前，獻上一條哈達，以示告別。然後，他坐下來，翻開一本經書，恰好翻到佛陀有關」提高信心和勇氣」的教導。

 

達賴喇嘛回到臥室，換上黑色藏袍，戴上一頂絨線帽。走到院子裡，他摘下眼鏡揣進衣袋，接過一名衛兵遞給他的步槍，扛在肩上，跟著兩名衛兵走出羅布爾卡宮，穿過人群走向拉薩河，背影漸漸消失在昏沉的夜色之中。

從那天起，國際政治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名詞：西藏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