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戈巴契夫到葉爾欽時代的政治震盪療法，並沒有令俄羅斯繁榮強大起來。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普京和繼任的梅德韋傑夫踏上了中國式的「先經濟後政治，自由市場加准威權主義」的改革之路。因此，在許多中國人眼裡，北京已經成了莫斯科的老師。
但最近兩件令全球矚目的國際政治事務——莫斯科紅場閱兵和金正日訪華，卻讓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技巧高下立現，前者大獲加分，後者黯然失色。
先來看金正日訪華。
本來，這為中國提供了一次絕佳的國際公關機會。與以往來訪不同，這是一次金正日所求甚多、中國全面掌握主動的訪問。首先，走路一瘸一拐的金正日有病在身，深受接班人問題困擾，需要向北京方面「託孤」；其次，金正日此前主導的貨幣改革失敗，雖然讓內閣資深部長成為替罪羔羊，但民意大跌，需要中國幫忙重抬聲望；另外，朝鮮經濟亟需中國大量「輸血」；最後，朝鮮需要中國斡旋，才能在獲得最大利益的前提條件下重返六方會談。
但是，中國沒能利用這個主動權。在接待金正日的方式上，北京仍然依照平壤要求，將一切置於「黑箱操作」當中，直到訪問結束，都不承認，不報導。而此時正值上海舉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世界博覽會，國際媒體蜂擁而至，藉機採訪朝鮮事宜，本可謂近水樓台。中國的墨守陳規，讓金正日「綁架」了中國在此事務上變得更為公開透明的機會。
反過來，被金正日打作公關牌的朝鮮版《紅樓夢》歌劇，卻讓中國所有政治局常委為其背書，儘管他自己則連陪同看戲的興趣也沒有。
當然，如果中國能夠促使金正日改變立場，回到六方會談，配合中國實現該地區的地緣穩定，在國內真心推動中國模式的經濟改革，那麼，中國在接待形式上吃一記小虧，也還划算。但以金正日的多變，這樣的事情恐怕還會重演。
反過來看莫斯科紅場閱兵。
這場紀念衛國戰爭六十五周年的大閱兵，場面雄偉，氣勢磅礴，包括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內的二十國領袖及其代表出席儀式，陣容豪華。藉著二戰是全球反法西斯戰爭的共同勝利，俄羅斯把閱兵做成了一個世界盛事。相比較而言，中國去年的建國60周年天安門大閱兵雖然也曾驚艷世界，但更多地卻是一場關起門來的閱兵。
具體而言，紅場閱兵除了展現俄軍新式武器和強大軍容之外，還創造了一個國際公關的經典案例。首先，莫斯科召集了東西方領袖及軍隊，尤其是美國軍隊的共同參與，既堵住了俄羅斯威脅論的嘴巴，又顯示了俄羅斯在軍事方面的世界領袖地位。第二，莫斯科邀請了戰時敵對國德國的領袖出席閱兵，一展自信心態，表明俄羅斯是真正的勝利者，並已醫治了戰爭創傷，與德國重新交好，「一笑泯恩仇」。第三，俄羅斯總統在強調勝利因素的時候，突出了人民，淡化了史達林的作用，從而使俄羅斯的勝利超越了以往對領袖尊崇的舊模式，讓俄羅斯人民充滿歷史自豪感，為未來奮進奠定了集體心理基礎。
俄羅斯選擇歐美軍隊參與閱兵，卻不邀請中國軍隊，也是一箭雙鵰：不僅向世界表明俄羅斯不會與中國軍事結盟，同時也向中國顯示，俄羅斯可以與西方攜手，中國則做不到。
中國本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參與者，中國戰場牽制了日本大量軍力，做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但迄今為止，中國的抗戰勝利紀念，非但做不成全球性的盛事，也無法讓日本真正低頭認罪，從而達到俄羅斯與德國間那樣真正的和解。究其原因，並非蘇聯的衛國戰爭比中國的抗戰更慘烈，犧牲比中國更大，而是中國由於內部的分裂，國共的不和，在抗戰史觀上有著無法消弭的差異，無法讓全球華人來共同紀念。
從上述兩件事務可以看到，中國在外交公關的思路和行為模式上，仍深受傳統思路約束，欠缺全球化和現代化意識。對此，北京是否應該放下身段，跟莫斯科學一學？
